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人：奥运、西藏和国际地缘政治下的点滴

英国历史学家西利早有名言“言政治而不求之于历史，必游谈于无根”。中国人谈西藏问题喜欢以历史为窗口，但基辛格博士多年前一语点中“你对美国和西方人说历史没用，因为他们没有兴趣”。对历史没有兴趣的可能不只限于西方民众。

1．西方的民意基础

整个西方对西藏的总体态度如何，笔者不敢妄加推测，但以加拿大为例或可“管中窥豹，见其一斑”。

总体而言，加拿大人对西藏背景了解极为有限，但以笔者在加拿大20年中多次与受过教好教育、且不同年龄层次的加拿大人谈及西藏问题时，他们众口一声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入侵西藏”说法每每让笔者十分吃惊。更有口无遮栏、任期只有4个月的加拿大女总理（Kim Campbell），在199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我们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让笔者当时更大感不解。直到最近奥运火炬风波和藏独事件中，一些加拿大人借机对孩童的洗脑才疏理出一些原由。

笔者孩子在多伦多公立学校上3年级，2周前她的班主任对她和一些同学说“西藏是独立国家”。当笔者和一朋友谈及此事时，无独有偶，他说他正在私立学校上6年级的孩子也在这几天被布置家庭作业，题目大体是“独立国家西藏概貌”。

我们是华人可以纠正自己的孩子，西方主流社会却不会。许多年后，这些被洗脑的孩子长大后必然会在适当的环境下不自觉地推销“藏独”。实际上，与其说最近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不恰当看法都受西方政府或反华势力操控，倒不如说这些报道的背后有这只长期形成的“无形的手”在推动和支持。如何消除这只无形的手，大概是中国政府和驻外机构的长期挑战。

不过以最近西方媒体的太明目张胆的片面，如果引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说法，中国政府在这一轮的媒体搏弈上赢了一回。但论战势必长期进行。

2．西方的现实政治和地缘政治面面观

一个大国国力快速上升，必然牵动牌局上的整个局面甚至导致多方权力失衡。为了平衡牌局，通过改变结盟方式和改变双边关系中的距离感来到达彼消此长，通常是有效的手段。说中国近年国力的快速上升影响西方世界的情绪和导致某些人的失落感，相信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对中国新的地缘政治游戏，其实早已展开。

300多年来，自法国的黎塞留 （Richelieu）大主教摒弃宗教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轴开拓现代外交手段以降，后世者纷加学习效仿以达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对手利益的最小化：一个“零和”游戏的另一表达方式。从过去法、英、德、美的分别崛起过程看，他的这种实用手法只不过被冠以不同的学术名词而已，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过去几百年甚至更久历史上不变的实用经典会在21世纪突然无影无踪。在英国辉煌的19世纪，英国首相帕尔姆斯顿（Palmerston）明言“对英国而言，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各国权力的平衡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在德国国力起飞的俾斯麦（Bismarck）时期，他通过“现实政治”理论平衡周边列强。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的2000年前就有“合纵连横”理论，就是后来中国势弱时也有李鸿章的“均势论”和“以痍制痍”论，说的不外乎是同一件事。

将利益包装得最好的还是美国，在自由女神和普世真理的旗帜下，多少年来她合纵连横并重拳出击各个潜在的对手。其核心着力点是地缘政治的棍杆效应，表现形式却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和对真理的辩论。俄国要出头，和俄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包括中国讨论俄国过去3个世纪中的扩张主义问题，比如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中媒体站在与之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一边。日本要冒尖，就和中国一道讨论反省“二战”等历史问题。中国刚开始上升，民主自由牌西藏牌就被长期派上用场。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出于对上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的共同理解和共同利益，中美联手破灭了越南欲吞老挝和柬埔寨而建“印支联邦”的梦想。假以今日，美国可能会用之来抑制中国。国际间的政治游戏，让人眼花缭乱。

