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轮到中国对美国说三道四了

编者按 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了系列调研。本次“清华 -环球论坛”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宝森、原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甄炳禧、资深金融专家谭雅玲等四位专家，就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的冲击、美国对华经济意图和中国的对策做了分析。

●美国经济危机并没有形成，衰落更无从说起，美国房地产价格下降、股市下跌、美元贬值都在控制力范围之内

●不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还是知识产权或其他产品安全问题上，中美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有经济政治化的因素。

●美国向全球输送不透明的结构性金融产品以及美元不负责任地贬值，是导致全球金融动荡、物价飞涨的祸首

●中美现在开始易位了，现在可能是轮到中国对美国说三道四的时候了。

人民币升值打击中国企业

陈宝森：美国经济的放慢对我国经济形成三方面挑战：一是两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冲突。美国为刺激经济正大踏步降息，中国为使经济降温必须提高利率，但又因受美国降息的制约，难以提息。二是美国经济放慢，需求下降，影响我国出口。三是美元贬值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导致热钱涌动。

何伟文：过去，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美国从世界进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是，今年一季度完全变了。按美方统计，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只增长1.8%，美国从世界进口平均增长11.5%。这其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迅速升值，确实给了中国企业致命的打击。据上海美国商会调查，主要因为人民币升值，17%的会员公司计划把在中国的一些业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一些人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认为人民币升值了不要紧，广东做不了到广西、湖南去，但实际上人家去了越南。比如，山东淄博纺织业出口订单中30%转移到周边国家，没有转移到湖南去，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有可能会导致10万多人失业。就业是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也是政府的第一个责任。辽宁某个公司在美国波特兰市设厂，解决了11个人的就业，市长就非常高兴。中国应该认真看待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就业”影响。

甄炳禧：投资、贸易出口和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消费这个引擎，在中国一直都硬不起来。投资这块，当前也有被压抑的趋势，如果出口再不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肯定会出问题。

谭雅玲：美国次贷不叫危机，叫问题，因为危机并没有形成，衰落更无从说起，美国房地产价格下降、股市下跌、美元贬值都在控制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这次次贷被炒成危机，很可能是美国的战略布局和对策，用全世界的力量去调整美国经济。比如，现在“汇率操纵国”说法的压力已经不是来自美国了，而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出面压中国。变成IMF的正常条款约束乃至管制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有成员国就必须遵守，你反对，就是触犯众怒。让国际组织出面压中国人民币升值，这一招很厉害。

美国对华有金融阴谋？

何伟文：美国经济还没有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衰退。从目前情况看，美国这一次的经济下滑不是因为物质生产过剩，而是金融问题。但是，美国却以此为动力，用美元贬值的手段，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试图减少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一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无法证明，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同美元汇率之间有任何挂钩；二是历史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也没有什么关系；三是今年一季度美国进口的情况表明，美国进口放慢并不同美元汇率相联系。

所以，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不过是美国一些政客打压中国的借口。中国必须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点，不能为美国政客的利益和说法所动摇。人民币升值缓解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有助于冷却中国经济，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

甄炳禧：不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还是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产品安全问题上，中美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有经济政治化的因素。

另外，美国大选政治对中美经贸的负面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十几年前，老布什未能连任，克林顿上去了，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今年的经济形势也不好，所以，民主党可能靠打“经济牌”拿到选票。

第三，美国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购买美国资产的行为采取了既借重又防范的做法。美国不仅有贸易保护主义，还有投资保护主义。去年布什签署了《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首次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关键技术领域交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而且还特别审查国有企业和由国家控股的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或并购。这个很要命，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要去美国投资的主要就是在能源、高科技方面，我们投资的主体恰好就是国有企业。可以说，美国投资法新增加的条款很大程度上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投资壁垒。

谭雅玲：美国经济和金融霸权，是有很强针对性的。我觉得，美国首先有“利率阴谋”，即顺势而谋，借题发挥。用投机、舆论来调节和影响市场，制造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困惑和政策阻力。现在越南都发生了金融问题，汇率、股票下跌、通货膨胀上升。

这种金融阴谋的目的一是“以价打制”，即以市场价格表现打击经济金融制度建设和发展。因为中国处在一个制度完善和健全、跟西方要拉平的阶段；二是“以价打信”。什么信？就是信心，人的心理因素；三是“以价打权”，即打乱你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政治格局；最后一个就是“以价打和”，和谐也好，合力也好，现在香港、澳门回来了，未来还有台湾，那么，中国如何整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汇率、金融破坏了这种和谐与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

陈宝森：据商务部说外贸出口每波动1%，会影响就业18-20万人。因此我觉得，地方政府应当针对非两高一资型企业所遇到的具体困难给以政策扶持，以利于争取时间，转变发展模式。

