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复兴”的中国与世界意义

万维网友谭伟东来稿：

中国智慧中的“乱世出英雄”，同恩格斯评述文艺复兴时代说的“那是个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的时

代”的评断是一致的。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但又从他自己的所谓超人、末人、权力意志或强人崇拜的所谓价值评估中，被他从另一扇门给请了回来。死去的是对部分特权阶层用做禁锢、控制、统治甚至愚弄普通众生的上帝，回来的或重新降临人世间的是“道成肉身”的世间伟人、民心上帝。

尼采是疯了，但其思想脉络没疯，他的宣称、追求和本意没疯。他对柏拉图理念或共相永恒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崇拜的颠倒没有疯。他说开启的后现代解构思潮和对于“工具理性”的重新评估没有疯。自然其高傲的宣称和宏大思想体系的救世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矛盾。当然，尼采走过了头。在这一点上，幸好人类的智慧没有疯。至少，海德格尔是清醒的，更不必说千年思想巨匠马克思又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回归了。

           现代与超现代的上帝与“《圣经》”

毛泽东的世界现代源头是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开起了人类思维和社会历史文化新纪元。这种巨大的历史回声导引了，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主宰了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轨迹和演进线索。这不单单表现了后马克思以来的社会科学、人文理念的唯物与辩证史观和方法论，社会阶级与革命的科学解构，历史运行的客观演进规律等等思想、观念与科学运动，而且体现在社会平等、解放、自由、共享的实在运动和强制性地对偏离此轨迹的纠正上。

恩格斯曾宣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把哲学视为工人的精神武器，又反过来把工人阶级视作哲学的物质武器。马克思在世时曾对法国的追风、浅薄、修正自己学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懈的评断道，“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倘马克思、恩格斯依然健在，遍观全球的那些其理想社会的种种萌芽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改革”与发展运动，他们自会得到由衷地安慰。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思想、体系与精神，曾在人世间形成如此巨大的真实的有效的有益的作用与影响。

在刚刚过去的上个千年的欧美两次千年思想家的广泛的社会调查中，马克思名列榜首或前茅，显示出马克思身后百余年依旧如此的魅力与影响。而金融海啸更是把《资本论》这部巨著推向前沿，变成了新的畅销书，变成了现代银行家、经理甚至法国总统、欧盟领导人的读物。这充分显示出了《资本论》的真理光芒和不朽的理论价值。

尽管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俄的十月革命及其斯大林下的共产国际，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关联，似乎毛泽东的直接渊源是列宁与苏联十月革命，但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却基本上直接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和以马克思基础理论作为其信仰和理论的真正源头。在毛泽东晚年的用以表明其离世的“去见马克思”同人们的“见上帝”的比拟是一致的。

事实上，尽管不是普遍的一致的承认，但就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回声来看，《资本论》已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就现代社会内在矛盾运动和超现代发展方向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代与超现代的《圣经》。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革命家，也在相应的甚至更广泛意义上，成了现代和超现代的“上帝”。

        五千年（甚至近万年）中华辉煌的历史回应

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超越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其在哲学、艺术、军事、政治、社会、政党等各个方面，全面继承了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其在哲学上的继承与发展，如同在军事、艺术、政治等领域的继承与发展一样，绝对的是基于五千年中华辉煌历史传承与文明积淀的。

矛盾论、辩证思维、实践第一等等中华古智慧，在毛泽东的现代的军事辩证法、主要－次要矛盾、三大社会实践等等的更为客观、系统、全面的哲学体系下，得以综合、继承和系统性的发展。毛泽东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发展到现代的兵法战略和社会转型、崛起与复兴大道之上。毛泽东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武装割据根据地建设、星火燎原等把古代中国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诸葛亮天地阴阳借力魔法式兵法等等，发展到了打不烂，摧不垮，所向无敌，压倒一切敌人的钢铁长城（众志成城）。而与此同时，也才真正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武装斗争之科学社会主义之国家与革命学说，找到了根本性的途径。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牢牢地确立起了人民军队的主旨与方向，把马克思得工人阶级的这一哲学的物质武器，发展到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武装的范围广大的物质武器。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革命的三大法宝。这是古代中华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同现代马列主义的国家、政党、阶级与革命学说的完美结合与系统操作上的发展。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无论是《哥大纲领批判》，还是《国家与革命》，马列经典作家及其亲历的时代，都远不及毛泽东亲历、领导、统率的中国革命之艰辛、漫长与复杂。恩格斯对马克思评价的“若没有他，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被叶剑英、邓小平用在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上的开创性伟业和无与伦比的贡献。其实，毛泽东的事迹与划时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国界。

