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损失的最大债权人，中国没有在美国金融救助法案的通过中主动积极地博弈，而是采取“绥靖政策”。如果我们继续不在美国救助方案具体实施细则制定的时候丢失话语权，对投资回报不要求合理补偿的话，很可能会出现“美国救市，中国埋单”的局面。
昨日凌晨，我坐在电脑桌前，等待着美国众议院对“金融救助法案”的再次投票结果，第一次感受到全球化距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在地球另一端汹涌的金融海啸，打湿了多少中国人的心情和鼠标！美国人这一次没有再让整个世界焦虑和不安，众议院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的较大优势通过了经参议院修订过的救市计划。该计划曲折的出台过程和其间复杂的博弈，让这次金融风暴的数据和图景越来越清晰，这确实是一次考验全人类智慧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崩溃，美国人引以为荣的最强大金融制度几乎解体。
总额高达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历史的坏脾气”告诉我们，如果不出手救助金融机构，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必将重现，这个历史责任谁也承担不起，但85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究竟能对防止美国经济危机起到多大作用，金融危机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朝野上下谁也没有信心。这正是金融救助法案出台历经反复的主要原因。
尽管 “救助法案”的初衷在于防止实体经济的衰退，但很显然，危机已经给美国的实体经济未来走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预计，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利影响将很可能延续到2009年，甚至2010年。因此，就美国本身的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来看，金融救助法案并不能改变美国住房市场的持续下滑和消费萎缩这一根本性问题。
中国作为持有美元债券最多的国家，金融危机显然对中国的影响是直接而重大的。关注美国金融风暴和经济的走向，恰当评估金融救助方案的效果，并积极主动地思考应对之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在美国巨额投资的安全和中国经济的未来。显然，我们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损失，以及中国金融机构本身的系统性传染风险所导致的金融安全问题，更要应对因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而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必须两线作战，两手准备。就中国目前金融机构的应对来看，显然不能给国民很大的信心。首先，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损失的最大债权人，中国没有在美国金融救助法案的通过中主动积极地博弈，而是采取“绥靖政策”，消极应对，甚至幻想“搭便车”抄底。如果清醒一点，我们应该看到，已经通过的救助方案如果通过发债的方式来解决资金来源的话，我们无疑将面临美元债券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我们继续不在美国救助方案具体实施细则制定的时候丢失话语权，对投资回报不要求合理补偿的话，很可能会出现“美国救市，中国埋单”的局面。
我们应当看出，如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中国金融机构本身没有发生危机，仍然源于我们金融开放之不足，但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中国人民大学最近的报告初步预计直接损失在3600亿美元，说明我们在金融投资上远远谈不上安全和稳健，在海外投资决策机制上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在面临人类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时，单靠人民银行单兵作战显然不能令全国人民放心。中国的金融机构之间应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加强合作和协调。我建议国务院成立金融危机应对办公室，就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进行全面和快速地评估，制定金融国策，公开投资信息，向中国的所有金融机构提示风险。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尽快制定《金融危机紧急应对法》，审议中国在海外的金融投资处置方案，维护海外投资的国家权益，并将反金融危机提高到宪政的高度。
就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和投资拉动型的经济体，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如何使多个目标之间达到平衡。从当前来看，防止中国经济长期下滑的关键在于中国本身经济增长的嬗变，这显然将是一个长期和痛苦的过程，但美国金融危机也许被动地加快了这个本来应该早已经完成的进程。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显然在于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关键在于改变目前的思路，一方面，改变扶持大企业的政策，真正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革方面一定要坚持“只能变好，不能变坏”的改革原则，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而不是继续推高本来已经身处悬湖的房地产，推高房地产来保增长的做法，无疑是让一辆出故障的车在高速路上飞奔，危险性不言而喻。
最后，不得不指出，对于世界金融史上这次百年不遇的灾难，寥寥数语显然难以尽述如此宏大的命题。但归根到底，这毕竟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切不可因为投资损失巨大而乱了阵脚。美国金融危机也许给中国经济和金融转型提供了另一个契机，在全球经济低潮的时候，实现从外向型为主变成以内向型为主的经济转型，改变之前资源耗竭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通过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一致的金融救助行动，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汲取制度建设方面的诸多教训，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静候世界金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的洗牌中争得有利之地，改变中国金融积弱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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