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牟传珩来稿（原题：中共"解放思想"背后的禁区——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去年胡锦涛"6、25"讲话强调四个坚定不移，是以"解放思想"居首的，继而温家宝又刻意发表了《仰望星空》诗，问天的寓意也是解放思想，而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更是再唱"解放思想"高调。那么，今后中共会真的来一场解放思想运动吗？
不久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次有关讲话和中共高层智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都以"解放思想"为主调。汪洋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有"叫板新加坡"的说法，而当年"皇甫平"三作者之一施芝鸿的《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一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了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内在动机。当下官方舆论甚至渲染说，这显示了中共将在30年前邓小平领导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1992年江泽民第三代领导人上台初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胡锦涛等第四代领导人开展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可见，中国当下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政治谜局，是自上而下被用心良苦地设计出台的。
然而，我们只听雷声大，不见雨下来。其实思想解放不是空喊口号，而要有具体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在位时倡导思想解放，《文汇报》从复旦大学的墙报上把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公开发表在副刊上，从而导致了"伤痕文学"诞生；《人民日报》则把当时的"四五运动"说成是正确的行动，随之全国民主墙运动兴起。由此思想解放直接导因了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开始反思、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计划经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先后跨越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几个台阶，直到今天官方已彻底废弃了计划经济，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其实这30年一路走来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与反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一条不断"去社会主义化"的历史，也就是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历史。回首这一历史进程的哪一步，没有思想界、理论界探索者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而民间派异见人士始终都真正站在倡导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但一次又一次喋血在邓小平为"思想解放"政治谜局设计的"四项原则"禁区里，成为社会发展的政治牺牲品。天津已故的汤戈旦老先生深陷牢狱，就是这一高举"市场经济改革"旗帜群体的典范。6年前，本人又因继续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放弃市场经济的紧锢性定语"社会主义"，而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以言治罪"。
本人之所以要反对为市场经济强加"社会主义"的定语，是基于深刻反思了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改造中国的成功实践，是希望不要用与市场经济南辕北辙的社会主义教条，束缚了市场化改革的手脚。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坚持还是放弃"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已成为改革与保守，继续思想解放还是就此止步政治分野的现实标识，并将注定成为今后30年决定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能否越出设定禁区的关键所在。记得十八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政论家伯克曾经说过，"无法改革的国家将也无法存续下去"。这句名言最适合用来描述30改革开放走向困境的中国现实。
其实中共今后的思想解放基调已很明确，早在去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胡锦涛"四个坚定不移"讲话都以敲定，即一方面明确地回应"社保派"要求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主张；一方面又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当然更不会接纳"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张。这也就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走"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四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共第四代设计"解放思想"的禁区。从30年前的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实"红色记忆"禁锢下的中国，思想从来就没有真正解放出来，并由此决定了中共今后的"思想解放"根本不可能向外界期待的那样激动人心。
值得庆幸得是，这种局面已令体制内的专家、学者都不能忍受下去。今年年初，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接受记者冯小静专访谈到解放思想时特意谈到："改革不能设定禁区"。任剑涛认为，解放思想应重提"改革无禁区"和"三个有利于"，在制度探求上倡导现代混合制度，并且从具体政策安排上鼓励勇于改革、有利开放的举措。他强调不能设定改革的制度框架。不能设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具体举措。观念、制度、举措都不能设定前提。不能以某种政治理念、政治前提禁止讨论。这样才能使改革开放在思想上处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从而对改革的思想探求提供充分的政治空间。他强调不能将思想解放的活跃状态解读成思想解放的混乱状态。思想解放，肯定有个主流，需要有关方面自觉地站在国家核心价值的角度进行筹划。但也有非主流的意见，应当容许它长期存在，并一定程度发展。他认为思想解放的可控状态对官方而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对民间来讲，人们应该把思想的表达放在理想的平台上，有一个妥协的余地，有一个商量的空间，使得官民双方可以直接沟通。这样使得中国社会在解放思想当中可以真正达成国家发展的理性共识，从而为改革开放共识的重新形成提供公共理性基础。而《南方周末》则发表作者关山"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的文章，更进一步谈到，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从剑涛教授的以上公开言论到《南方周末》发表作者关山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文章，都是从体制内挑战为思想解放设定"四项原则"禁区的大胆尝试。我们期待今后会有更多的官方媒体、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来，最终彻底打开中国30年来的鸟笼式改革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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