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沦落为“下流社会”？

　　日本从“一亿总中流”沦落为贫富悬殊的“格差社会”，这对很多人是晴天霹雳。日本人怀念“中流”，不愿承认自己沉沦，唯有用“格差”这个中立词聊以自慰，甚至用“中下阶层”来掩饰窘态。

　　日本未来学者、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近年出版的畅销书《中下阶层的冲击》（台湾中译本名为《M型社会》）是其代表。但消费市场观察家三浦展则大胆承认，日本已经是《下流社会》（日文），连公营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NHK）也以《勤劳贫困——腐蚀日本之病》作专题拍特辑、出专书，说明“格差”问题确已成了全体社会关注的课题。

沉沦未必就“下流”

　　其实，早在30年前就已出现“中产阶级崩溃论”，只是经济高速增长迷醉了全日本，直到它像泡沫般破裂，形成15年的“平成萧条”，大家黄粱梦醒时，才发现日本已经成了“下流社会”。

　　

中文“下流社会”这个词是不妥的。无奈，三浦展这本光文社新书，2005年9月初版，2006年1月已再版11次，不到半年销售超过40万册，不仅成为出版界热门话题，也确实轰动了日本社会。日文书名《下流社会——新阶层集团出现》确很吸引人，所有中文译本也用《下流社会》来招徕，是够刺激，但不准确，甚至有哗众取宠，误导读者之嫌。

　　首先，这书是从考察“平成萧条”后的日本社会变迁，包括消费社会的改变开始的。其次，它从日本人传统的“中流”志向，实证性地描绘了一个新阶层，即“下流社会”（日文）正在扩大的过程。第三，年轻一代既然已经沦落为“下流”，既无正规的工作，又无经济能力成家，更无法传宗接代，价值观、生活态度、消费意欲也跟着起改变，整个社会开始分裂……。但它不是在论述阶级论，而是自称在开展“消费社会论”。

　　作者并无意要揭社会的疮疤，特别是政治无能造成的沉沦。因为他描绘的社会现象，重点还是阶层分裂后，考察和统计出一些新消费现象。真不愧是一名市场分析专家。但是，读者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的“中产梦”破灭了，担忧自己，也担忧家人的未来。

　　回来谈中译本也用“下流社会”作书名，明显是把日文汉字当中文使用的诡谲。首先是台湾的中译版，接着是中国大陆的中文版，再有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页的中译版，书外书内全都使用“下流社会”这个词。作为一名中文读者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本数落日本人下流无耻，或社会败坏的专书。因为中文固然有“往下流”的状态词，却从来没有人以“下流”的形容词来描绘一个正常国家或社会。既然是翻译书，又是使用中文印刷，没有理由使用不对称的名词。唯一的解释是，在利用中文日文相通的汉字，把它当灰色地带利用：一可以附和一些人要咒骂日本的心理，将错就错地暗指日本是“下流”；二可以哗众取宠，以提高推销商品的效果。

　　日文确实有“上流、中流、下流”这些词，意思是处在“上游、中游、下游”的阶段，都是些位置指定词，不是道德规范词。中文称“上流”、“中流”意思明白，但称“下流”，除非真要说对方社会“下流无耻”，不然跟日文原意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虚构“M型社会”概念

　　日本近年出现很多流行的新词，“M型社会”是其中一个，但却是很糟的范例。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学术界曾流行一个社会学新词“M型社会”。原因是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他的第二本研究日本新著《The M-Form Society，1984》获得好评，特点是将日本商业管理模式应用到社会管理形态上去，让日本人感到光荣，美国人感到新鲜。所谓M就是“管理”（Managment）的简称。但大前研一2006年的新书《中下阶层的冲击》在台湾出版中译本时，出版社（商周出版）不仅将书名改为《M型社会》，而且还请作者加写一本43页的小册子《M型社会——给M型台湾的建议》，遂建立起日本海外版的M字型学说。

　　值得注意的是，“M型社会”这个学术概念的原创者大内，他是突出“管理型”这个特征。而大前是强调社会“M字型化”。其实他在书中着墨不多。第一章虽然以“M型社会来了”为题，具体内容只有，“在劳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崩溃之后，所得阶层的分布即往低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上下两极移动，迈向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落的‘M型社会’。”

　　由于人们实际收入减少，相对购买力下降，中产阶级没落，贫富悬殊扩大，确实形成“格差社会”。但基本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型”，如今标新立异说变成“M字型社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亿中流”成为历史

　　更重要的是，所谓社会学者们，他们创造了一大堆新的名词，什么飞特族（Freeter）、派遣员工、单身寄生族、流浪族、网吧难民等等，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是天生的懒虫、自我没落的流浪汉、迷失的一代，即使形成“下流社会”也是咎由自取。也有社会学者说，这就是网络时代的社会特征。

　　日本人崇尚“中产阶级”，较古典的认识是以收入和财产来划分。二战以后，新的产业，比如服务业，行政人员、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的增加，“中产阶级”的观念有了改变，包括“新中产阶级”也流行一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就写过一本书《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对战后日本社会变化有过细致的描述。

　　1960年的调查是，日本56％的人喜欢用“中流”形容自己，29％选择“中产”，19％自称“中间”。80年代，日本经济蓬勃发展，当时官方的“国民舆论调查”显示，90％的人选择“中上、中中、中下”，因此有了“一亿总中流”的定义。但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劳工失业，经济低迷，学界即刻又掀起“中流崩溃论”的论争。东京大学副教授佐藤俊树的学术著作《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全体中流》不仅成为畅销书，就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

“勤劳贫困”起恶性循环

　　日本人虽然希望继续生活在虚构的“总中流”梦幻中，但现实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小泉政府领导的改革，首先是大企业的废弃终身雇佣制，其次是企业大量减少雇佣正式员工，即使经济情况好转也只是雇佣临时工、派遣社员、飞特族等名义下的非正式雇员。有统计说，日本企业2003年雇佣的正式员工为3500万，非正式员工则为1500万，等于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员工。2005年正式员工更减至3333万，非正式员工增至1591万。

　　统计也说，大学毕业的正式员工每小时工资平均1000日元，派遣社员只有500－600日元，正式员工有社会福利和退休金，但非正式员工则没有。总的来说，临时工的收入不到正式员工的一半。临时工收入低，就业无保障，自顾不暇，不能成家，甚至居无定所，最后沦为“网吧难民”、公园或地下道的“流浪族”，不仅扩大了贫富悬殊的“格差社会”，还制造了一群年轻而又摆脱不了贫穷的社会底层，日本称这种现象为“勤劳贫困”（Working Poor）。日文书名《下流社会——新阶层集团出现》确很吸引人，所有中文译本也用《下流社会》来招徕，是够刺激，但不准确，甚至有哗众取宠，误导读者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