妓女，被称为一种妇女从事的“特种”行业，男人们蔑称为“鸡”，妓：左为女，右从支，在男人眼里，女人本来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但有一部分人出于不得已的理由青楼为妓，万人为夫，也算是妇女中的一个另类，一个分支吧。其实在母系氏族社会，女人都是万人为夫的，儿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证明。只是那时候妇女当家作主，性的主动权也取决于女人，男人倒成了女人性的工具。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男女地位发生巨大变化，性的决定权转而取决于男人，女人就成了男人性发泄的工具，被蔑称为“妓”。据说三皇五帝时就有妓女，最早的妓女叫洪涯妓。但在男人为主流的阶级社会里，妓女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男人，在中国历史上，对妓女业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也是三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
他被称作妓女业的祖师爷、娼妓神、妓女的保护神、性产业化的鼻祖、中国设立“红灯区”第一人等，原因就在于他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这是世界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妓女一般以女奴的身份出现，在贵族地主家里陪吃，陪唱，陪睡，虽类似于现在起“三陪”作用的“二奶”、“三奶”、“N奶”，但身份地位卑下，称为“家妓”；君主的家里女奴更多，这是“官妓”，至于在街头营业的有组织的妓院则还没有。管仲的国家大妓院称为“女市”，里面的国家工作人员称为“女闾”，管仲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的国家大妓院起到了五方面的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管仲置女市收男子的钱入国库，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增加了国家收入；二是解决了大量女奴隶的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四是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五是进一步规范了娱乐业的发展。齐国之所以能够富国强兵，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国家大妓院的建立功不可没。既然妓女正规化、合法化有这么多的好处，当时各国就纷纷效仿。妓女们第一次受法律保护，能够正当营业，也非常感谢管仲给她们提供的便利条件，所以称之为娼妓神也就不为之奇了，这个习惯一直影响了中国近三千年。
第二个男人是宋朝著名的大词人柳永。
他被妓女们称做“花间皇帝”，受妓女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妓院不花钱也能寻欢作乐者，柳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词”好。妓女由纯卖“肉”到既卖“肉”又卖“艺”，柳永虽不是始做诵者，但一定是把妓女由纯操皮肉生涯的行尸走肉变成“高级妓女”、“艺术妓女”的导师，宋代自柳永以后，妓女业发展到了顶峰，以至于惊动了最高统治者皇帝：宋仁宗喜欢柳词，曾对柳永下旨：且去填词。于是柳永成为青楼专业的词作者，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宋徽宗后宫佳丽三千，却独被妓女李师师的风韵迷倒，原因并不在于李师师比后宫的佳丽更漂亮，而是她的“艺术”气质高于常人。柳永活着的时候，宋朝各大名城的歌女舞妓无一不是他的“粉丝”， “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传遍神州大地。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空前的欢迎，有人供他吃喝玩乐，填的词妓女乐师还会有“稿费”给他。柳永死的时候，卞京城的妓女们出钱为他大出殡，这是怎样的场面啊，全城的妓女停业为他送葬，花枝招展，哭声震天，数里可闻。就是皇帝驾崩，亲娘老子死了，也不会有这么宏大的场面。以后的每年清明节卞京城的妓女都要去给柳永扫墓，俗称“吊柳七”，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所谓做一行精一行，行行出状元，做了妓女，在无奈中也是有追求的。那就是做全中国最出色的妓女，俗称“花魁”。“花魁”单靠脸蛋漂亮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内在的气质，是柳永给了妓女们“苦中的尊严”。
第三个男人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个一心把穷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活观音，对妓女的命运也是深表同情的。妓女中有因家庭条件贫困而自卖青楼的，有被土豪恶霸逼良为娼的，当然也有贪图享受不愿劳动而把卖淫当做致富手段的另类。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微服私访，曾亲眼看到一个老鸨追打妓女，他怒不可遏，当即命令卫士制止了老鸨的无耻行为，“谁家没有妻子姐妹，任尔等肆意胡为”，毛泽东决定消除这一社会毒瘤，下达了“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命令。一夜之间，北京城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随之展开全国性的解放妓女运动。不管妓女们愿意不愿意，不管嫖客们笑与哭，毛泽东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根除了风行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妓女现象。当有外国记者问时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时，周总理幽默地说：“有，在中国的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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