毛泽东不大看得起中国信史中的三皇五帝，在《读史》诗词中其用“骗了无涯过客”来表达他的判断。他认定其中有着种种后人，尤其是学者们的粉饰、加工和精包装。的确，考古与种种新历史的研究可能揭示， 中华文明始祖和圣贤明君们的圣德伟业，可能是神话、传说的“碓砌”与加工。然而也恰恰是由于这种高耸入云的“正面”与千夫所指的“反面”之尧舜与桀纣这一母体文化，给了像秦始皇、刘邦、汉武帝、唐太宗豪、成吉思汗、毛泽东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程朱子等文武圣雄以绝对标尺和文化底蕴。

古希腊能诞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雄等哲学巨匠，也催生出亚历山大大帝，罗马能产生凯撒、屋大维等大帝明君，波斯能产生居鲁士、大流士，古巴比伦能造就汉莫拉比，甚至迦太基能产生汉尼拔等伟大统帅，俄罗斯人产生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大帝，古印度能产生阿育王和佛祖，但却很少和根本就没有哪个古文明能够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不但需要并滋养出一批旷世奇才。中华文明是绝无仅有的唯一例外。

           最高最伟大的民主：统治意志的民主

迄今的民主仅仅是选举程序的制度安排、权力更迭、政党与百姓（选民）契约，政客与选民间的程序化的民主。无论从立法、行政与司法任何一个意义上，都不保证过程与决策民主，更不保证统治意志上的民主。组阁制、任命制和等级制、指挥链，构造的是一种形式化民主，而非决策意志、统治力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不信邪，不崇洋，不唯心，发展了、创立了系统性的从制度到组织，从思想到程序，从方法到舆论监督的真正的最高境界与最伟大的民主。这就是统治意志的民主。

统治的合法性被毛泽东提升为统治的主客体重新归位与授权。统治回归到了权力本原与权力主体所约束和要求的“为人民服务”。而这具体可展开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民有、民治与民享政府与权力架构，是组织、政党、社会权力赖以存在的真正最为坚实的基础。公仆与主人或统治主客体的正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颠覆。历来少数统治阶级、阶层、群体、人物的高高在上，无论是寄于君权神授也好，还是依赖于“强权即真理”也罢，统统都不复存在了。不但权力的最深厚的根源来自于人民，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获取与使用权柄的目的、愿望也统统变化了。这就从根本上，在价值取向与合法性的双重意义上否定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西方民主制的理论基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论意义上的定期重新签订与更换。这种更换至少在形式上取决于多数人的意志。这解决了政权更替的留血与暴力问题。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作中，把政治学的要义归结为统治资格问题。其问题起源于柏拉图的哲学家王之理想性的政治专业分工角色论。中国历史上的反复的农民战争表明，古代中国未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至于统治资格问题，中国古代的帝王术、帝王师可谓高度发达，而关于一般性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技巧与智慧，则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均未能形成像毛泽东的“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是列宁的）这样一系列的系统的规范、思想方法与路线。以人民的公仆身份充当领导者，又以群众的学生而后的先生的认知－实践路线，又采取先来自于群众的集思广议－问政于民，再集中整理后反馈到群众之中。而当涉及到更高层、更重大的全局性的决策时，或者在各个层级的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被领导之间（网络委员会）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就从议事－决策－执行的所有环节，从制度到运作的各个层面上保证了充分而有效率的民主。

关于民主监督问题，毛泽东的重点是放在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一边。他也注意到一定的舆论、制度，甚至不定期的整风式的监督，但其基本点则是民众随时随地的监督。他领导的党保证并要求普通党员有权向中央主席反映任何重大问题，他自己也经常通过回信与委托办理，解决民众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的民主观与民主集中制的另外两大要义是：第一关于统治与执政保证问题，他绝对的反对任何的一劳永逸的合法性。对于不合法领导的解决，他从不掩饰其基本立场和观点，可以通过包括反抗在内的一切手段，如结社、集会、罢工等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他永恒的信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他的一贯主张。“敢于反潮流”是他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但他同时强调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缩小打击面，牢牢把握主流与大方向，他相信群众，相信党，主张尽可能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组织原则与系统解决问题；第二关于四大自由，毛泽东是彻底的言论自由主义者。他不认为文革四大试验是成功的，但他从未从内心深处放弃这种信条和对其的探索。