按基辛格博士的说法，在列强纷争的19世纪中老百姓对自己国家利益理解得最好的是英帝国岛国的臣民，他们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理解英国政府在欧洲大陆列强争霸中总是站在弱者一边抑制快要冒尖的霸主，而且他们总能理解这么做不容易却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笔者以为在今天，对国家利益理解得最好应该是美国的老百姓包括媒体。在他们对别国指点的同时，不管媒体还是百姓都绝口不提160年前美国在与墨西哥战争中获取的80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加州和得州大部）。连维护美国统一的南北战争，也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是为“解放黑奴”的道德目标而战，而有意忘记“解放黑奴”是战争带来的实际结果；他们可以集体忘了林肯总统说过的“如果保持黑奴制度可以维护南北统一，我将这么做；如果废除黑奴制度能更好地维护南北统一，我也可以这么做”。当初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其邻国的干涉，美国将整个美洲大陆作为她的自家后院，以“门罗主义”为由拒之。为了建立国际道德权威反对欧洲列强对当时清帝国漫天要价，以“门户开放”帮了清帝国治下的中国。为了“反恐”和附和美国国内的集体爱国热情，媒体集体诱导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导致90%的美国人，60%以上的加拿大人当时认同了美国攻伊战争。他们也可以在战争开始后自动不刊登因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平民伤亡。喜欢与否，你有时必须佩服美国媒体、政治家和精英们，他们总有办法找到道德的制高点。

如果回顾过去几百年中大国崛起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麻烦，以及当前一些西方人的心理失落通过媒体抒发，大概不算是什么太坏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好事。它促使人们清醒地从地缘政治种种出发，重新评估类似 “欢迎一个稳定和富强的中国”的西方官方辞令是否真实，以及评估中国崛起对西方带来的不情愿的洗牌局面和冲击的必然性。

3．西方媒体的集体安全意识(Collective Security)

西方媒体近年的多次集体偏差，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入侵伊拉克、中国提供中长程攻击性武器给伊朗、达尔富尔事件和此次北京奥运和藏独报道等等，无一例外，实际上是集体安全意识的自觉体现。集体安全意识源于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的集体反省，以防止未来的世界性战争，它的概念假设是，没有外在国家胆敢与任一参与国为敌，而任何参与国也会信守承诺，对破坏和平之国家施加惩罚。各国的各怀鬼胎虽然没能制止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西方精英们的设计使得今天的北约成为集体安全团体，成员国之间的精英们在对他们无关痛痒和有利他们利益的一些事情上尽量自觉地保持一致。

延伸到其它领域，眼下的中国便非常适合作为攻击目标。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一个没有宗教、人权和自由的国家却经济上取得惊人进步，心理的落差和难以言状的情绪，就全都在媒体和政客口中表露无遗。西方知识精英们最近在北京奥运和藏独问题的集体偏执，即是他们在集体安全意识上的无意识表态。

不过这次，西方媒体的集体安全意识实在用错了地方，他们的做法，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分不清他们到底是表现出善意还是恶意、傲慢还是平等。

不过作为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追求自己的进步，因为那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而是为了中国人自己。

4．西藏的统独之争和代价

西藏在1949年前由于清帝国解体和中国内战，有过约30年的半权力真空状态，西方大都无视此前数百年历史。比之一直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新疆，西方好象可以在西藏找到更多的着墨点和给他们的老百姓更多的想象空间。

即使声称要独立的一些人包括达赖喇嘛组织里的人也知道：西藏的地理条件难以让她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她要么倒向印度要么倒向中国，或者2边讨好谋取最大利益。如果她不幸倒向印度，等同于喜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消失一半，必然在地缘政治和自然资源上为中国所不容许。即使是局部的倒向也必然让中国付出过多的精力、代价和被动。

