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峰会 中国式承诺中的机智

   万维网友许允仁来稿：    

    哥本哈根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世界各个大国纷纷提出自己的碳减排目标，欧盟

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20~30%；美国是以2005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17%；中国则作出了从2005年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

    由于中国此前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愿在碳排放问题上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因而，这个承诺作出后，立刻受到不少国际人士的好评。国内的媒体则更是到处将“减排20%”、“减排17%”、“减排40%”三个数据含糊地并列在一起，不断表扬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出大幅减排承诺的魄力和诚意，并高调批评美国和欧洲大国的不负责任与吝啬。

    确实有不少明眼人已经看出，美国、欧盟的减排承诺和中国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总量的减排，后者则是单位GDP碳排放的减少，但人们总是会模糊地觉得碳强度减40%也是一个不小的减幅。

    当全球气候会议上，各个发达的大国都在严肃认真地思考应该承诺多大幅度的总量减排时，中国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减少碳强度的承诺。这就好比一群人聚在一起商讨一件大事时，一个最重要的当事者，却故意说着一种和别人都不一样的语言。为了使共同的协议有可能达成，首先必须将这个人所用的独特的语言翻译成大家通用的语言。

    将中国所作的碳强度减少40%的承诺，换算成国际通用的碳排放总量指标，它的数值又是多少呢？我们看到，不少国际人士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即使碳排放强度下降40%，其排放总量依然是增加的，但是，对其增加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却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

    笔者看到，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计算，假设从2005至2020的15年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年均GDP增长率在8~10%，那么，在最少的情形下，即年均GDP增8%，碳强度下降45%时，中国碳排放的总量要增74%，而在最多的情形下，即年均GDP增10%，碳强度下降40%时，则要增加150%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承诺实际上允许，中国2020年的碳排放总量是2005年的1.74至2.5倍。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计算依然没有完全算出这个承诺的不受约束的程度。因为，国际上通常是用美元来计量各国的GDP的。由于中国按平价购买力计算的GDP远高于其按现价计算的GDP，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有着长期的升值潜力，这就使得以美元计量的中国GDP增长得更快。比如，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2005年即达1700美元，2008年已为3300美元，5年就增长到原来的3倍多，按照这个增长势头，在2020之前将轻松超过人均10000美元。假如中国在2020年达到人均10000美元，（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那么，即便不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的以美元计量的GDP总量，在15年间将增加5.88倍。对应碳强度下降40~45%，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可以增加到2005年的3.2~3.5倍。

    也就是说，中国的将碳排放强度下降40%的承诺，实际上是允许自己的碳排放总量在15年间增长200%以上，而2005年时，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是世界总量的17.5%。从1990年至2005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6%左右，即便之后的15年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长20%，假如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200%，那么，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将达到43%。显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的数据，在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阶段，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单位GDP的碳排放将会自然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即使中国政府在减排方面什么事都不做，那么，到2020年，它依然可以召开一个盛大的庆典，庆祝自己超额完成了在目前作出的“伟大承诺”。

    我这么说，并非真的是指政府在减排方面什么事都没做（事实上，目前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气候问题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中），而只是想指出，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作出的减排承诺，除了表演一种姿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承诺，它对中国的碳排放行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大约是看懂了中国式承诺的机智之处，12月3日，原来不愿意作任何承诺的发展程度更低的印度也学着中国的样子，愿意将碳排放强度下降20~25%。

    也许，会有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主动提出将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虽然，这一承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力，但作出承诺总是一个积极的姿态，总比没有任何承诺要好一些。

    确实在碳排放问题上，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发展程度很低，碳排放总量很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作具体的限制是应该的。但是，中国的情形则有很大的不同。确实，从人均GDP来看，中国2008年是3300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人均碳排放看，则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而在排放总量上，2007年中国就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在每年全球碳排放的增量上，中国的“贡献”犹为突击，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0%以上来自中国。

    我们死死咬住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认定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须在碳排放问题上作出“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的承诺。其实，发展中的和发达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时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1997年到2009的12年间，中国不管是人均GDP，还是碳排放总量都有了成倍的增长，12年前，还无须承担和无力承担的责任，在12年后的情形中，则变得应该承担，同时也有能力承担。