毛泽东的民主制，由于其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工农联盟基础、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和多党派参政议政制等而形成了完整的制度规范。这种制度的完善与演进仍在继续，但其基础结构有着伟大的含义。

           现在与超现代的教育观与教育思想

毛泽东的教育改革主张，他的教育方针、教授方法、教育质量评估、学生选拔等等同当代美国的教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本质上散发着他培养大家、通才、天才的浪漫主义主张。这使得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同刘少奇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相径庭。
毛泽东欣赏、鼓励和期盼着创新、独树一帜。他厌恶死读书，读死书。他要求和示范着把书读通、读透、读活。不但要读书本上的知识，更要读社会上的非书本上的知识。他厌恶那种单纯的死记硬背，尽管他自己博闻强记，常常把大段大段背诵经典名篇、好词佳句，但他对考试成绩的要求，却是给具有独创性的答卷百分，给仅仅能记忆书本的六十分及格。

毛泽东主张“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主张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似乎是同现代教育潮流相悖。全球性出现的似乎市是受教育时间越来越长，但这是种就业问题的假象掩盖。至于以学为主，注重实践，加强操作，强化动手能力，是全球性的教育倾向与要求。而论及到意识形态教育，则所有社会都在强化自己的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体系。

毛泽东读书高度认真，学习孜孜以求，永远求甚解，洞真识。但他读书的选择性，倾向性也相当强。他尊敬师长，更尊重真理，却不主张学生均无条件地选择上课、听从教授灌输。学生不但有听与不听的自由与权力，而且有上课与不上课的权利。这的确给教授以很大的压力。不精彩，吸引不了学生，缺乏说服力，学生是会逃课的。毛泽东尊师重教，但反对绝对的师道尊严。这可能同其笃信真才实学有关。

关于课堂、书本与知识，毛泽东都有一套特殊思维。他历来把学校与社会看成是两大课堂，把系统的印刷物品同社会人物、历史人物的“活字典”与“死字典”，都视作“书本”，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视作两种知识。

关于教授方式，毛泽东历来主张启发式，而坚决反对“填鸭式”。他认定受教育者的才思与悟性，真知与智慧是要靠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加以启迪，才能传输进去，而非靠死记硬背就可以掌握的。联想、顿悟、创作或自由创造，才能领会透、体验深、把握牢。

关于考试，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学生当成敌人，搞突然袭击。他把知识学习作为人类认知的一种内在的有意义的主动追求，对那种命令式、强迫式的灌输与传授知识，很不以为然，甚至是很反感。他甚至主张考试没通过的，让学生抄写一边，弄董了就可以了。

              现代与超现代的文艺思想与观念

所谓现代精英，炮制出了价值无涉思潮，把远离政治，追求普通，否定崇高，贬低伟大作为基调。大肆宣扬文娱化、艺娱化，甚至在艺术中除掉文学骨架，使其变成纯粹的搞笑。他们说这才是同国际接轨，这才是现代潮流与时尚。文学艺术的不应当充满严肃性，文学艺术不能是政治的枪口，党的喉舌，社会的道德指示器。它它应当是艺术家的自由创作，自我呐喊。文学艺术不该有塑造与向上的功能。它应当同国家意识形态相隔绝，成为纯粹的艺术把玩，完全的审美情动。

先让我们看看典型的现代或引发后现代思潮的尼采是怎样表达他的艺术关切的。他在其《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前言里是这样写道的：“如果有人以为我的分析是审美的陶醉而非爱国的热情，是怡情的游戏而非英勇的挚诚，那就错了；这种读者，在认真读完这篇论文之后，将会愕然发现：我们要讨论的是多么重要的德国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恰好正确地放在德国的希望之中心地位。然而，或许这种读者见到一个审美问题被这样严肃地处理，毕竟会显得欠妥，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不过是系在‘生活的庄严’可有可无的风铃：仿佛无人能体会到所谓‘生活的庄严’之对立面有什么意义。我应该告诉诚恳的读者，我相信艺术乃是人类所了解的人生底最高尚使命及其正确的超脱活动，现在我将这篇论文摘给他们——我在这条路上的崇高的战友们”。
德国问题，希望之中心地位，生活的庄严，人生的最高使命，这就是尼采笔下的艺术境界。

