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痛批张艺谋：他做着令人作呕的事情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红衣小女孩高歌一曲《歌唱祖国》，据说这稚气十足的声音“感动了整个中国”。比如，凤凰卫视的著名女主持人闾丘露薇便赞叹说，这首歌曲“让我险些落泪”，“这清澈单纯的声音，这未经污染的声音，强烈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里终于让我看到了某种价值观。”我大概是少数没有被“感动”的中国人之一。那个一夜成名的小女孩，尽管外表可爱，但在唱歌的时候，那种与其年龄完全不相符的老练、夸张与矫情的神态，让我目不忍睹。这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国度，孩子们都成为可怕的教育模式的牺牲品，被揠苗助长成了“小大人”。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网上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曲的旋律何其优美，甚至还有人建议说应当用这首歌来取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并在网上广泛征集签名。然而，在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既没有单纯的体育，也没有单纯的音乐，体育和音乐全部都是为“政治”（也就是党的统治）服务的。作为中共首席公关顾问的张艺谋，选择此歌曲作为开幕式的“开卷之作”，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知道必须去拍官府的马屁，更知道怎样将马屁拍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据说，《歌唱祖国》是胡锦涛除了国歌之外最喜欢的一首歌。当时，胡锦涛在主席台上听到这首年轻时代便耳熟能详的歌曲时，必定“热泪盈眶”。胡锦涛每逢出访的时候，在会见“爱国侨胞”的场合，都要与他们一起唱这首歌。二○○四年元宵佳节，中央领导人邀请首都知识界知名人士一起品尝元宵，胡领唱《歌唱祖国》。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文艺晚会上，胡锦涛再次上台，与七千多名各界人士一起高唱此曲。张艺谋显然是投其所好，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只要获得了“今上”的青睐，“首席吹鼓手”的地位便是任何人都难以撼动的。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歌唱祖国》诞生和走红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是一首深深地打上共产党意识形态烙印的歌曲，它与奥运精神和奥运宪章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严重抵触。《歌唱祖国》是“老革命”王莘创作于五十年代的一首歌曲，因为迎合了当时中共处于上升时期的时代氛围，立即受到官方宣传部门的重视。次年，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首次发表了它的词曲。一九五一年十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暴君毛泽东得知列席会议的王莘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对他说：“这首歌好！”还特地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送给王莘，并亲笔签名。
 
   一九六四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深入地展开。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将演出推向最高潮。周恩来为了对毛表忠心，在一次东方红演出时，亲自走上舞台，指挥全场高唱《歌唱祖国》。之后，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会场爆发如雷的欢呼声。周恩来遂又一次指挥全场高唱此曲。后来的歌词还有了一个“文革版本”，其中不乏对毛的肉麻的歌颂：“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亮了我们的胜利航向。”
 
   但是，就在这首歌曲唱遍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于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家破人亡，中国的大好河山也遭到两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即便如此，那些戕害祖国的刽子手，居然篡夺并垄断了“歌唱中国”的权利。

   由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所谓“歌唱祖国”，其实是“歌唱共产党”和“歌唱毛泽东”，歌颂独裁制度和独裁者。对抽像的“祖国”以及自称“代表”祖国的“党”的“热爱”，是那些“奴在心者”的奴才的“真情实感”。这首歌曲曹曹曾是中共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曲，在四十四年之后，却戏剧性地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首选歌曲，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最新创作的奥运会主题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叹不知今夕是何年。
  
   陈其钢有意无意捅出内幕
  
   一般的中国人并不知道，《歌唱祖国》是这样一首颇具欺骗性的、浸透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毒素的歌曲。这首歌曲的粉墨登场，乃是中共当局对奥运会的绑架和戏弄，乃是臭不可闻的文革文化卷土重来的标志，乃是当下扭曲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的表征。张艺谋特意挑选一名不到十岁的孩子演唱这首歌曲，这是成人世界对孩子的无耻欺骗与利用。

   而更让世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光鲜的节目背后，还隐藏着更加丑恶的黑幕：三天之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无意中透露，开幕式上九岁的小女孩林妙可的独唱，其实是由另一位幕后小姑娘、北大附小七岁的学生杨沛宜代唱的。陈其钢解释说，这个“双簧”的原因，“主要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容出任何错误。”

