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六四悲剧”中的政治责任

万维网友直言来稿：1989年由学生运动引发的大规模街头抗争和六四悲剧的发生到今年已是二十周年。跟往年一样，临近六四前夕，各方人士又从不同的角度开始讨论二十年前那场街头抗争的意义和缺失。但是，跟往年一样，绝大部份的文章仍然集中在政府开枪镇压是否有法律依据和广场上的学生是否具有理性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在笔者看来，这纯粹是两个无意义的命题。事发二十年后还集中在这两个幼稚的问题上，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毫无意义。

从对政府一方的评判看，到了六四前夕，军事戒严的命令在颁布两个星期后无法执行，中央政府的公权力已经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当时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不知所措而处于一种对中央政府的观望状态。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果断措施而强行恢复秩序，中国政府将会因社会失控而崩溃，全国将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中国政府在六月四日所采取的行动是任何一个不愿意自我崩溃的政府都会采取的。开枪本来就是军事戒严的应有之义，世界各国都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六四是否应该开枪是没有意义的。

从学生一方来看，所有批评广场上的学生缺乏理性，学生领袖无法控制普通学生的说法也是毫无意义。发生在1989年的街头抗争运动从割据天安门广场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突破了现有法律的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本质上是受口号和激情驱驰，而不是听从于理性的意见。无论是谁发动的群众运动都具有失控的特点。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提供很好的例证。由于群众运动本身具有的非理性特点，讨论学生有没有理性，学生领袖有没有权威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宏观发展视野看，讨论这场二十年前悲剧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一场学生的街头示威游行最后会酿成流血悲剧？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场悲剧中，谁应该负政治上的责任？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在将来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二十年前的悲剧，有两个人应该对这场悲剧负主要责任。这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前者优柔寡断，坐失迅速控制事态的时机。后者个人利益熏心，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前者是一个对事态的判断问题，后者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应该是有政治经验的。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看，邓小平还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但是，邓小平对改革十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却认识不清，而对如何对应改革带来的社会冲突并无细致的想法和措施。用军队来解决社会动荡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在此之前，邓小平在谈到所谓自由化问题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中国共产党还有几百万军队，也不止一次地谈到军事戒严。这反映出邓小平在治国上的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过于轻率和粗疏。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统治主要不是靠军队，而是靠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构。

邓小平的这个思路反映出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比他同时代的领导人如陈云等要差很多。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国家来看，军队镇压从来不是共产党压制反对意见的特长。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极少运用军警力量镇压民众，而军警镇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倒是家常便饭。从社会结构上看，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主要是靠组织控制和舆论宣传。从1949年到1979年，除了文革末期因党组织涣散在1976年发生天安门事件外，中国在几十年间极少发生用军警进行社会镇压的事件。

也许是邓小平自恃有军队可以进行镇压的思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曾多次谈到军事戒严可以解决问题，但却很少从组织上和政府职能上去建立防止社会冲突的有效机制。当学生在1989年四月下旬走上街头抗争后，邓小平实际上一直在观望和军事戒严之间徘徊，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结果坐失了不流血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如果邓小平在学生冲击中南海或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二十四小时内通过北京市的军警力量采取果断的强硬措施，后来也就不会发生开枪和流血事件。结果，邓小平的优柔寡断和观望心态导致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发展到不可和平解决的地步。当邓小平5月17日在家里跟其他元老一起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时，在时间上已经太晚了，民众的燎原之火已经是发展到不开枪就不能平息的程度。

如果说邓小平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是判断失误和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那么赵紫阳则是有意利用学生运动来保住自己在共产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一开始就把自己权力地位的得失看得比学生运动本身的诉求和这场运动的结果更重要。1989年中国政府和学生的对峙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情况发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降低双方对峙的敌意，如何平和地解决问题。但是赵紫阳却有意把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和党内斗争搅和在一起，故意把他在党内和其他人的矛盾公开化。结果从五月中旬起，广场上的学生和中共党内的总书记成了一条战线。而赵紫阳的一些智囊们也纷纷介入其中。学生们天真地以为有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的支持，广场运动将会改写中国历史，而没有意识到赵紫阳已经把学生们绑上了党内斗争的战车。

有人说，赵紫阳在1989年是为了保护学生而不惜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怎么谈得上是要利用学生来保自己的乌纱帽呢？这不是对赵紫阳的污蔑吗？当然，如果只看赵紫阳本人和他的智囊们的说辞，这种说法似乎是有理。可惜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推敲。

到了1989年5月中旬，怎样才算是保护学生？当时的危险形势连柴玲这么年轻的学生都知道，在广场呆下去的结果一定是流血。赵紫阳作为一个在共产党内工作了几十年的政治家，在广东土改中杀了不少人的革命家，不可能不知道学生在广场继续割据下去的危险后果。如果真正为了保护学生的年轻生命，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撤离广场。但是，赵紫阳五月中旬在公众面前表露出来的信息则完全是在鼓励学生继续割据广场。这个鼓励就是有意地把中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暴露在公众面前。在一场群众和政府的对峙中，政府的任何分裂都将起到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无论是赵紫阳在跟戈尔巴乔夫讲话时有意透露中国的大政方针是由邓小平负责，还是他本人在广场上有意表露出同情学生但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在客观上都起着鼓励学生继续留在广场的作用。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明白，当年青单纯的学生们看到同情学生运动的总书记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还不会热血沸腾地留在广场斗争吗？从事了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赵紫阳难道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在赵紫阳心中，北京的街头抗争运动已经成了他保住权力的最后一个力量。赵紫阳自己很清楚，无论他辞职还是不辞职，只要学生坚守在广场而政府退让，他都将成为中共党内真正的权力中心。赵紫阳把他的政治赌博押到了学生身上。

二十年后当我们再来看中国政府对街头抗争运动的处理方式，邓小平对共产党转型为执政党后，如何运用现代国家机器处理社会冲突和街头抗争缺乏经验。邓小平在关键的时刻举棋不定，坐失解决问题的机会。而赵紫阳把个人权力和党内斗争中的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和学生生命之上更是最大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邓赵二人对1989年的流血事件都负有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