目前西藏面积122万平方公里，达赖喇嘛不但提出无异于独立的“有真正意义的自治”条件，更要求他的“大西藏”面积涵盖250万平方公里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含有藏人的区域，仿佛他要重建（唐朝期间）吐蕃王朝盛时的版图。吐蕃王朝曾一度相当强大，与全盛时期的唐朝有过数次各有胜负的大战，名将薛仁贵在青海地区10万大军的覆没成为唐朝最大的败仗。后来骠悍变为虔诚，藏传佛教的盛行导致藏人口过度出家而剧减。当今唯一政教合一领袖达赖喇嘛的谈判条件，更象是一个胜利者开出的漫天要价的谈判条件。一个几万人的“流亡政府”如果没有后台的各种支持，恐怕连一个月的财政开支都会成问题，更难以想象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在奥运火炬传递中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政府同意122万平方公里面积西藏实现他的“真正的自治”，西方势力是否会放弃夹击中国的机会乃一大疑问，俄国在实现民主制度转型后在今天遭受的挑剔和抑制，或许是中国明日的担忧。如果西方势力和达赖喇嘛势力双重夹击下，中国近西藏的临近数省是否仍能稳定和发展，中国政府是否会付出比现在更高的代价和更多的精力，都没有现成明确的答案。这场不愉快的游戏还将长期继续下去，这里涉及的民主自由因素少得可怜，多的是地缘政治的考量。

5．奥运开幕有多重要

美国总统包括其他西方首脑，如果表明愿意来北京参加开幕式似乎很容易在其国内遭受其政治对手的攻击。从目前看，布什总统表示要去，法国总统表示愿去但不确定。

从以前的奥运来看，美国总统可从来没有出席过国外举行的奥运开幕式记录，其他西方政治领袖出席的也极少出席。2000年悉尼奥运，克林顿总统将女儿送去参加开幕式；2004年雅典奥运，布什总统求他老爸代劳，英国的布莱尔首相倒是去了，不过跟夺标2012年伦敦奥运会公关多少有关。笔者倒是见过政治领袖云集合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但那跟政治不一定有什么关系，跟政治领袖们喜欢足球有关。

希腊好歹也是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虽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却是西方盟国。西方政治领袖们都没太在乎，也好象没看出希腊和澳大利亚有过什么不满，本来奥运会就是业余体育爱好者的竞技场。我们中国领导人好象也从没有出席在别国举行奥运会的开幕式。

但中国举国之力办奥运会，而且表明要将奥运会办得有史以来最辉煌，自然希望他人捧场，非但不捧场还下拌子，中国人感性上似乎有愤怒的理由。中国人看西方领导人乘奥运会火炬被闹了一下，表态不去北京就恼却似乎多少心态上尚有欠成熟之处，其实很多西方政治领袖从一开始就没想去。感性上似乎有愤怒的理由，理性上你可能还不太挑得出西方首脑在此事上太多的不是。捣乱的媒体很多，但媒体不是政府的，你可能拿它没办法。而国人心中的这种不爽，恰恰是西方媒体喜欢看到的。

 

犹太人中流行着一句话“不要做最正确的，但要做最有利的”，现在西方精英们深得其精髓。“最有利的”有时可能会损害他人利益，不过现实生活也好、生意买卖也好和现实政治也罢，人都既有不得已为之的时侯、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别人做出格了，我们当然要据理力争，但动不动就拒绝“某国”货可能就有些过头。人世间的一切，处于黑白2头的毕竟居少，而中间的灰色却是居多。

民主政治有时可爱有时肮脏。西方国内政治对手和媒体间的相互谩骂和拆台，是可以合法罢在台面上讲的，百姓早已等闲视之。西方精英们玩地缘政治游戏也是一样，有许多“无形的手”支撑着喝彩着，他们可以理直气壮，至少不必象中国一样含蓄。西方精英们有时骂得忘了，拿国内攻击对手的方法摸黑中国，中国人不习惯不喜欢，但这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尾。

亨亭顿的“文明冲突论”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喜爱，因为它为保守势力找到不同文明冲突的必然性的理论依据。如此看来，中国和西方的文明冲突，至少在玩弄文字上，可能难以很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