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来稿：毛邓都是超级现实主义大师

万维网友谭伟东来稿：

 个人崇拜同科学历史解读不同。民间和多重评说，同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有异。历史可以几乎断

言，从来都是现代史的历史沉积与反思。国家意志和战略，需要民族大智慧的沉淀、积累与统合。就像需要并动态地完成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样，同样需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小平之路和小平治国方略。中华要全面崛起，中国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在六十年辉煌的基础上，准确地把脉国家领袖与精英的思想脉络，维护好现代中华和古代中国的人文财富与精神遗产，在充满变数、充斥着浊流、暗礁和险滩，到处是陷阱、处处是荆棘的现代化和超现代化的征途上，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英勇顽强地胜利地走向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光辉彼岸。

 一、毛泽东的强国之路

 小平说他是第二代的领班。这是对的。但他也意识到他自己在在第一代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是第一代的核心、领袖与舵手，是当代中国开国群星中的北斗，是现代中国之父、当代中华开国领袖。他的历史定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甚至包括政党、军队、国家、社团的一切最重大的制度、传统与文化秩序上的建构，早已铸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魂、党魂与军魂，铸就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血脉和文化给养，铸造了当代中国乃至千秋万代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以弱胜强，敢于胜利并善于胜利的民族性格与心理诉求。

 毛泽东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学说、理论，更包括他的意志追求、战略设计、强国之路，甚至包括他的诗词创造、书法挥洒乃至大乱大治的治国、整党、统军实践等等，都是他那一代雄才大略的一大批中华伟男子的共同创造和卓越贡献甚至于献身所换来的。这一代的群星里，不但有外交天才周恩来，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朱德，早已仙逝的恽代英、蔡和森，也包括有着相当理论素养和杰出组织才能的刘少奇。当然，也包括充当了第二代核心人物的邓小平、陈云。

 毛泽东的一切，由于他作为领袖、开国之父和导师的身份，使得他诗人、书法家、思想家、理论家等人文、情趣、理论建树的当代影响和历史遗留都变得“退居次要”，反倒使得他的强国之路或中华乃至人类的复兴之路成为主要关注。他的选择、判断，他的独创、开创和绝创，包括人民战争、红色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战略，包括他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建构，他的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乃至认识论的实践观、践行真理观等等，都在其亲历和统帅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和卓越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实践之后，转变成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和现代与未来中华的伟大建构之上。

 毛泽东的强国之路有两大核心基点：第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或思想为指导的；第二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适合中国国情的或说中国版本的。（关于第二点，其中既包括一切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又包括中国当代与未来的自主与特色。）关于前者，他笃信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既包括暴力革命、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哲学观、社会演化史， 又包括关于世界革命，一国革命，国家与政党的基本原则、原理与规范。他是在如同马克思相信社会科学、社会发展同样具有达尔文进化论般的理论的信仰，如同恩格斯相信他同马克思一道，使社会主义由空想、乌托邦变成了科学一样，像马克思笃信或认定社会经济规律，就如同重力为其开辟道路一样的意义上，在意志和心灵深处，确信这样一些基本原理。然而，与此同时，他又确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列主义永远只能是指南而非教条。当代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必须创造性地结合，而且创造性地发展和超越马列主义创始人。因此，他的强国之路的终极社会取向和终极目的是异常清楚、明白无误的。其中的价值追求具有信仰与真理性，即社会发展演进的最终目标具有合乎人类康庄大道和伦理规范的最高理想境界。关于强国之路的第二大核心基点，毛泽东倾其毕生在探索、保持走自己的路，走特色之路。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任何的战争与和平环境下，任何的事情，他都强调自我、独立自主和特色之路。他关于真理、关于反潮流、关于统一战线等等论述，都是同中国人民、中国自身的利益相连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采取中国式的革命战争道路，结果是农村包围城市、红色根据地的武装割据式存在、农民为主的人民军队和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灵活运用的战略战术原则。采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赎买性的公私合营的非暴力“剥夺”，和国家、集体，中央与地方混合所有，多重管理的道路。采取中国式的统一战线，是国共两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民族统一战线，抗美援朝统一战线、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美苏大三角与三个世界划分的统一战线。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下述几个基本结论：（1）毛泽东的强国之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其所欲追求的理想国家是最后的国家消亡。因此，强国之路是一种历史必由之路，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最后归途。尽管他充分意识到最后的艰辛、路途的漫长和具体反复的不可避免的；（2）毛泽东的强国之路追逐的既是中国的最高、最大的国家利益，也同人类整体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强国之路绝对的是永远的不称霸之路，毋宁说是追求世界大同和世界永久和平之路；（3）这个强国之路的理论基点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不断革命理论、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它本身暗含了光明的前途并不排除道路的曲折；（4）这个强国之路既会充分尊重中华历史传乘，又充分吸收当代世界和人类其它文明体的一切优秀与先进的东西。但最终都是要达到有利于全人类的中华复兴，要能够使中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用毛泽东的诗形象地加以形容就是“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殴，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环球从此凉”。

