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原题：看“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是怎么朝民怨火上浇油的）：物价涨，民怨生，于是有“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出来安民了。这本来可以成为一次罕见的感人场面。面对媒体的提问，“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不是硬着头皮说“形势一片大好”，或“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之类，而是坦承“保持市场价格稳定的难度很大”，试图把真相告诉民众。
但是，接下来在说了一大通“稳定价格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后，“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终于图穷匕现了，表示“要鼓励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消化价格上升的影响；同时，鼓励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节约消费”——原来，之所以把困难告诉民众，是为了要大家做好勒紧裤带的准备。
本来，这也没什么不对。富日子有富过法，穷日子有穷过法，困难时期节衣省食很正常。但问题在于，政府仅仅要求“企业”和“消费者”勒紧裤带，怎么独独没有对自己也有所要求呢？要知道，就算是在古代社会，碰到这种情况，皇上还得“减膳”呢。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曾因此而“不吃肉”。怎么到了今天，公仆们都理直气壮地只要求主人及生产财富的企业节省，而他们自己却照样可以夜夜笙歌、餐餐鲍翅？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人们之所以觉得难以忍受，关键在于一直以来的分配不公，社会成员未能“共享改革成果”。分配的巨大悬殊和由此而内含的巨大矛盾，平常时候还能掩盖一二，一到积压的通货膨胀释放出来后，真相就掩盖不住了：高速增长持续了30年，怎么老百姓连这点通胀都扛不住呢？——原因很简单，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其他人只是看客。这其中，最令中国人感到不公平的，一是权力腐败，二是官商勾结，三是行政浪费。前两项没有数据可查，仅就后一项而言，有资料显示：1986年到2005年，全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长到498元，增长23 倍；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增长12.3倍，可见行政费用的增长远快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几年更加变本加厉，据熟知官方底细的学者吴敬琏透露，政府每年公费吃喝、用车、出国各支出几千亿元，几项相加，职务性消费已达上万亿元，几近当年（2006年）财政收入的30%，这还不包括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及其他支出。
官员自称是“人民公仆”，政府的一切收入都取之于民。但是，就在政府要求民间“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消化价格上升的影响”、“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节约消费”的同时，政府本身的节制却不闻声息。去年提了提“制订职务性消费的标准”，很快渺无音讯；一部《财产收入申报法》，从1988年开始折腾，，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人士多次建议、呼吁，至今不能“进入立法程序”，连草案都拿不出来——最近又有退休干部在鼓噪，估计也不可能引起在职官员的兴趣。
当然，政府也不是全无作为。中央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文件、通知，还是发过几个的。可惜言者似谆谆，听者实藐藐。这种严重损害官员既得利益的决定，明显不是发几个文件就能搞掂的。《财产保护法》、《劳动合同法》都这么快就出来了，为什么一触及到自我利益，要出来个硬东西就这么难呢？
此轮通货膨胀，虽然“原因复杂”。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原因；既有经济发展积累的成本上升，又有具体产品的结构性原因，但还有一个政府官员和体制内学者都不能宣之于口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政府使然。由2005年开始执行的不完全冲销政策，伴随着外汇占款，积累的货币增量越来越大，2006年第一季度对外汇占款的冲销比例仅为36%。这种操作，虽有抵挡汇率涨势的考虑，但就分配而言，实质上是国家将老百姓手上的财富切去了一块。有人说土地收费是政府的“第二财政”，那么这种以货币发行方式进行的财富转移就堪称“第三财政”。政府收入最后体现为高达1.5万亿的外汇储备，并且生下一个叫做“主权基金” 的金蛋，到海外四处寻找“投资”机会，今天亏几十个亿，明天亏几百个亿，还是美元。
这种种情形，由不得民众不生怨气。这种由比较及不公正感所滋生的怨气，不是一点副食品补贴就可消除的。对于一个以政府绩效作为主要合法性论证手段的政权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长期性隐患。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会如此紧张；为什么它公布的数据，总是与民众的切身感受相去甚远。政府口头上将CPI控制在5%以下，不仅是为了减轻民众的通胀预期，避免恐慌和抢购，还有着更加深层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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