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效率高一直被视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之一。由于全社会只有一个声音,在社会之上存在一个主导者——政府,政府可调动各方面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集权体制常常表现出令人咋舌的高效率。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层出不穷。反之,民主政体由于多种声音并存,没有一个可压倒一切的主导性力量,公共决策取决于多方博弈,不但形成决策需时长,博弈也会消耗各方面能量,而且政府在执行决策时,可以调动的资源也相对有限,受到各种权利分割、利益归属及法治程序的限制。
但是,这是就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需要调动全社会资源的特殊情况而言,或者仅仅是针对社会的主要目标而言。在其他情况下,在社会主要目标之外的其它领域,集权、民主这两种政体的效率却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形。在社会常态下,一个社会的活力或能量由政府与民间两方面构成,全社会能量等于政府、民间各自蕴涵能量之和。但实际上,只有在民主社会才存在这种力量的加法,集权体制做的却是减法。集权政府为保持绝对的主导地位,必须限制民间力量的增长,例如限制言论与结社。如此一来,不但民间力量被压抑,政府力量的很大一部分也必须用于压制民间,时时保持高压,抑制反弹,剩余下来的力量才能干点其它的什么。全社会的有效能量等于政府能量减去民间能量之差。政府要提高效率,只能拼命扩张自我力量,压抑民间力量,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上述两种效率呈现所导致的结果是:集权体制在短跑中常常能创造惊人业绩,但在长跑中却难以避免被越拉越后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在集权体制下,不论是从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出发,还是从个人的自我利益出发,执政集团的成员都倾向于将官僚机构膨胀得越来越大,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限制,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其结果是,全社会能量及其效率所创造的福利,越来越向官僚及其亲属集中。这不仅是一种被高度扭曲的分配不公,而且使资源越来越集中在不具有财富创造能力的官僚寄生集团手中,必然严重损害全社会的效率,使社会的活力日渐枯竭。因此,不管集权体制在某一过程中曾经有过何种业绩,创造过何等辉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成为社会前行的严重障碍。之所以不能说它是最大障碍,是因为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障碍存在着,那就是寄生于此一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