   因为杨沛宜正在换乳牙，容貌不够“完美”，所以被替换掉了。但她的声音很好听，还要被充分利用起来。于是，外貌更加漂亮的林妙可，被安排在台前作“歌唱状”。这是一种双重的假唱，过去被崔健深恶痛绝的假唱，不过是歌手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在开演唱会时对口型播放而已，至少声音还是歌唱者自己的；而此次的假唱，干脆连声音换成了别人的，用青年作家韩寒的话来说，乃是“假假唱”。

   是的，做中国人的孩子就有这么可怜：十九年前，那么多的孩子在广场上被屠杀；十九年后，更多的孩子被当作玩偶肆意耍弄。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孩子可以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而他们的父母，或者主动地充当帮凶，或者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

   其实，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陈其钢，都只是表面上的傀儡。在此类“重大问题”上，他们根本作不了主，而必须听从“上面”的命令。

   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让林妙可假唱的最终决定，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作出的。这名国家领导人在看完排练后表示，有问题要解决。于是，他们就照领导所说，用此种方式解决了“问题”。他没有说明究竟是谁下的指令，以及指令的内容是什么。尽管如此，“大嘴巴”陈其钢的下场可想而知：即便他不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而锒铛入狱，但此后要想再接几笔来自“国家”的“艺术大单”，恐怕就难于上青天了。

   当艺术遇到政治的时候，艺术必须为政治让路，这是中共历来奉行的一条铁律。在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前，孩子算得了什么呢？孩子可以成为夺取政权时候的炮灰（如刘胡兰），可以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红卫兵），也可以成为灌输其集体主义思想的样板（如赖宁）。中共既然不惜以“魔鬼训练”的方式让未成年人为其争夺奥运金牌（如十四岁的女子体操冠军何可欣），那么让两个小女孩来唱一曲“双簧”就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艾未未狠批奥运会和张艺谋
  
   艺术家艾未未拒绝出席开幕式，拒绝出现在他参与设计的“鸟巢”之中，并以与奥运会有关联而感到耻辱。他对奥运会、张艺谋、开幕式、假唱以及《歌唱祖国》这首歌均有一针见血的评论。

  对北京奥运会，他说：“这次的奥运会是最政治化的奥运会。一个极权国家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但是唯独不能激起全民的真正的欢乐。”

  对于张艺谋，他说：“他就是一个投机者，一个完全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最基本的艺术职业工作者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的基本品质、伦理道德的尊重。他崇尚权力，做着一些令人作呕的事情。”

   对于开幕式，他说：“这是一个经典的伪传统文化废品回收站；一个亵渎自由精神、虚情假意的视觉垃圾场；趣味低级的资讯污染；帝王意识借尸还魂的杂耍；终极版的集权文化的样板；精神沦陷的百科全书。”

   对于假唱事件，他如是说：“这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中国没有一次事件是偶然事件。它反映了政府一贯的策略和政治方式，那就是：能够掩盖的掩盖，能够遮挡的遮挡，来获得最愚蠢的效果。”

   对于《歌唱祖国》，他说：“所有的爱国歌曲，或者政治的表达，仅仅是靠一种伪造的、虚假的所谓的美学来完成的，那么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不管它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进行了多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虚伪的结果。”

   有趣的是，艾未未是诗人艾青的儿子。而艾青当年恰恰参与了对《歌唱祖国》歌词的修改，他将“五十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位来自民间的诗人，在中共建政之后不由自主地成了当局的御用文人，当然，他最终仍然没有避免被整肃的命运。如今，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却成为温家宝时常引用的口头禅。对于九泉之下的艾青来说，幸耶，不幸耶？在我看来，艾青最大的骄傲，乃是有了艾未未这个敢于揭穿皇帝的新装的儿子。“生子当如孙仲谋”，如今应当改为“生子当如艾未未”。艾未未挺身抵抗独裁文化的勇气，足以洗去他的父亲被中共政权利用、玩弄与迫害的耻辱。

   我们的孩子不能成为谎言的牺牲品。我们再也不能将我们的孩子献祭给黑暗势力，那么多的父母仍然在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孩子，此类父母既怯懦又虚荣，他们禽兽不如，他们早该向孩子忏悔、向世界忏悔。而孩子始终是无辜的。我相信，林妙可、杨沛宜们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我衷心地祝愿她们走出这道可怕的阴影与残忍的伤害，将来能够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之下呼吸、舞蹈与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