第二，宏观上则应当考虑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给出口企业以喘息的机会，对美方的压力要坚决顶住，把保持国内稳定放在首位。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的升值也应小步走、慢速度，使国际热钱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回报，以打掉他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给出口企业以调整结构提高竞争力的回旋余地。

第三，我们要重新评估物价走势，采取稳定国内人心的有效措施。比如，对20万元以下的居民银行定期存款实行保值储蓄，也可以对职工实行粮价临时补贴。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反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现在应当提到议事日程。

该轮到中国对美国挑错了

陈宝森：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召开在即，中国应趁此机会要求美国做负责任的金融大国。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向全球输送不透明的结构性金融产品以及美元不负责任地贬值，是导致全球金融动荡、物价飞涨的祸首。与美国要求别国做负责任大国的精神相悖。美国一贯抱怨人民币定值过低，使美国受到了伤害，借此压人民币升值，其实这种说法是伪命题。200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早已说明，巨额逆差是东亚国家贸易转移造成的，不是中国的问题。现在美元大幅贬值，迫使人民币快速升值，确实已使中国出口下降、工人失业、热钱涌动。

因此，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在汇率问题上承担对等责任，同时也应使美方理解美国如不改变这种政策，对于自己抑制通胀和维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极为不利的。美国常用汇价决定于市场供求为托辞，强调政府对汇价干预无效，其实并不尽然，美国的政策手段依然是有的，关键在于意愿。

谭雅玲：顶住美国的压力，我们自己要有强大的抗压能力。一是在舆论上应该认清我们的地位和角色。这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要把握西方媒体中文化和词汇的运用。美国总是悲悲切切地说自己的问题，中国老是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成绩，这是文化问题，也是战略和经验问题。我们总提多少年超过美国，事实上，中国和美国的对比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机制、指标、数据、发展程度、参照物都不能简单地类比。我们研究符合自己市场特征的规范，不一定要跟着别人走。不要人家忽悠什么，我们自己就忽悠什么。还有，世界银行说中国经济今年被高估了 40%，瑞士经济研究所说我们经济仅排在第38位，我们都应该充分借助国际权威机构的结果和美国谈判，表露我们的困难和压力，要求美国作负责任的大国。因为美元贬值是全球所有经济问题的焦点和根源，而不是人民币影响全球。中国不应无穷无尽地为美国买单。

二是以长对短。我们的金融和经济当中，短线的东西太多了，长线的东西不足或欠缺。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些长线的规划和安排，在现有的基础上，在借鉴国外已经发展的经验和经历上，去考量我们应该怎么走。

三是要以量变质。中国现在堆积的是金融“量大质低”，这最终丧失的是国家主权和金融利益。美国外资安全法，外资参股不超过10%，中国却是25-49%，美国人还认为不够。中国需要跟他们说清楚发展阶段的特色和义务、责任。

四是以动促变。现在人民币汇率已经超出我们汇率改革的准则，我们应该让美国知道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告诉美国我们是如何看待和考量改革的收益和损失，明确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改变市场扭曲的趋势，即人民币单边、快速升值违背国际趋势、违背我们意愿、违背市场规律。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主导货币的竞争对手，而是发达国家主导货币帮助与扶持对象。

何伟文：中美现在开始易位了，现在可能是轮到中国对美国说三道四的时候了。不能一见面就讨论中国怎么样，中国也应该对美国说，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过去两年，美元在全球市场的疯跌使美国获得了巨大利益。2006年美国在海外的总资产增加了 22114亿美元，2007年海外净资产又继续增加了12063亿。这种单向的经济获益显然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接受的。我觉得，美国有必要制定一个路线图：第一，美国财政出钱，补贴还贷困难户，并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振兴经济；第二，美联储继续出手支持金融机构，尽快稳定滞怠的金融市场；第三，不再降息并干预外汇市场，尽快让美元回稳、回坚，从而回流美国。美国不是说，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吗？不是说自己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吗？听其言，观其行。现在要看美国人怎么做了。

甄炳禧：根据世界经济新形势，中国对美贸易政策要进行一定的调整，除了以往发挥我们政经优势、加强对话外，我觉得，还要加强官方和民间结合的经济外交，做好游说和公关工作，相比之下，印度的院外游说集团比我们做得好。另外，美国对华贸易问题的关切并不是铁板一块，行业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利益关注点。中国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差别，针对不同领域寻找盟友。这方面，可能要加强商情和政情的调研，搞清楚在哪些问题上我们找谁来为我们说话。最后一点就是虚实结合，让美国人真正了解中美经贸关系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和中心研究员周世俭主持，王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