 毛泽东的强国之路首先指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这既是斯大林以降的当代共产主义者的普遍认知，又是近代中国最基础、最深重的血的教训，甚至是当代全部非西方国家在摆脱了殖民掠夺与压迫，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普遍追求。重工业化在这个路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钢为纲，石油及其重化工、机械化都是其中的重要技术和产业支撑。其次同动态的工业化相匹配的农业、轻工和分门别类的平衡，则构成了中国强国之路区别于斯大林模式，区别于华约集团的所谓国际分工，使得中国从工业、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自始至终都可以摆脱任何国家与国际集团控制，形成了苏联众多社会主义卫星国所不敢奢望的发展道路；第三是以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技的四化之路。周恩来在第四界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战略，甚至说法，由邓小平领导的起草小组完成的；第四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和核心的国防和战略技术、产品与装备的高科技制高点的能够平衡国际战略，保证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走得通的强国之梦；第五是以国家、集体、个人物质利益平衡，以公有制、集体化为基础和保障的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

 早年毛泽东未能出国留学，中年毛泽东两次出国仅仅访问、考察了苏联，晚年毛泽东则再也未能出国，更不必说全世界周游考察，尤其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哪怕是一般性地参观、访问。毛泽东一生胸怀中国，放眼世界，其《大参考》每日必读，对世界大事，几经了如指掌，但其观察到的具有真实的亲历的，却几乎没有。这不能不是个巨大的遗憾，可能对毛泽东不惜中断建设之路而防修反修，形成了相当的决策影响。

 历史终究不会证明由于上述的缺憾，造成了毛泽东强国之路的参照失准。并进而动摇了他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赶超战略倾向。毛泽东晚年的作为是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思维定势和性格追求的。他晚年的一切探求，无论从动机和历史结果而言，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未能获得他一生的从未就不或缺的有把握之仗，阶段性的胜利，和赢得最终的制度结构以及历史辉煌。而是把大体维持下来的国际格局尚未完全明晰，内部基础已在的“残局”，留给了后人。而其对其身后人们将如何接受这笔遗产，究竟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血雨醒风底斗争来完成，则抱着只有天知道的心理。

 毛泽东对强国之路和最终需求的艰辛是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的。他针对斯大林问题的后遗症，早早系统地提出并准备了一系列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的安排。他甚至在全国进行一次彻底的当真的大预演。但其对身后的强国之路的转型，还是未料极到的。平心而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对其身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和社会大变动，都是会感到欣慰的。他们梦想的那种大踏步跨越和大规模地融入和影响世界，在其后则以令人惊讶的方式与速度展开。然而，他们对现今的腐败及种种社会弊端，对贫困与两极分化，不但会深深地担忧，而且会绝对的不能容忍。邓小平同样也是如此。这实际上也是他罢黜其指定的两任接班人的最根本的政治问题。

 毛泽东对邓小平总体上欣赏有加，爱护有加。在文革与“四五”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始终保护小平，永远为小平复出留有余地。这是政治家中不多见的。事实上，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国强国之路，确实由小平承接，获得最大的历史功效。这或许是他们的政治心照不宣，早已使他们各自走出了不同寻常的战略举措。

