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黄帝崇拜—君主制在中国悄然复兴

    万维网友谢选骏来稿：2008年清明节，陕西黄帝陵前举行了八千多人的公祭活动。此举似乎证明，黄帝作为民族传统象征，地位至高无上。然而分析一下民国以来越演越烈的黄帝崇拜，似乎并不完全是个“祖先崇拜”现象，而更多说明中国人的内心是多么需要一个英明领袖，也暗示说明中国似乎唯有通过君主政体才能有效地团结起来。

      当然在另一方面，由于君主制早已废除、祭祀典礼早已废除，甚至各种传统文化在文革前后也一一遭到铲除……结果，人们已经不会表达敬意了，甚至连敬意都没有了，玩世不恭变成社会主流。2008年4月清明黄陵公祭过后不久，就有参加者在“网易论坛”上发表观感，指出“国人素质如此糟糕！我被惊呆了”，作者描述说，“当在轩辕殿前举行的大典结束后，我爬上桥山去拜祭黄帝陵。拜祭完后，我下山时再次途径举行大典的轩辕殿，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密密麻麻有上万人，其中相当比例（我粗略数了一下，大约十之二三；靠近轩辕殿前有十之五六）手里抱着一盆盆、一束束花，还有很多人正在抢着把摆放在大殿上下台子上的小花盆拿走。一个小时前，大殿前敬献花篮仪式庄严肃穆，那些公祭黄帝的花篮被武警战士抬到殿前，上面五彩芬芳、鲜花流香。但是仅仅一个小时以后，这些花篮空荡破败，无一幸存，全部被哄抢一空，只有地上还留有一些破损的枝叶。距离这些花篮几米远，还有几个女孩坐着休息说笑，手里分明是一些花篮中原有的鲜花。仿佛是传染病一样，一个学着一个样，大殿上下和广场上的抢花行为愈演愈烈，人群陆续加入了抢花的行列。大家想的都是“大家都拿呢，我咋不能拿。”

      这就是“革命后遗症”。这样的革命把人变成兽，也把文明变成野蛮。就在中国公祭黄陵、摸索恢复君主制度的途径时，尼泊尔的毛派分子却在继续革命，补上共产革命的一课！这好像在说：历史永远在“之字”中前进。于是类似中国的文化革命也正像黑云压顶一样，开始笼罩在尼泊尔社会。目前一个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可能摧毁尼泊尔社会的全部结果的事情，正被提上议事日程：“谁来确认尼泊尔的‘活女神’？”原来，贾南德拉国王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要求他离开王宫，为共和铺路！但是尼泊尔的一名官员说，由于尼泊尔废除了君主制改为共和国，因此他们不知道由谁来确认新任命的“活女神”（又叫库麻里）。可以预见，尼泊尔的未来将是很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社会即将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欺诈、暴力。

      根据尼泊尔的传统，符合标准的女孩可以在婴幼儿的时候被选为“活女神”，女神的封号可以保留到女孩青春期。被选为“活女神”的女孩必须要具备多项美德，并要经过一些特殊的测试。“活女神”受到印度教和佛教教徒的共同崇拜，因为他们把库马丽看作是女神的转世。这次被选中的新的

“活女神”是六岁的莎莉娅，来取代三月份退休的那一位。莎莉娅是在尼泊尔首都附近的一个巴克塔普尔小镇挑选出来的“活女神”。糟糕的是，尼泊尔废除了君主制，现在已不清楚谁能来确认“活女神”的封号。由于君主制几年前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活女神”制度的动摇迹象也已出现：2007年6月，尼泊尔另一名“活女神”沙基亚由于去美国旅游而被取消了的封号，沙基亚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加德满都山谷“活女神”的纪录片而出国的！但根据当地传统，“活女神”不能出国旅游。

      现在的危机是：“活女神”的封号是由国王的国师来主持和确认的。但是“活女神”基金会的负责人说，因为尼泊尔现在成为共和国，国师也就不再具有权威了。对于笃信“活女神”宗教的尼泊尔人来说，取消这个富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及其节日将是灾难性的，而且将摧毁尼泊尔的旅游资源。人们已经注意到，尼泊尔的许多传统都与国王和王室有关，随着国王的消失，也必然要对这些传统作出调整。这意味着一个混乱时期即将来临。