    试想一个碳排放总量全球第一，每年提供着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0%以上，人均碳排放也已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都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作出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世界其他各国难道还可能对此加以认真对待吗？即便他们想认真对待的话，也会无奈地发现，自己花了高昂的代价所作的少许减排，远远抵消不了中国所增加的排放量。

    诚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虽然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的，只是美国的1/4，英国的1/2，这也就是中国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一种单边的减排和援助责任的理由。眼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将要接近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关学者又独树一帜地发明了全球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量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即便在人均碳排放量上超越一些发达国家后继续增排，提供了支撑。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国内问题上，总是劝导自己的国民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自己在碳排放问题上，却死死地纠缠着他人的陈年老帐，却一再回避促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最紧迫的现实原因：谁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和谁提供了最大的碳排放增量。

    还有人说，我们在碳排放问题上，可以自己努力减排，但是，绝不向别人作出实质性承诺，以免受制于人。但是，我们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不作实质性承诺的同时，却高调批评发达国家，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和援助责任。我们自己不愿受制于人，却希望去更多地限制他人。其实，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想发展，发达国家想进一步发展。在发展中大国无限制增排的前提下，要想将一种单边的减排责任强加给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美国正是由于认为这种单边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所以，拒绝了《京都议定书》，那么，在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的今天，更不可能在中国不作承诺的前提下，去承诺一种单边的责任，即便总统愿意承诺，国会也不可能批准。

    协议的本质就是相互约束，假如全球最大的二个碳排放国都不愿意受制于人，那么，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就不可能形成。要形成真正能够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的协议，无疑，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世界各主要碳排放国对自己的排放量作出限制。有人会说，这种限制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儿，“共同和有区别的责任”可以这样体现出来，发达国家是制定减排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制定增排量和排放峰值的限制性指标。假如，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话，本质上就是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全球气候问题上，人类陷入了典型的博弈论的“囚犯困境”之中。“中国式承诺”的本质就是采取了“机智”的占优策略，在自己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同时，高调要求他人作出更多的承诺。假如，其他的国家都开始竞相模仿最大的碳排放国的这种“机智”时，最后，受到伤害的将是全球的环境，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

    可以说，中国政府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显得有点虚无漂缈的问题，本身并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很重视这个由西方人提出的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问题，很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和发达国家斗智斗勇。公正地说，这不仅仅是政府的态度，也是很多中国人的立场。对处于各种紧迫的匮乏性需求压力下的中国人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对于自己的发展方式，是否真的会导致未来几十年间全球气温上升1度或2度，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相信会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人民对这一问题抱有相似的立场。也许，在气候问题上，只有发生了更大的灾难之后，才会惊醒在“囚犯困境”中相互博弈的各国政治家，从而达成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科学判断，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某些气候科学家制造的神话。那么，不可避免地中国将会处在越来越大的世界环保舆论的压力之下。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权问题还只是一个内部问题，别国假如缺乏道德热情的话，可能会对此睁一眼，闭一眼。但是，环境问题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问题，它意味着一国的行为，对别国造成了真实的伤害。而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则提供了一个具有最广泛的负外部效应的例子，因为，这一行为影响的不仅仅只是少数人、或者部分人，而真正是关涉到全体的人类。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衡量一个超级大国的标准，那就是它创造的财富，要占全世界创造的财富的25%以上。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离这一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碳排放上看，中国在2007年就已占全球总量的21%，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不远的将来，就会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碳排放超级大国”。不难想象，这将会引发世界各国多大的不满，以及“碳关税”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中国假如真的想走一条和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那么，就必须痛下决心，改变目前碳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是美国的5倍），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必须对增排量和排放峰值作出承诺。可以说，人类未来在气候问题上能否达成有效协议的关键，就是“碳排放的超级大国”能否作出实质性的承诺。只有在中国作出实质性承诺的那一天，全球碳排放的峰值才会变成可预见的和可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