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晋来稿：对新疆暴乱的再检讨

万维网友周晋来稿：6月26日，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内一名汉族女工的一声尖叫，引发了厂内维汉两族员工的大斗殴。谁也不会料到，这只毫不起眼的“蝴蝶”扇动的翅膀，于7月5日在遥远的新疆乌鲁木齐刮起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种族暴乱的飓风（最新统计为死亡197人、受伤1680人）。笔者并不将这场暴乱简单地归咎于“蝴蝶效应”，因为“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笔者也不认为它只是中国官方

所指控的“境外敌对势力”所致。在新疆当地政府早已驾轻就熟的严密封锁与监控下，“境外敌对势力”很难直接策划、煽动和插手当地的暴乱。中国官方早就忘记了毛太祖的一句名言：“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异 东部对新疆资源的掠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敌人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对地处中国领土最西部的新疆而言，除了这两大敌人外还有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异，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国的东部甚至中部地区。新疆本身还有南北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疆政府偏重于发展工业基础好、汉人集中的北疆，相对忽略了发展穆斯林聚居的贫困的南疆。这次在乌鲁木齐闹事的许多人正是来自外地和南疆的失业维族青年。这三个负面因素的交织、重叠，是中国其它省市自治区所没有的。

更令新疆各少数民族普遍不满的，是其它省市自治区只关注于新疆的“西气东输”、“疆煤东运”这类只有利于发展东部、中部的议题，而对新疆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现况漠不关心。这些少数民族认为：其它省市自治区从新疆廉价夺走大批能源，所以新疆至今仍然这么落后；外族（主要是汉族）人只是到新疆来掠夺资源、与当地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如果外族人不来，光靠新疆地下蕴藏的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新疆就可以像沙特阿拉伯等国一样，将资源开放给外国人开采，新疆人会生活得很富裕、新疆将发展得很繁荣，不会像现在这样贫穷落后。从另一方的角度看，中央政府一直给新疆这个特殊的“自治区”大笔援助，新疆却发生大规模的暴乱，从中央决策者到普通汉族民众都会觉得新疆各少数民族太不知好歹，官民在对新疆暴乱采取强硬对策上取得了少有的共识。

笔者认为：即使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上述认知有偏差，也不足为怪。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条条输油管道/输气管道通向东部、一车皮一车皮的煤运往东部，而中央政府给新疆这个特殊“自治区”的大笔援助，普通的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多无从感觉到。不如将大笔援助转用于明码实价地补贴众人都能看得见的从新疆输出的能源和其它产品的收购价格上。这些价格虽然不能与国际“接轨”，但可以给出比在国内的省市自治区间交易更高的价格。明码实价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利于杜绝当地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新疆能获得更多的钱来发展本地尤其是南疆的经济建设，新疆各少数民族能从出售的各类产品（比如农产品）中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是消除暴乱的最好办法。

中国民族政策的再检讨

从大陆移居海外的汉族人士，多会非议执政党的一党专制、贪污腐败、没有民主自由、缺乏法制等积习已久的种种弊端，却很少非议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反而觉得这些政策太优惠少数民族了，与之相比多数民族反而有被歧视之嫌（故这些人士不会赞同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的批评）。但这些都是我们汉族局外人一厢情愿的看法。去年在西藏、今年在新疆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暴乱，都证明中国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似乎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不能获得藏、疆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普遍接纳和认同。其根本原因是：优惠并不等于信任，并不等于放松层层限制、种种控制，并不等于放手给少数民族关键的权力。如在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一职可以由少数民族的共产党员担任，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职却一直由汉人担任。现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就官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直达天庭。

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许多优惠政策早已名存实亡。由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端，这些信息既没有及时反馈给最高决策当局，相应的新政策也没能及时出台。就新疆而言，1970年代后期，政府硬性在新疆实施了“三个60%”的政策，即在当地招生、招工、招兵这“三招”时，少数民族人士都要占60%。但过去二、三十年来， “三个60%”的行政干预政策，逐渐被市场生存的需要所取代。这二、三十年间新疆有不少发展机会，致使大量的汉族人涌入新疆。新疆的少数民族除了有被同化的危机感，更被这些外来人抢了不少好饭碗。因为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受语言、经济条件、家庭环境等的影响与限制，使他们在教育程度、汉语水平、就业技能等方面普遍不如涌入的汉族人。于是，对“三招”中影响最大的招工而言，随着当地的国营企业纷纷败给市场机制，逐渐步入困境，大量因受惠于“三个60%”政策而得以进入企业的少数民族职工下岗；而新的好工作多掌握在汉族人手里，他们在招收新员工前已有偏向招收汉族人的心态。加上少数民族就业者在素质、技能上的不足，于是大量的好工作被汉族人占据。这种招工方面的民族“歧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如何增加少数民族民众的就业机会，如何辅导少数民族民众自己创业，是新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点。

另一项广受各方批评的民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实行的“两少一宽”：即“少捕少杀，一般从宽”。这一政策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精神，汉族人不满，更助长了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虽然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必要再仿效当年王震以铁腕治疆的“法家路线”，但如果一直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实行“犯罪坐牢，杀人偿命”的政策，他们在犯罪和参与暴乱时必然有所顾忌，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宗教政策