      现在我们比较能够理解，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附着在君主制上的全部传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流失掉，直到整个中国变成了一片文化沙漠。我这样评论百年前的事态发展，并不是指责辛亥革命不对。相反，我一直主张，辛亥革命有三分之二的功绩，只有三分之一的过失：推翻满清异族的少数人专政是第一功绩，结束两千多年的皇帝专权是第二功绩。但是辛亥革命也有一个严重的过失，就是在抛弃满清与皇帝这双重脏水时，把中国社会组织的婴孩也倒掉了。中国的社会组织，自古以来就是与君主制紧密相连的，取消了约定俗成的君主制，也就无异瓦解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与基础秩序。从此，中国人就不知道该如何做人了，一举手，一投足，都变得不伦不类，荒唐走板。直到共产主义革命，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一穷二白的叫花子。

      在这中间，有军阀部队企图用“兄弟”来取代君主制，但是相当不成功；然后又有党阀组织企图用“同志”来取代社会关系，更是相当不体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毕竟不能永远处在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中吧。

      我们看到，正是在中国力图摆脱野蛮、恢复文明的极力挣扎中，黄帝这个相当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却作为日益得到肯定的历史人物被抬举起来。这也许就是黄帝的历史任务：促进君主制的死灰复燃，完成中国社会的重新组合与“伟大复兴”。

      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黄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圣坛的？很显然，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黄帝的地位是随着君主制的瓦解而日益登高的。而二十世纪中，只有毛泽东时代黄帝的地位最低，因为毛泽东窃取了黄帝的尊荣。而在民族危亡、国土分裂的时候，黄帝的地位则相对最高。

      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指出，“黄帝崇拜至今犹存，而‘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和‘汉族是黄帝子孙’这两个命题是否可以混为一谈，也鲜有引起疑问。”其实岂止“至今犹存”？而是越演愈烈。而谭其骧和葛剑雄等人也根据中国民族发展变迁的轨迹提出，即便是汉族，也未必都是“炎黄子孙”。

      首先，黄帝其人是否存在，至今并无考古证据的发现。一般认为黄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领，属于姬周族；随着后来以周族为核心的各部族逐渐融为一体，黄帝也就成了新的共同体──“华夏”的初祖。司马迁作《史记》，在《五帝本纪》里不仅把黄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而且把其它几位古帝都说成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甚至以后的“三王”──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而按照传说的黄帝时间，要在《史记》之前两三千年，《史记》的追述，能够作为历史的证据吗？

      相反，根据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中国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排列越早的往往其出越晚，例如大禹出现在春秋末期，而黄帝则出现在战国时代。他们的出现就像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中指出过的，往往是为了满足编制族谱、扩张族系方面的需要。春秋之前的《诗经》中不见黄帝，春秋时期的《论语》、《墨子》、《孟子》中也没有黄帝，直到战国时期，才有黄帝的传说。汉代之初统治者喜好道家学说，黄帝与老子并称“黄老”，故而《史记》中将黄帝作为帝系之首，但也仅此而已。

      孙隆基同时认为：“现代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例如美国的花旗虽然设计于独立战争，但学校里对国旗的周日敬礼仪式是在1880年代始普遍流行，目的是把新移民塑造成“美国人”──看来不止中国喜欢重写自己祖先的历史。但这类后起的“发明”，结果却给人“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印象，并用这个印象来谱成天衣无缝的国史话语。

      而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则比星条旗还晚，是二十世纪的产品，但在救亡御侮的过程中却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战后的台湾与香港仍将黄帝载于中小学教科书中，至今仍有中年以上的人奉为事实。从时间上说，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黄帝后来成为《史记·五帝本纪》之首，乃是帝系之始，而非“民族国家”的奠基者。在信仰系统方面，中华自汉武帝以后崇儒，而儒家祖述尧舜，并未提及炎帝黄帝。但到汉初，道家把黄、老并称，黄帝至后来演变成方术和医学的守护神，也和世上人口最众的民族之始祖身分大相悬殊。

