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最後的盛宴：瓜分农村土地

   农村几十年来改革停滞，今日农村已被各种利益团伙控制，《决定》的落实必然会变形，变形的土地交易将会现，农民在资本的强势、权力的威逼、恶势力的恐吓下很容易成为受害者，其弱势地位很难改变。

　

　中共在农村土地政策上一直犹疑，显示决策者不只是把农业看作新的生产增长点，不只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回归，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门。中共的共识是：只要农村稳定了，农民稳定了，中国的大局就可以稳定。

    最近几个月来，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被当作中国经济改革最後的盛宴。担忧，亢奋，期待，牵动了各方的神经。

农民最容易被市场化掉

　　担忧者，忧的是农民们最基本的保障因而丧失。中国五十多年来，从来都是以欺榨农民、牺牲农民利益为政策起点，所谓“以民为本” ，其实是拿农民作垫本。正是八九成农民的“无法不奉献”，才使政权得以生存，中国权贵得以和西方权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也使农民成为愚味、贫穷的代名词，成为被隔离的二等公民。

　　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粮食产不足需求，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农产品质量监督机制，没有农村公共财政体系，构成了对改革合法性的质疑，使中国始终处在震边缘。

　　一旦土地市场化，农民最容易被市场化掉。因为农民既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险、经济能力，也缺乏市场经验，在遇到急需现金时(如天灾、生病、上学、还债)，往往不得不杀鸡取卵，被迫低价出售土地。而土地出售的价钱不够他们长期生活的话，那他们真的会一无所有了。

　　亢奋者，亢奋的是土地改革将使他们的财富可以成倍巨增。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改革战略思想，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戏，但确实培植了一部分富人。这些一夜暴富者，多靠的是社会主义的金权交易，不过他们无视道德的贪婪度，远胜於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那些掘金者。而且，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无疑使他们在市场上具有优势地位。

    土地，标着财富积累的神话。中国土地一旦市场化，农民怎是这些大亨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既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大批廉价土地，也可以想方设法使土地转换成高价使用。

谁又是“农民集体”？

　　期待者，希望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能收回他原本就该有的权利，拥有一个国民应有的权利，包括应当获得生存最基本的自由和保障。这包括：

　　首先，要明确土地产权归属。现在农村土地制度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分配到农户。不少人误以为中国土地都属於国家所有，其实，《土地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於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於农民集体所有”（第八条）。农村土地既不属於全民所有，那谁又是“农民集体”？难道“农民集体” 指的是村、乡或镇的党政组织？

　　第二，要明确土地产权用途。“民以食为天”，农业用地是要受到国家特别保护的，除了国防用地，不能转为它用。一方面，要使农业产品价格合理化，另一方面，要给予农业生产者必要补贴。

　　第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公务员薪水一加再加，官员住房一套比一套大，可以举办豪华盖世的奥运会，就不能给予农民生存最底线的社保？

　　第四，还农民自由居住权。只有充满歧视，以及种族隔离的社会，才不许国民有迁徙权利，中国用户口管理限制了农民居住权，剥夺了其平等就业、平等分享成果的权利，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必然使农民遭到歧视，也压制了农民生存能力。

　　第五，在农民和城市居民拥有平等权利之下，在农村建有社会保障体系之下，在农业用地受到国家特别保护之下，农业规模化、市场化才不致於沦落成一次更大规模的农民利益被剥夺。

    第六，归还农民自愿选择权，让农民自愿参与农村改革，自愿参与基层自治、合作组织。

三中全会《决定》要点

　　现在，担忧者，亢奋者，期待者，看到的官方决定又是什麽？

　　胡锦涛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前曾说：一是要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经营权，二是容许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

　　而中共公布的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包括：转包、出租、置换和转让。《决定》并不是对胡锦涛讲话的追认，而是追认一个事实：土地经营权的转让、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在中国各地早已开始。

　　早在在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已明确。为什麽土地流转所占比例并不大？农业规模始终还是“小农式”？因为以稳定为先，中共在农村根本问题上的政策一直很犹疑，农民也就只能得过且过。

　　现在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决策者希望，新的《决定》能加快土地流转度。当西方金融危机会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因此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就要扩大内需。如果农民能够出售、出租乃至在银行抵押土地使用权，农民得到钱後将会更迅速地迁居到城市，农村土地会开始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对投资者将会更具吸引力，而农村剩馀人口的离乡将加快都市化进程。

    《决定》的要点还包括：允许被占地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建设项目开发经营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提倡建立专业合作社，进退自由。

《决定》的落实必然会变形

　　可以说，这些都是正确的方向，但离实现将权利还归於农民，离实现让农民拥有该有的自由，还很遥远。

　　即使如此有限、模糊的“逐步”，也可能被侵蚀掉。农村几十年来改革停滞，今日农村已被各种利益团伙控制，《决定》的落实必然会变形，变形的土地交易将会现，农民在资本的强势、权力的威逼、恶势力的恐吓下很容易成为受害者，其弱势地位很难改变。

　　在缺乏基本现代政治要件的任何经济改革，最终都会变成利益集团的盛宴。而占有农村土地，是他们渴求已久的欲念。我们不得不看到：瓜分农民最後几分土地，正假改革之名进行。

　　满足利益集团的贪婪，牺牲弱势群体，渐进，避根本问题，采取拖延战术，是中国改革的核心经验。显然，并不是所有的避都有效，有时只是拖延了问题爆发的时间，反而积蓄了爆发的当量。中国当然不会因之而亡，只是贫者贫，富者富，社会衡突多，总理就总得流泪，总书记就总得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