 二、邓小平的富裕观和强国路径

 邓小平的任何主张、战略都是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的。邓小平懂军事，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但邓小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家。他是从里到外的地地道道的大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的富裕观，富裕论断从来不是微观的、个体的、价值无涉的非政治性的。毛泽东说他“政治性强，人才难得”是客观的、真心的、准确的；说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则是气话，是认知的过程中的偏激话。邓小平所做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是有着相当的时局判断和根据的。它既是对中国建国后的现状，又是对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尤其是中苏论战乃至国际政经格局所作出的一种政治判断。

 战争年代林彪为激励属下、士兵勇猛作战，曾说出了“社会主义就是吃白面馍馍”。而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既具有上述的那种激励和浅显易懂的作用，也具有匡正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发展与幸福观作用，是对任何时期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鲜的革命观，人生观的一种补充和匡正。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丰裕观不是那种基于落后生产力和贫困，而是在高度发达，没有人世间剥削、压迫和丑陋基础上的舒适、丰裕、和谐与美满。这种结果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增长基础上的动态适应的丰富，同对应于共产主义的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意义上的富足有所区别。

 同毛泽东等人第一代的工业化、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工业化，而邓小平的社会丰裕和民众富足对于于他所观察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富足。

 邓小平认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建设的全部指向是最终的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者最终的优越在于其解放生产力能量，使其国家及其人民在经济以及各个方面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这包括经济发展速度。小平更是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求实精神、认识路线和真理标准忠贞不二。

 因此，当毛泽东在全身心地关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党内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党的核心领导集团，尤其是其接班人出现断裂和反叛时的强国之路陷入歧途，强国之路走向反面，而如何才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全面、全党性的反潮流、大革命、大解放、大辩论，从而逆转这种思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时，邓小平对防修反修不但认可，而且同样认为其意义重大。然而，小平对此则从社会基础和普遍性的社会优越性的层次，对于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强国之路进行了另类反思。

 传统的短缺经济、隐性通货膨胀、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铁饭碗与终身制下的、完全指令性计划和国家统筹下的效益不高、产值目标追求等等，进而其导致的养懒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空头政治，并带来了平均主义和贫穷的弊端。这些显然可能使社会主义不战自败。社会主义普遍的社会基础，在面临国际帝国主义颠覆和中央出修正主义无法抵制的深层原因.

 小平是从同毛泽东当年一样的那种思路，即从制度优越性这一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增长和发展，看待经济建设问题的：你有那么多人口，那么地大物博，听说又搞了社会主义，但还是没有人家国家发良展得好，那你的优越性何在？你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语）。

 苏联东欧转型，８９年后世界社会主义经营一夜间解体，一些新左派走向了极端左派的思路之上。对小平之路质疑、怀疑乃至批判。右派则在９２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欣喜若狂，而在2008年后也开始有些抱怨与不满。其都误读、误解了邓小平战略及其小平路径。

 小平有逆向思维的本事。他对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是深谙此道的。对于苏联东欧转型，他没太在意。苏联东欧意识形态的放松、文学艺术宣传阵地的放松，他是通过严厉地抨击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两手都要硬来应对的。他更是把苏东转型的根源放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和相对落后的百姓生活品质之上。这一认知与眼光是独到的，其关注是合理的。这符合毛泽东的内因变化起着决定作用的思路。当然若把中央上层的路线与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辩解，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小平的洞视是有着相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

 从防修反修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进一步到防止苏联东欧剧变，小平的选择和思路是坚定的、明确的、一贯的，到其晚年在同其弟弟的邓肯的谈话时，则认知上发生了重大的飞跃，对其发展观、富裕观、后发展社会价值取向或后发展问题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环路。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小平的特区建设、市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政权、军队、政党、舆论在手，是在公有制与国有经济“占优”、“为主”的前提之下的。这同私有化、全盘西化、照搬美国化、资本主义化是根本不同的。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以最终共同富裕为前提和目标的，是终极目的的手段。他对精神污染、一切陈腐的东西，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对产生新阶级，两极分化更是提高到“走上邪路”上去的高度去认识的。

 小平晚年“对若出问题，还是在党内”，同毛泽东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对“看来发展后，问题不比发展的问题少”，及通过国家税收转移支付、发达省帮助后进省区等等的思索，统统表明，他在治国路径和国家根本性质维护的认知路路径上，同文革初期毛泽东的心理历程有着极为相同的一面。

