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热”为何持续升温？中国的经济景气能否持续？中国的崛起是经济意义上的复兴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复兴？这种复兴能否在不推行“西方民主”的基础上继续下去？
旅美经济学家方绍伟(Frank S. Fang)在他刚出版的英文新书China Fever: Fascination, Fear, and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中以独特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与人完全不同的结论。旅美华人中用英文写小说出专著的并不少见，但以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国际影响为主题的全方位论著却仍闻所未闻。而一个经济学家从文化心理角度同时刨析中美两国的制度利弊更是前所未有。
他的分析采用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认知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方法;分析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根源，中国的“脸面崇拜”背后的“耻感文化”和“恐感文化”,当前中国“十大社会问题”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朝代周期”的制度背景,以新的任期制和多党合作为特色的“政党政治”的变革特征，以及中国的“相互依赖文化”与西方的“个人自主文化”的差别；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并不会逐步导致政治上的西化，其政治制度也不可能走向西方人所说的逐渐崩溃，而中国的经济复兴实际上是整个文化复兴的前奏,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是经济或军事的挑战而是“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
方绍伟是如何看待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又是如何由此分析民主问题的呢？原来，西方经济学除了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外，还有近年来不断有人摘取诺贝尔奖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注重从产权，交易费用，规则和文化等方面分析个人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简单的自由市场加民主的经济理论。
在他看来，常识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有两个方面的含混。一是将自由市场，人权，法治和对抗性竞选通通视为民主。实际上,法治比竞选要古老得多；象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有法治无“西式竞选”的地方,有的是更可靠的自由市场和人权，而多年来许多试图推行“竞选民主”的非基督教国家却既无法治，也无自由市场，更谈不上人权。美英两国硬＂拷贝＂出来的伊拉克民主更是混乱不堪。问题不是竞选民主没搞好，而是在另一个文化中竞选民主根本不可能搞好。否则象征暴政的“柏林墙”就不会在东欧被推倒后又要在美墨边界上重新建立起来了。另外，“竞选民主”也不是根治腐败的途迳；印度，墨西哥，台湾等便是例证。亚洲新闻自由度最高的菲律宾问题更多。至于人权，那也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内涵的概念。加拿大的同性恋者比美国的有更多的权利（包括结婚），这就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权问题。中国二十多年前如果不搞计划生育，现在就会多出一个美国加上墨西哥的人口，人均收入就不可能大大超过不搞计划生育的印度。这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权问题。
第二方面，“竞选民主”也有具体选举方式，参与的广泛度，竞选宽度和对抗程度的不同。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法官是任命还是竞选，妇女黑人能否参选，竞选一开始是否就是多党对抗，所有这些即便在美国也是一个“公共选择”而不是一个“道德选择”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过程既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政治文化观，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化道德观,而这两者都离不开文化心理(“相互依赖文化”或“个人自主文化”)的影响。抽象道德的和普遍适用的“竞选民主”根本就不存在。
与此同时，“竞选民主”在美国也面临重重困境。筹资至上，贿选，自由的不同价值，策略式选举（竞选博弈），滥用特权,程序僵化（从当年的越南和如今的伊拉克撤军怎么就那么难？）等等，都充分证明“竞选民主”的程序机制在抑制人的劣根性的有效性上，在公正表达民意的有效性上，确实是被“西方中心论者”大大夸张了。台湾“竞选民主”的种种丑闻（由于暴力盛行，台湾立法院是世界唯一的只能用纸杯而不能用玻璃杯的议院），更证明一个以“德能”,“和谐”与“一统”(“一山不容二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在强行“竞选民主”后的悲剧。
总之，China Fever: Fascination, Fear, and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一书论题广泛（包括人民币升值问题，美中贸易逆差问题，B2C即Back to China中的“海龟（归）－海带（待）－海藻（找）－海鸥”现象,新一代企业家的暴富，追星文化的流行，屡禁不止的“二奶经济”，中国股市暴涨问题，美国侵略性的制度根源问题等等），观点尖锐鲜明，连美国的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也小心谨慎，并删除了包括中国多神论宗教的同化兼容性与美国一神论宗教的偏激排它性等内容，以避免刺激美国的读者。但无论如何，即便是在中国(中文本即将在北京出版)，该书的观点很可能大有争议。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