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衍聖公之死打開君主立憲的大門

萬維網友謝選駿來稿：孔德成走了。孔子七十七代嫡長孫、末代衍聖公、首位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2008年10月28日病逝台北。

對此，我的心情有些複雜。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流離顛沛，歷經現代南北朝的動亂、革命、戰爭、分裂，遙看斯文掃地、人倫盡毀的慘劇，社會結構的瓦解、生態環境的破壞，其天災人禍的慘烈程度要超過蒙古入侵，甚至超過了五胡亂華。孔德成生前接見日、韓來訪者，對方尊敬他是孔子嫡孫，就跪下來，他因此感嘆在國人之間反而得不到這樣的尊重。但是畢竟現代台北孔廟規定，祭孔大典有三十七道儀程，其中一道為“奉祀官上香”，由奉祀官在大成殿上香，代表儒家精神代代延續的精神。

衍聖公的譜系是以孔子為中心的，衍聖公的譜系也是通過孔子來承上啟下的；因為孔子的譜系實際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殷商王室，而殷商王室的譜系還可以一直追溯到傳說中的炎黃二帝。進一步看，殷商王室作為起源於通古斯的鳥圖騰部落，顯然和朝鮮乃至日本具有密切的淵源關係，甚至可以認為是日、韓的共祖。

自秦漢以後，歷代中國大一統政權都追封孔子後裔，如秦始皇召第九代孔鮒魯國文通君，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孔鮒之弟孔騰為奉祀君，漢文帝封第十代孔忠為博士、褒成侯，魏晉南北朝又封“宗聖候、崇聖大夫”，唐朝封“文宣公”，宋代以後都封“衍聖公”……包括金、元、清的蠻族入侵者。但其實，即使從政治而非精神的角度，這些封爵也都貶低了孔子。更何況，精神的業績本來就是無須封爵的。

在中國複雜多變的歷史上，有一個家族的譜系似乎沒有受到改朝換代的顛覆，保持了兩千五百年以上的綿延和尊榮，這個號稱獨一無二的家族，就是山東曲阜為中心的孔府世家。研究孔子的譜系，使得我們看到，孔子的先輩和後代作為一種政治現象而非精神現象，是和中國文明一同綿延發展的，其不絕如縷的狀態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孔子譜系就像中國文明一樣屢仆屢起，而每次仆倒和再起之後，都會更加發揚光大。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的歷史所提煉的某種支柱，我們不該無視它。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與中華民族共苦，但也從另外一面見證了“現代南北朝”作為一個滅頂之災，也許正像古代南北朝一樣，是中華民族否極泰來、迎接盛唐文明的契機。所謂“現代南北朝”，是筆者擬構的一個名詞，用以指代現代北朝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現代南朝中華民國。

孔德成先生的逝世，既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時代的開始。我衷心希望，隨着孔德成先生的逝世，現代南北朝也將逐漸走入歷史，華人世界將結束“兩個中國”（“現代南北朝”）的不幸遭遇，開始邁向統一的第三中國。

孔德成之死使得作為“聖裔”的孔子家族，從歷代冊封的文宣公、衍聖公、金元後金（清）玩弄的政治傀儡、黨國任命的“奉祀官”、中共批判的“封建餘孽”的束縛下解脫出來，給與中國人民一個機會，可以在今後適當的時候，從聖裔中從選舉一個可以代表中華道統的人物，君臨天下，無為而治，象徵憲政民主的成熟。

我的研究結論業已證明：在中國建立統一的秩序，只有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能勝任。當然這個“君主制”不是帝國時代專制君主制的復辟，甚至不是王國時代禮制君主制的復興，而是近代立憲君主制的創造性轉化。這樣的君主不是來自軍事領袖，而可以通過一次性的選舉由全民公決產生出來。例如從孔子後裔的代表人物中尋找合適的候選人。

這並非孤立的異想天開，實際上，類似想法的人並非絕無僅有。例如有一個具體設想是：“組建中國民主與兩岸統一委員會，由現居台灣的衍聖公或奉祀官做主席，主持會議，沒有表決權。大陸執政黨推舉兩人，在野民主人士共同選派兩人，台灣立法院選派兩人，香港立法會選派兩人，澳門立法會選派一人。共九名成員。保障現利益集團不被報復，保證海內外民主人士參與民主進程，保證台灣的現有地位和權益不被侵害。該委員會在完成民主過渡之後改組為樞密院，調整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之間的關係。”該建議還有一些具體的限制：例如，“委員會成員不能參加總統、議員選舉，以保障公正、中立。”

上述想法雖然有點一廂情願，但和君主立憲在某些方面已經不謀而合了。而我更傾向於認為，中國需要孔子後裔的代表人物出任更有實質意義的公職，而不僅僅是上述那樣的會議召集人。

帝國時代的衍聖公傳統，原本意義不在政治結構價值，而在其道德教化功能，但在不經意之間卻做成了最大的政治遺產。這一政治遺產在現代國際環境下，通過創造性的轉化，卻可以生長出中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制。

孔子的素王身份，與其說是來源於古代的祭司軍事首領如殷王，不如說是更加類似羅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其實漢唐以後的衍聖公，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勢力均衡的保障者、社會文明的調節器。結果，任勞任怨的衍聖公，既然不是國王，更不是諸侯，而是真正的公僕，就像風塵僕僕、奔走列國的孔子那樣。

現在，無君無父的中國人已經不再習慣“立憲君主”這樣的概念，那麼，為了滿足這一陋習，也不妨稱之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這個大法官當然也要受到最好的法學教育，但不必參與競選，而且終身任職。如果犯法，則削職為民，另選一位具有法學背景的孔氏後人。原則上，這位立憲君主意義上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應該是世襲的職位，這樣就可以免除不必要的爭奪和覬覦。

為什麼不同形式的專制制度，包括軍閥政治、寡頭政治、僭主政治、毛澤東的全面專政，始終是中國社會的粘合劑？因為中國始終是一個人治的而非法治的社會，是家長制的而非邏輯化的社會。所以我們倡導“君主立憲”，這不是專制而是“對專制進行限制”：與其要一個沒有權力限制的“共和制度”，不如要一個局有權力限制的“君主立憲”。這樣的君主立憲，並不是主張復辟更不是主張倒退，而是主張制度創新和社會前進，是在中國確定有效秩序的必由之路。

無疑，君主政治一般要比共和政治來得穩定。君主政治的缺點是過於穩定以致失去了競爭能力，結果不利於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爭霸。但是從長遠看，君主制更利於一個社會保護其傳統。所以英國、日本的社會保育做得比法國、美國更好；社會發展也比較平衡與穩定。

相對來說，共和制比較適合小國，而君主制比較適合大國。所以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只能推行聯邦制度，通過地方自治的國家聯合體的方式，來達到“一方面維持秩序、一方面保持活力”的雙重標準。結果現在，英國和日本這樣的小國反倒是君主制的，而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反倒是共和制的，所以英國和日本的社會就有些顯得停滯不前，而美國和中國就有些顯得不夠穩定──如果兩造中和一下，情況就比較理想了。

現在，末代衍聖公雖死，但北宗的傳統和南宗奉祀官仍在。從長計議，孔德成之死使得孔子家族切斷了與舊時代的所有關聯。使得中國今後有機會，可從聖裔中選舉一位深孚眾望、可以代表中華道統的人物，代表人民的意志，終結兩個中國（“現代南北朝”）的分裂行為。新的盛唐將在這個分裂時代結束以後開始出現，孔子所倡導的禮樂制度、君子之國終將復興，君臨天下，無為而治，象徵憲政民主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