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晋来稿：回望“五四”九十年

万维网友周晋来稿：今年五月四日，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分水岭的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揭开中国现代史崭新一页的五四运动，不仅迅速、直接地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更对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之政治发展方向、思想文化演变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今年四月以来，数以万计的各类专文已经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和评述。这里作者试图换一种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让被政治长期扭曲的五四运动的精髓重见天日，阐述为何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追求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的精神。遗憾的是：海峡两岸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为了相同的执政目的和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阉割、撷取了各自所需的“五四精神”，五四运动的历史和精神遂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四运动最初被界定为“新文化运动”。但在中国大陆，1949年后五四运动被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到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五四运动又成为思想文化启蒙的同义语，当年提倡的“民主、科学”诉求又被重新提出；89年六四事件后，思想文化启蒙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义语，五四运动又被重新定义为“爱国（爱党）运动”。但大陆知识界依然在反思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依然在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定出的历史方向，寻求在中国重建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潮并没有在中国绝迹。

五四运动开创的思想文化启蒙是思想禁锢的天敌，五四运动倡导和追求的人权、自由精神是对政治专制的巨大威胁。故以在中国大陆，五四运动被巧妙地“浓缩”为“五四青年节”，五四精神沦为表彰“先进青年”的特定时刻。今年中国大陆大规模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却对真正延续了五四精神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避之唯恐不及。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多年来从不敢大张旗鼓地纪念五四运动，就是怕揭起六四的伤疤。

在台湾，1949年抵台后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一直视学生运动为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手段，所以干脆将纪念五四运动淡化为“五四文艺节”。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科学”大旗，被蒋介石先生硬生生地插上了一条“伦理”的前缀，一看就是“不许乱说乱动”的潜台词。当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台静农等相继抵台后，慑于高压的政治氛围，他们都很少再提五四精神。从那时起一直到1988年台湾“解严”，近四十年的时间，五四精神在台湾仅成为文学与浪漫的代名词。

五四精神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社会制度”的两岸变质和受到打压，是中国人的悲哀。

相对于“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的蹒跚而行，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较少被意识形态羁绊，所幸在两岸都得到健康的发展，新型的戏剧、小说、诗和散文遍地开花，是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结出的最繁茂丰盛的正果。

五四后遗症：矫枉过正的历史局限，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五四运动发生在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百年积弱的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危机的特定历史时刻，没有现成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其它国家作参照物以救中国于水火。满腔激愤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情急之下遂把亡国灭种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中国封建传统和儒家文化的“原罪”。精英们竭力推崇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价值文化，似乎只要服用一帖破旧立新、以西为师的猛药就能使中国繁荣富强。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因历史局限造成的认知上的矫枉过正，也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民族自信心崩溃的表现。直到近70年后的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里，仍能看到这种“五四后遗症”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刻影响。只是到了90年代，当两岸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中国人才重新找回了遗失多年的民族自信心。

曹长青先生曾论述说：五四运动“在政治上为现代中国人带来了民族主义和群体主义（注）”的强烈意识。民族主义和群体主义固然是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走向独立的头号功臣，但二者都是双刃的利剑。在和平的环境中，在当政者的刻意引导下，中国人很容易接受狭隘民族主义和群体至上论的双重熏陶，以致中国人至今仍然普遍认为：民族尊严和由群体组成的国家的荣誉远比“个人的自由及权利”重要，这是民主政治至今无法在中国普遍开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三十年的历史周期

中国人喜欢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以1919年为中点，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周期，前溯三十年到1889年正是清代洋务运动鼎盛时期；再前溯三十年到1859年，是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期，也是封建主义的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面接触期。

另一方面，从1919年后溯三十年到1949年为毛泽东时代；再后溯三十年到1979年为邓小平时代或曰改革开放的时代；从1979年再后溯三十年到2009年应为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可惜中国政府在2009年这一历史转折点迄今没有宣布实行某种形式和程度的政治改革，错过了诞生一个新的“胡锦涛时代”的机会，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唯有寄希望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时，中国能放弃一党永远执政、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九十年后的另类救亡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工农业生产、军事、科技、国内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凡客观公正的人士都不会否认，但这些成就再多也只属于“硬体建设”；在诸如法治、人权、开放思想言论自由、公民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和参与这些“软体建设”上，中国不是不及格，就是做得很不够，每每成为国外媒体的箭靶、成为国内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成因。毫不夸张地说，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的精神，在90年后的中国仍然匮乏，五四精神并没有在中国被真正发扬光大。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和九十年前大不相同。当今的中国早已独立，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深受各种内部压力的困扰，其中最普遍的是普通人的觉醒和对其自身权利的维护。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国家的崛起，更应是普通人的尊严和维护其应有权利的崛起。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人仍然需要五四精神，只是把爱国重新诠释为爱民，把普通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的真正崛起，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另类“救亡”。

历史的岔路和邪路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曾经走上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军阀混战、“十年内战”、“三年解放战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间之长、名目之繁多令后人感慨不已。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和顽固势力的阻挠，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深远影响，绝不是一时半刻所能彻底荡涤。但我们对此无需羞愧不已。因为在同一历史时期，许多先进的西方国家也走上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长期实行军事独裁的西班牙和南美各国。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也在岔路和邪路上走了很远：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时期。但九十年后的今天，放眼世界，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抛弃了岔路和邪路，走上了自由民主人权这条迄今为止人类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道路。

让我们收回目光，重新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中国的一条腿正在经济自由发展的大路上飞奔，中国的另一条腿却仍然在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的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中国人应该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无奈。

站在用九十年漫长历史搭就的巍巍高厦之顶，仰望五四先贤们的在天之灵，耳畔仿佛传来他们深深的叹息声。面对他们的失望，我们深深感到羞愧。当“革命”已属于二十世纪的专属名词时，惟有希望陈胜、吴广们不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再投胎转世。殷殷期盼五四运动100周年时将是中国社会巨变的又一个分水岭。

（原载6月号《争鸣》）

====================
（注）：周晋认为：“群体主义”一词可当作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主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