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为“野蛮”辩护的冯仑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 当一种人生向你坦露时，感慨是必然的；当一个思考者的灵魂向你诉说时，来自心灵可以共鸣的深处的精神吸引力是难以阻挡的。

 据《野蛮生长》一书作者冯仑介绍，这本书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完成的：冯仑邀请他的朋友和下属过来，以讲座的方式进行口述，整理成录音文本后再动笔修改。因此，整本书就像在讲故事，冯仑讲述他自己的人生。其中虽不乏对社会、国家和行业等宏大概念的论述，但这些也像讲故事一样，在娓娓道来。

 

作为一个成功者，关于人生冯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书中最能概括冯仑一生的，无非两句话：“坚持在一个方向上努力，持续积累正向效应”，“守正出奇”。因为“坚持在一个方向上努力”，十几年后，冯仑终于站在了行业顶峰，成为大陆房地产业巨头之一；因为“守正出奇”，他才能避开前进路上的许多陷阱，坚持走到今天——回眸四顾，许多同行者早已倒下。

 在“企业家”章节中，冯仑介绍了王石与牟其中这两位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冯仑就是王石与牟其中的混合体。在一些方面，就本性而言，他是牟其中的，牟其中才是他的商业启蒙老师。然后，通过及时“学先进”（从挖到第一桶金起的1993年就开始了），他吸取了包括王石在内的一批企业家的长处，才有了今日之冯仑——不难看出，冯仑确实勤于思考，善于学习，不愧有“商界思想家”之称。

 冯仑喜欢说“伟大”，颇有点老男人的自恋。伟大应该具有某种对环境的超越性和与众不同性。牟其中和王石确实是那种具有超越性的伟大人物，但在冯仑本人身上，看不到这种超越的力量（我只是在阿拉善换届选举的会场，远远地见过冯仑，谈不上直观感受，依据的还是冯仑这本书）——冯仑只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对于环境，他有的是顺应，没有的是超越。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其实能熬出来的只是成功。冯仑无疑是成功者，但成功不等于伟大。

 今日大陆，已不再是冯仑初出道时那种遍地是机会与黄金的年代。在这个利益格局已相对固化的时代，对许多读者来说，此书吸引他们的，或许已不是冯仑那不可复制的人生，而是书中偶尔坦露的成功人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这是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仅凭想象无法了解的；这也是许多人不得不面对，不得不竭力去了解的那个“他们”。通过冯仑此书，许多人才知道，国内顶级富豪们的相互联系与沟通，已经达到何种程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组织，但通过各种行业组织，跨行业的论坛、同学会、NGO和俱乐部等形式，企业家之间的整合与相互认同已基本完成。这种内部的自组织过程，一方面为企业家的人生在经济目标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社会性目标，即争取业内的地位与认同；另一方面，具有组织性的企业家群体放大了自己的力量，不论是在与官方的政策博弈上，还是在面对消费者时，企业家的声音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而利益的另一方，占消费者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却既没有足以实现自组织的条件和资源，也没有能力参与博弈，很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上层博弈的结果。这就是今日大陆的现实，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运。

 冯仑自诩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在其成功之初，其内心或许如此，所以他第一个提出了民营企业家“原罪”说，实质是提出了企业家个人财富的合法性问题。但人毕竟难以超越自己的阶级性，随着业内认同越来越多，行业地位越来越高，冯仑开始频繁为这个阶级代言，为这个阶级的“野蛮”包括“原罪”辩护。此时，他心中的“无产阶级理想”，应该已所剩无多。

 在许多公众看来，这一代大陆资本家的“野蛮”，不仅指挖掘“第一桶金”时的原罪，而是伴随着资本家的整个“生长”过程，直到今天。就在企业家进行内部整合达到一定组织化的同时，在整合程度最高，行业领袖影响力最大的房地产业，开发商与消费者却对立最严重，房地产业成了衍生亿万富豪最多的暴利行业。房价的迅猛飞涨，使无数人成为“房奴”，使更多人望房兴叹。冯仑为所有这一切辩护，他也不能不为之辩护。因为这是一段包括冯仑在内的企业家已经走过，无法回头重新来过的时光，也是把他们高高垒起在金字塔顶端的砖瓦。按照冯仑的说法：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妨碍伟大，伟大只是一个结果；历史只有成败，没有是非——但是，这种观点，是否能为今天那些被迫“沉默”的“大多数”所衷心认同呢？

 除非思想境界达到了王石那种高度，选择只做职业经理人，不做老板，否则，一些民营企业家积极鼓吹民主政治就显得颇有几份吊诡，除非他们所设想的，其实还是由财富多寡而非由人数多寡决定话语权的民主，或者是通过“立宪”，事先确保了财富合法性不受追究的民主。用冯仑的话说：当时就算是有罪，现在追诉期也过了。

 在民主语境下，民众会不会追究“原罪”，其实与其他东西都关系不大，仅仅取决于一点：人们对现状是否满意。如果满意于现状，就不难把“原罪”视为达到现状所不能不经历的过程；如果不满现状，甚至还怀有怨恨，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所不满意的结果而宽恕过程呢？不管你怎么论证“原罪”在当年是如何不得已，对改革有多大贡献，如果改革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意味着被剥夺，他们又怎么可能为改革而宽恕“原罪”之阴暗呢？这就是政治转型的稳定性与一定的经济发达程度，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高度正相关的原因。因此，今天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政府又爱又恨。“爱”的是，政府迫使大多数民众处于沉默状态，在这一点上，官（政权）、商（民营）、以及介于官商之间以高干亲属为主体的某个特殊群体，三者的利益立场是一致的；“恨”的是，不少人对现状不满，主要责任在政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冯仑不仅为企业家群体辩护，为他们财富的合法性、行为的合理性辩护，而且试图赋予主流企业家或者说企业家领袖以某种神性。因此，虽然他在“自序”中声称自己希望像汤唯一样“干干净净地脱”，“即使露点也义无反顾”，但如果有人真的想在他书中看到他的“点”，却是看不到的，最多透过外面的包装物，隐隐约约看到一点里面的轮廓而已。

 之所以浓墨重彩于成功企业家的“神性”，似乎与冯仑内心的某种期许有关。他相信，民营企业家将成为大陆社会进步的主流和主体，而这也正是中国进步的希望所在——几十年过去了，冯仑内心深处欲“兼济天下”的书生意气、士大夫情结始终未改。只是因应身份、角色的变化，“兼济天下”被诠释成另一种路径，另一种方式。这或许也即是冯仑所自我解读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吧。

 不管价值取向如何，真实的就是有力量的。无疑，书中包含了冯仑人生的、思想的部分真实。虽然这种真实必然是片面的，但这种人生是波澜壮阔的，其中写满了创业、冒险、奋斗、成功等这3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字眼。这或许还不能称之为“中国梦”，但确实可以称之为“改革梦”——这是改革年代大陆人所能梦想的最成功的人生。

 这本书记载的，就是梦一样的人生，真实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