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谢选骏来稿：邓小平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研究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功能，其特徵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徵的。
对比研究一下，西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岭南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上的保证。後来，基於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於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社会重构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二、汉人政权不准汉人出家
为什麽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後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份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汉人出家虽因信佛而修道，但毕竟是些孤立的事件。汉人出家之所以是些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官府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因此限制汉人出家。只是当决心摧毁汉人社会的五胡掌了权，才开始鼓励汉人出家，分化瓦解自己的对立面。338年，後赵石虎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传统禁令。以石虎的贪婪、残暴，再加上这个命令对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致命瓦解作用──这一切使五胡之乱出现了一个转折，从此之後，十六国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进一步恶化下去。所以，我意以为304年（至316年间）的西晋灭亡到苻坚南侵的383年之间的这七十九年间，就是以这个西元338年石虎废止汉人出家禁令为转捩点的。犹如1900年八国联军至1949年两个中国正式分裂的四十九年间，就是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俄容共为转捩点的。在这两大转捩点（石虎的允许汉人出家与孙文的三大政策）之後，传统社会才开始彻底瓦解了。不要忘了，冉闵的大肆报复即是对石虎的反动。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在古代南北朝，所谓国有化事业经常是野蛮化的代词。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鲜卑化，现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苏联化、布尔什维克化。野蛮化既是南北朝形成的契机，也反过拉加剧了南北朝的分裂，其间国有化事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元朝忽必烈时代的蒙古人曾经计画，要把汉人完全灭绝，把中国的农地变成牧场┅┅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所拥有“国营畜牧业”也扮演了野蛮化的推手。
这与哥萨克化的、半军事化（“军事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所推行的“剥夺有产阶级、确立公有制度”的政策，难道毫无共同之处？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後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於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於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後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这个特点甚至一直延伸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战祸相寻，政局动荡。商品经济遭到破坏，特别是北方，受到蛮族入侵，经济思想回到原始状态，商品交换处於低迷状态。野蛮化的过程不仅使得私人特性消失、集体特性上升、国营事业取代民营事业，而且使得商品经济倒退为自然经济，货币流通大为降低，物物交换成为时髦，而在现代南北朝中的中国大陆，还衍生了统购统销和票证控制。
在古代南北朝，《魏书·食货志》就说“魏初至於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馀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这很有些近似毛泽东时代的“自留地”，是典型的社会退化与野蛮化现象。在流通领域里金属货币有消退的迹象，但代之而起的是谷帛等实物交换，在北魏时期这十分活跃；很有些近似中共统治下的“黑市”、“自由市场”、“农贸市场”。
北魏时期的货币流通萎缩，而谷、帛等实物货币却广泛使用，甚至牛马等牲畜也曾发挥交换仲介的作用。政府对於货币的管理职能日趋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魏书·食货志》说“魏初至於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因为拓跋氏起源於西伯利亚，游牧为生，对钱陌生；这与经历了废除家庭、财产充公等“共产主义革命”等野蛮化洗礼的苏联，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鲜卑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是野蛮化潮流的不断源泉。
在某种程度上，北魏的野蛮化程度可能还不及苏联，据《魏书·食货志》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於岁时取鸟兽之登於俎用者，以韧膳府。”面对广大的新占领土，北魏并没有实行苏联那样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是各依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原有的经济制度仍在继续沿用之中，传统的文明因此得以保留。而在废除传统文明的野蛮化道路上，中共可以说走得比其宗师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甚至让史达林感到过分。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拓跋集团在南迁过程中经历了由部落、酋邦、国家三个形态的转化。这和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地下党、根据地、边区政府等三个形态的转化不无相似之处。
迁都後的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汉化措施∶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服装）、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代（山西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全部葬在洛阳城北邙山。汉化过程最彻底的一步是，将北魏皇室的姓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也都统统改为各种汉姓，并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人与汉化人群通婚。可说连接汉－唐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降低统治集团的野蛮化程度，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使得野蛮的军事征服者和文明的被征服者协调起来。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使命。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政权，一定要向中国传统让步，让鲜卑人吸收中原的文化，废除外来政权的野蛮风俗。
通过这样的中国本土化改革，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虽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化人群融为一体，而汉朝意义的汉化人群也因此不纯了，逐渐演变为混杂了五胡血统尤其是鲜卑血统的“唐人”。
从南北朝历史演进的观点看来∶孝文帝的改革开放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部落在中国活动的尾声∶自西元306年西晋为代表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消失而隋唐宋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尚未兴起时，是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正如对现代南北朝的分裂和中国可能的再统一，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苏联化的汉人，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
七、南北朝结束於复古运动
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著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著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於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後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後，有一种复兴的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後，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像”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於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於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於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於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於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於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启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於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八、社会公平化运动蓄势待发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後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後。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於是最後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後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著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於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调节器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九、附记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於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後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後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我们因为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2008年10月
（“大跃进5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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