 毛泽东毕生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务实和高超的统一战线艺术，使他从胜利走向胜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辉煌。邓小平终身政治与现实平衡，不愿意偏离现实半步，“三落三起”，一次比一次更加辉煌。而他们在保持中国航船的正确轨道上，毕生都是高度警惕的。毛泽东以大跃进等的终生少有的“败绩”，欣赏、羡慕和期待经济大跃进、大赶超，邓小平旗下完成了。邓小平以晚年的反思、反观与“沉着应对”，对穿越历史，明察秋毫，“掌上千秋史，心中百万兵”的毛泽东崇敬有加。毛泽东是这样伟人中的巨人，大师中的泰山。若毛泽东生前大体可被认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是太阳一个红旗”（斯诺语），“毛周交相辉映”（斯诺语）。那么毛泽东晚年到逝世及其后，他和邓小平更是相辅相成，心照不宣地共助华雄与神威。毛泽东博古通今，小平悟性深厚；毛泽东天才运思，小平举重若轻；毛泽东豪情万丈，革命的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天然混成，小平则是“绵里藏针”（毛泽东语），其革命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浑然一体；毛泽东的风格是“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小平却是言简意赅，大道至简。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断与认知，小平不可能没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毕竟他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他家大公子坠楼致残，但他基本上是处于当时的国情、党情和自身认知基础上的公心与厚道。毛泽东在请他做总书记时讲他做事“周到、公道和厚道”，是准确的。小平小毛泽东十一岁，成为第一代领袖集团成员之一，成为毛泽东的真正的好学生，又比毛泽东高寿十年。这大体上在民族领袖集团延揽上，保证了新中国六十年的辉煌。中国若能再有四十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之时，就可大体上完全、彻底完成中华复兴，开创并进入和共享现代中国之盛世了。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均非一日之功。古罗马哈德良皇帝前后的辉煌，也是数代励精图治才有的结果。２０２０年应是中国的关键性的年代，总量经济世界第一绝非只有象征意义。其给了中国一巨大的回旋力量与调控能力。２０４９年将是个更加具有战略和标志性的年代。中国崛起与称雄世界，能确保中华盛世和世界的安康。

 三、毛泽东、邓小平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战略追求

 毛泽东、邓小平都抱定马列主义信仰，其终极社会理想都是共产主义，且所坚持的生命期间的理想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称之为“三大法宝”。他嘲弄赫鲁晓夫式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境界。他曾狂热地在十五年赶英超美的兴奋中畅游。他在不顾一切地试图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砸烂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回归到他一贯的终身的务实和以弱胜强的轨道上，形成国际多重统一战线，鼓励党、军队与国家全方位的政策与策略调整。

 毛泽东、邓小平反对阶级压迫、人剥削人的制度。他们在追求人类平等、社会平等、自由与解放方面是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认识和组织路线的。那种以“姓社姓资论”、“先富论”、“经济建设为中心”新纲领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防右反左论”等等，试图把邓小平描述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甚至以其同陈云等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将其解读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没有根据的。

 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是有前提、有条件的。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同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应当被称之为政治辩证法大师。

 毛泽东强调人民民主（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主张党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喊“人民万岁！”，告诫各级“官僚”“人民就是共产党的上帝”，一切要为人民服务，邓小平不无动情（在其晚年）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毛泽东主张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邓小平主张发展发展再发展，让先富起到示范作用，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现已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抓住机遇，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再造十几个香港；毛泽东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认为当代世界问题是“东西南北”，东西是意识形态、冷战和两大阵营较量，是东西方世界的对峙，是和平问题，南北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是发展问题。

 把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超级现实主义大师分别加以定格和偶像化，前者定格成彻底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革命家，后者定格为彻底的完全的实用主义的外交家式的政治风云人物，不但是错解、误读，而且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更可能是国际大博弈的超级杀手战略与兵法。一些极左派将两者截然对立，制造了种种定式。由于现行腐败、分配不公和种种进程中的失误，在社会广大阶层也有相当的市场。这两种角度和画像都是危险的，都需要加以坚决地纠正。(注：作者为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