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海内外热议下一步改革路在何方、动力何在之际，不由想起几年前的一次温总理记者招待会。当被问及天安门事件等敏感问题时，温总理深有感慨地劝说：不要再纠缠于这些容易引起争端的历史问题了，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照这样再发展个10年、20年，中国将大不一样（大意如此）。
在这里，温总理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关于未来的美好图景。应该说，这一图景是有吸引力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愿意为了这一前景而暂时放下争端和纠缠，致力于“发展”。但在回顾和反思改革之际，却不难发现，这一前景也是有缺陷的。即使温总理所描述的这种发展可以持续，它也只提到了“增长”指标，而没有提到“分配”指标。如果“发展”即意味着增加的财富只能为与权力关系密切的极少数人所拥有，大多数只能勉强“活着”，那么这种“发展”，就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发展”；这样的“改革”，也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改革”，它只属于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30年的发展和改革带给中国人的最终结果。有两份毫无疑问都还属于大有保留的数据，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这一点：来自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将贫困线划到年收入1300元，将有8千万中国人居于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在持续高增长30年后，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还有8千万中国人年收入不足1300元，不知道他们要怎样才能苟延残喘生存下来。
而由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社会科学院等部门不久前出炉的一份社会经济状况调查报告却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
这是21世纪奏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贫富分化、分配失衡及其性质的不公正，正在撕裂整个社会，使中国实质上正在分裂成几个国度。发展，GDP增长，这些指标在既得利益群体中能够构成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在广大利益受损群体中，却早已丧失了说服力。如果说象政治开放等敏感性话题可以贻之于“战略机遇期”以后，但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却没有任何理由拖延——难道说，可以产生巨大利益增量的高速发展时期，却不适于调整分配，反倒是到了没有多少利益增量的停滞期，更有利于调整？难道说，好歹多少保留了一些公共财产存量的今天，不适于调整，一直要等到公共财产都被瓜分殆尽、利益增量也被吞噬完毕之后，才适于进行财富调整？
温总理的说法，对于延迟政治开放是个好理由，但对于延迟利益调整却不成其为理由。实际上，只有在“战略机遇期”中，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完成对收入分配的调整，才能真正构成对于延迟政治开放来说是有说服力的理由。
无可否认，自胡温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不但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并出台了一些实际的社会政策。但是，无论是农业税的免除，还是农村学杂费的减免，都没有改变已经成形且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都只是就特殊利益集团指缝中漏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资源在做文章。人们看到，所有可能真正损及官僚利益集团的措施，从财产申报法到阳光财政，从缩小公务员队伍到减少行政费用，从减少国企垄断到制衡行政权力，每一步都不仅仅是举步惟艰，而是裹足不前；真正有效的反腐措施出不来，出来的诸如建立预防腐败局之类，都是既无实际效果，又进一步浪费公共资源，肥及官僚之举；偶尔有损官惠民的措施，例如助学贷款，却又“政令不出中南海”。
真正调整收入分配，就不能只在现行利益格局的边缘打圈圈，就不能不触及由官僚主导的现行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说，现在的经济增长也是由官僚主导的，它离不开特殊利益集团的配合，为了“战略机遇期”的发展，只能迁就迁就。那么，这种将全部现存和新增财富都纳入极少数人腰包的“发展”，绝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要的“发展”；这种已致或将致中国于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不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选择。
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有涨有落都很正常，只要尽力了，没有人能责怪当局者。但是，如果今天的执政者不能在收入调整、改变利益分配格局上真正有所作为，就不能不说是有愧于历史。
我相信这种观点，至少可以代表相当部分中国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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