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举国体制”的资源错置与社会不公

  　北京奥运盛宴结束，中国终于用金山银海堆出了“金牌第一大国”，这很让中国政府受到鼓舞，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坚持体育的“举国体制”。因此，我想讨论一下举国体制的两大弊端：资源严重错置与社会不公。

　　资源错置：教育、公共福利与奥运金牌孰轻孰重？

　

　先列举一组数据说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即使按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430亿美元（另一个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计700多亿美元），这一投入也远远超出事关中国“百年大计”的教育支出，更是超过全国卫生支出――2007年，中国教育支出为157亿美元，卫生医疗支出为97亿美元。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早就被中国人谑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中的两座（另一座为购买住房支出）。

　　这两座山有多重？以教育为例，2006年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在“两会”上提交的调查表明，西部贫困农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要透支35年的家庭收入。另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10户陕西合阳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所有家庭都负债累累，从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此类情况不独发生在青海与陕西，是全中国中下阶层的共同恶梦。

　　政府的卫生公共投入减少，使中国医疗体制的公益性严重缺失。欧洲国家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约占整个国家医疗卫生投入的75％左右；东欧等转型国家约占70％左右；印度近年来在53％－57％之间。中国的卫生公共投入远远低于上述国家，近年来徘徊于45％左右（政府投入只占18％左右，其余为社会投入），公众个人投入占国家卫生总投入55％左右，负担很重。因此有病不敢就医者，在城市约有五六成；在农村则有七成以上。而因病返贫的家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

　　到底是支撑面子的奥运金牌工程重要？还是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有关民生的公共投入重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中国政府放弃了民生，选择了面子工程，这种资源严重错置，只会发生于缺乏纳税人博奕机制的政治制度之下。

　　社会不公：举国体制养育了体育利益集团

　　中国人对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始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夕。当时中国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在雅典奥运会中国鸣金收兵之后，另一篇“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问世，引发了国内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热烈讨论，参与者认为，教育与民生比金牌体育重要，国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用在刀刃上。

　　《南方周末》当时发表了一篇对北京2008年奥组委执委和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的采访，魏认为雅典奥运组办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是，希腊政府把体育场馆建设放在了后边，而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

　　2004年的讨论还触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问题，即重奖举国体制培养的金牌运动员究竟合不合适。我今天想讨论如何解决举国体制产生的这种社会不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培养出这些金牌运动员，金牌投资者“全国人民”应当分享金牌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全国人民”此时却成了一个名义上分享金牌荣誉的集体名词，而非实体，甚至没有代理人。倒是“全国人民”投资养活的体育界，不仅享受公务员待遇，还围绕着金牌运动员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包括运动员、国家体委、运动员所在的队及"培养"其出道的家乡体委在内，均可分享“奥运金牌工厂”产出的一切利润，而真正的投资者“全国人民”在利润分成时却处于缺位状态。

　　我认为，“全国人民”至少应当参与利润分成，用来建立一个基金会，为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预作准备。无论如何，这种资源错置、漠视民生的制度安排不应当再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