      在中国文明纳入西方中心的民族国家的秩序之前，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甚至有人说：现代中国其实是把一个伟大的“文明”屈居于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国家”之下。作为中国文明，它的中心人物其实众多，而不可能只是黄帝。中华这个“天下”演变成西方式“国家”，在符号学层次上由1890年代的戊戌维新开其端。

      反讽之处是，以抵抗异族、体现汉人精神的历史英雄而被供上新建神殿的轩辕始祖黄帝，却也被有些人说成是外来征服者。当时这股“黄帝热”来得并不突然，因为法国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出版了《中国太古文明公元论》一书，其中的泛巴比伦学说传入日本，又间接传到了中国。此公假设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他率领巴克〔Bak〕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汉民族之前身。此说被章太炎、黄节、蒋观云、宋教仁等人采纳，而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亦因而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至1915年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制定国歌，仍按此说，因此高唱“华胄从来昆仑巅”的歌词。　

      王春霞在《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一书中分析了革命派“排满”思潮的理论来源，揭示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夏夷之辨”的古代民族观。不过古代的华夷之别、夷夏之防，都是王国时代的故事，在帝国时代已经逐渐泯灭了。但革命派为了抵御列强，重新倡导建立单一的汉人国家，于是着手塑造新的汉族国史。其中包括汉族的起源和始祖黄帝、汉族在民族竞争中的光辉业绩、文天祥、史可法之类汉人英雄系谱，并怒陈汉奸痛史。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欧榘甲也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这是追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重视黄帝，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他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王氏的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之共识。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横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用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象汉族团体，指出明清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汉人的亡国。章太炎因此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仿效他们的光辉榜样。在这个亡国纪念会以后，留日学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后春笋，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新广东》有文明确指出：“今所谓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应以土地还之中国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此时，各地的汉民族主义者都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

      1903年4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二期用的还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出的第三期便改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宣告成立，会员徽章的正面镌黄帝像，背面小字为“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军国民教育会以黄帝为徽章的图案，显然寓有驱逐鞑虏的意图。正如当时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组织者秦毓所说：“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

      1903年5月，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6月，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称：“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7月，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接着又在《攘书》里说：“炎黄之裔，厥惟汉族。”陈天华也在次年问世的《猛回头》里把黄帝叫作“始祖公公”，望他“给汉种速降下英雄”，以匡国难。

      之后，革命派类似的称呼比比皆是，如称“我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世界民族第一之黄帝胄裔”、“吾聪明灵秀之黄帝民族”、“神圣祖宗黄帝”、“我四百兆黄族”，等等。许之衡指出：“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始祖，揭民族主义而宣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刘师培则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组织同盟会员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重阳节那天，会员们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三十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参祭者在黄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

      辛亥革命首要目的是救亡，为了救亡就必须排满；显然，辛亥革命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制”，所以才突出“推崇黄帝”。邹容《革命军》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有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族，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黄帝子孙皆华盛顿”一语，显然有点大有“拉大旗作虎皮”之意，但是共和的大旗却要古代帝王（黄帝）来支撑──这突出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尴尬处境。

      其实，黄帝不仅是多民族混合而成的汉人的祖先，也是迄今存留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例如北魏、西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承认自己为炎黄后裔。推翻残暴的清帝政权，尊崇仁厚的黄帝精神，就是让清朝这个独一民族至上的专制政体，变成各个民族同治的贵人国家。邹容所谓“黄帝子孙皆华盛顿”，显然带有贵族意味，是创造者的乐园，而不是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不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瘪三国。

      现在，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的历史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路口：黄帝崇拜的复兴——意味君主制在中国的悄然复兴，已经在望。
而随着君主制度的复兴，附着在君主制上的全部传统，将一点一滴得到重建，直到整个中国变成了一片文化芳甸。我这样评论猜测未来中国的事态发展，并不是指责辛亥革命不对，而是希望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国可以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