柏拉图对音乐、歌曲的选择性要求，《乐记》对于艺术，同国家治理、社会塑造、德序人伦及人格培养等的论述，无不体现出艺术政治哲学的卓越古代智慧。文学艺术的这种前沿意识形态性、直观与生动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塑型，具有极高的感染力，甚至情感与思想塑造力，其境界与价值，对古代、现代与超现代都是一样的。而艺术的独特审美趣味和价值扰动，对于更加多元性、个性化的自由创造的超现代，就更具有重大价值。

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根本上形成了文艺政治价值。前者是一种关系规定，后者表明了特定时代的文艺服务主体。而文艺服务于人民的确定，又为文学艺术的永恒服务对象，确立起的基本原则。艺术家有时会争论某些前锋（或前卫）艺术，某些小众与所谓高雅艺术具有特殊美学规律。一些文艺评论家，甚至哲学家们，尤其是未能形成合宜文艺境界的艺术家们，会过多地强调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主体感受、要求，突出独特的、纯粹审美性的东西，甚至强调其作品的内在的“孤芳自赏”和曲高和寡。这些思维都忽视了所谓先锋思潮的大众与思潮的前沿探索性。这是社会是理性认知的必由之路。

关于艺术的形式与内容，艺术创作的来源与艺术加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与追求，关于艺术的形象思维特性，毛泽东的文学艺术理论都有极高的品位与“把玩”。这同他本人极高的古典文学、诗词修养，同他对古代书法的鉴赏力和独树一帜的毛体书法以及其空间空前绝后的诗词创作是分不开的。更同他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生涯息息相关。

              现在与超现代军事与国防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指挥艺术、军事天才、兵法战略等，犹如汪洋大海，超出了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军事统帅、军事思想家、军事理论家之成就。他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和具体的从战争到战略，从战役到战斗，从初战到决战，从防御、相持、反攻到布局造势，从战略战术到战法兵略，从武器装备到战争主体，从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到阶段变化和战略转变，毛泽东的军事、国防思想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并开放的博大精深之体系。

毛泽东不曾过多地强调与渲染的不战而生，屈人之兵。因为，在白色恐怖之下，其被逼上梁山的终身经历和近代中国的血染的历史，使得他更愿意把事情是想得更坏一些。当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的历史机遇出现时，他不失时机，全力推动，高度评价，但他深知以“天津计方”式促成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的客观必然性，“所谓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本质上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崇尚和平、热爱和平，追求“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大同之境。毛泽东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他从来不抱侥幸心理，确信两种可能：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消灭阶级，直到国家最后消亡，以斗争、革命、充分准备或革命的两手，来迎接和阻止战争属，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和战略思想。

毛泽东以革命、历史进步、人民战争、社会正义为界限，把战争明确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以革命制止战争，以正义战争阻止和最终埋葬战争是他的心愿，但他从不抱幻想，从来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设想得那么美好，那么诱人。他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逻辑，但他从来认为矛盾是永恒的，对立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坚信办法比问题多，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从反事实假定、抽象的模型与人性假定出发。

由于中华文明和数千年的国家，社稷、世界、民族的血的残酷的教训与伟大融合的经验智慧，由于中国近代苦难下的被压迫国家与民族情结，毛泽东的以弱胜强，至战、止战、胜战思想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统帅中的鲜有的境界。他主张并身体力行平等待一切民族。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他的如此的国际关系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外交与国防军事方略，不但建立和发展了灵活的巩固的国际统一战线，而且为中国尽可能赢得和平发展空间和世界寻求真正和平与有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以巴顿为代表的典型的西方的“进攻、进攻、进攻”的攻击性安全战略观和欧洲传统的均势安全理念不同，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不仅是国际安全、永久和平上具有重大的深远的价值，而且在国防与军事成本上，也大大优于西方的决对优势理念基础上的扩军备战和包括核军备竞赛在内的各种军备竞赛。积极防御，强力反弹，必要停战和理性克制，构成了毛泽东发展战略与反侵略战争、保家卫国、参与国际的主要国家安全与军事思想。

其伟大的军事与国防思想，在生态与可持续及价值至上的超现代，将更加富有魅力。（注：作者为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