新疆少数民族的另一个很大不满是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种种压制。中国所有的宗教活动仍然处在国家宗教委员会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下。现在新疆各地的清真寺比1949年前少很多，伊斯兰学院受到严格限制。由于以“基地”为代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在世界范围不断实施恐怖活动，致使中国中央政府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比其它省份、其它宗教更为严厉。长期实施这种严厉的控制，会推动立场相对温和的新疆穆斯林团体与持极端立场的“疆独”运动的结盟甚至联合。如何在限制“疆独”的生存空间和保障新疆少数民族正当的宗教活动之间取得平衡，不比实施“一国两制”容易。

制定民族政策的弊端

一党长期执政的中国中央政府，当政府颁布某项关系到无数人生活乃至生存的重大政策法令时，没有反对党的制肘，在非常时期更可越级直达基层，行政效率确实是高。但这些政策法令往往没有经过人大/政协的详细审议、听证、辩论、投票等西方国会惯用的繁杂立法过程，没有认真倾听从学者专家直到平民百姓各方面的意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全盘考虑，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事后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也常常被各级执行者有意无意地掩盖、淡化，以致那些德政常常成了“好心办坏事”的“毒政”。当民间不满的火山终于爆发时，政策的制定者才恍然大悟，但木已成舟、为时已晚，重大损失已经造成。

各国都有民族独立的势力

中国官方要从这次新疆暴乱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但也无需全盘背负造成了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的“原罪”。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错综复杂，源于纠缠不清的历史，很难给出完全公正的裁断。世界各国包括最“自由民主”的西方各国都有由民族茅盾导致的冲突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藏独”、“疆独”并非中国制造的特产。如英国有北爱尔兰独立运动；西班牙有巴斯克分离主义势力；俄国有车臣等地的争取独立运动。即使在享有“各民族大熔炉”和“最讲民主人权”双重美誉的美国，也有争取独立的“波多黎各民族解放军”存在，几年前光在美国的监狱里就关押了500多名这个组织的成员。这次新疆暴乱中攻击中国最激烈的土耳其，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的典范。土耳其军队在攻击其境内甚至境外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时从不手软，其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比中国军警镇压新疆暴乱暴力多了。然而，当西方的媒体和价值观念仍然左右著世界的新闻来源和舆论走向时，西方各国本身的民族问题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转移、淡化，有意无意地被披上一层“人权”的薄纱；反之，当西方惊恐地看着与西方政体和社会制度完全相异的中国日益崛起，当一党长期执政下的中国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确实存在著种种弊病时，这次新疆暴乱引起西方媒体广泛的负面报导和负面评论并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必然的。

领土问题不能和其他问题混为一谈

海外总有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士，每当中国有事，就跟在西方舆论的后面，不是幸灾乐祸，就是鹦鹉学舌。这次新疆暴乱，他们也跟著西方媒体说新疆不是中国的，中国是非法的入侵者。中国与新疆的联系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新疆早就由中国统治过。早在隋代，李白的祖上就因获罪充军西域，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诞生在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市西南八公里处）。至于指责说中国霸占新疆的土地，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当今世界各国哪个不爱土地？与中国曾经统治过新疆的漫长历史相比，美国通过战争从墨西哥手里夺得加州的历史只是个零头。1982年英国人兴师动众、万里迢迢地远征跟英国本土八百杆子也打不着的小小的福克兰群岛，也没见西方媒体对英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笔者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不爱、不维护这个统治中国六十年的党，但你不可以不爱、不维护生你养你的祖国。

借鉴西方国家，将讯息完全公开

每当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生重大问题时，如去年在西藏、今年在新疆发生暴乱后，中国受到的批判特别强烈，这也与中国政府没有将暴乱的讯息及时完全公开有关。

西方国家对自身严重的民族/种族问题采取开放的态度。如1992年美国洛杉矶爆发的因黑人罗德尼.金被白人警察暴打事件而引发的黑人暴动中，大规模的抢烧事件无日无之，大洛杉矶地区浓烟四起。韩国超市的屋顶上甚至有浑身挂满黄澄澄子弹带、手提轻机枪的韩裔人士在守卫，一时之间仿若回到了“十月革命”、二次大战时期。但暴乱中政府没有强力介入镇压，各种媒体全程作公开报导，每个人都知道暴乱的最新进展，政府没有也无法隐藏任何事。政府还与当地社区合作，让当地民众参与讨论，试著去解决问题。这场大规模暴动很快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与这种信息完全公开有很大的关系。

崛起的中国应该是充满信心的中国，它应该逐步效法西方政府和媒体对骚乱、暴乱事件及时作公开报导的态度。开头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和震惊，因为中国社会还不习惯于这种信息完全公开的方式。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先堵上了无数的悠悠之嘴，有利于释放民众心中的疑惑和心理压力。如果新疆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当地少数民族和西方媒体的不信任，也许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外部调查组织，如让来自港澳、新加坡等地的人员进行非常透明公开的实地调查。中国与世界“接轨”，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