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冼岩来稿:google的骤然发难,将中国政府推入前所未有的选择困境。虽然中国官方已
作出初步表态,但更深层的评估与斡旋,估计仍在默默进行中。
有人说,google的威胁退出,是为自己在中国的经营失败寻找一个可以对股东交代的理由。这话似是而非。google在中国大陆虽然不敌百度,但也算不得“失败”,不过是赚多赚少而已。谁也不能保证在所有市场中都独占鳌头,google管理层无须为此对股东作出特别交代;如果意在解说业绩问题,更不可能采取这种明显将进一步大损业绩的方式。
当然,google此举也可能含有某种经营考量: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民不畏死”的姿态逼迫中国政府重新谈判,同时赢得巨大的广告效应。但是,这是一步险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政府不可能开这种“被外企逼迫作出政治妥协”的先例。纵然google有可能在表示不再接受审查前提的同时,其实已经在技术上找到了既可不按中方要求审查,又能兼顾中方考量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也不太可能与已经公开令自己大伤颜面的google妥协,它宁愿将这种妥协给予其他替代者。
google在中国并没有被逼入绝境,所以从经营而言,它不可能如此兵行险招。不接受审查前提、宣示可能退出中国的表态,出发点应该确实是政治而非经济,经济考量最多只是顺带。企业生存于社会中,不可能避免政治因素的影响。与许多中国人印象中西方企业与政治绝缘、“纯市场决定”的形象不同,西方企业有责任接受政府(尤其是议会)的质询,接受民众和舆论的监督,所以必须树立一种符合西方价值理念的政治形象。企业越大,这方面受到的压力也越大。西方企业家更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他们同样会有自己的价值选择,甚至可能怀有某种政治抱负(最典型的是索罗斯)。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上述决策就是由google总部的三个高层管理者作出的,并没有询之于股东。而google由妥协到绝然这种态度转变的发生背景,则是中国本身的变化: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令西方沮丧;越来越强硬的中国,令西方恼火,无论是西方的政府还是民间。google的管理者必定能够真切体会到西方舆情的这种变化,并且感同身受。原来以妥协方式进入中国的公开说法理由是:进入,然后才能改变。现在中国已发生与这种预言相反的改变,上述理由就显得勉强。当然,虽然勉强,但还没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因此,google作出转变的关键性原因,只可能是公司管理者本身已不愿意再继续维持,从而主动选择了转变——在某种价值理念和现实情境的催化下,他们准备做外企“对中国说不”的第一人。
于是,一种惊天巨变悄悄发生了。在特殊情境下,只要看准机会,普遍人(虽然google的管理者其实并不普遍,只是离政治有着一定距离而已)也能创造历史。google事件给中国政府制造的巨大杀伤力,主要不在国内而在海外——不在于那些对google产生了同情、引发了共鸣的国内民众,也不在于进入中国的外企将受到示范的激励与启发,甚至不在于那些已经公开出面劝说其他外企也退出中国的西方政客。google事件的最大示范效应,是为西方直接介入中国政治提示了新的抓手及发力方式。而它影响的最大力量群体,不是西方的政府或议会,而是西方民众。
当西方的民众看到,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的中国国内政治,迫使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生改变时,这种意愿可能汇聚成一股在西方国家足以横扫一切的民意洪流,形成一种“政治正确”,重新规范西方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这种“政治正确”是西方企业绝对无力违背的,因为大多数企业的股东,也是这种理念的拥护者,他们会支持企业要求中国作出改变,为此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普遍人为了价值坚持和社会成就感而放弃经济利益,这并非不可想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早就揭示了,社会成就感是高于物质利益的精神享受。除了受困于基本生存条件的低收入群体外,其他人都可能将追求社会认同置于投资收益之上,很多时候只是没有遇到方便的抓手和机会而已。将基本生存条件置于首要的,可能是那些在金融危机中陷入就业困境的西方工人,但不太可能是相对收入较高的西方社会之主体——中产阶级,而后者是西方企业股东的主要构成部分。如此,就不难预计,当那种情势到来时,西方企业的大多数股东将作何选择。
如果这种联动效应真的出现,中国政府才真的将面对不可回避的艰巨选择,中国也将被逼上前所未遇的十字路口——不管选择哪一种回应,向左或者向右,中国社会都将发生自1979年以来的最大改变,再也回不到今天。正是顾忌于这种联动的后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抉择困境,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慎之又慎,左右为难。
以一人逼一国,google的管理者或许已可自豪。但是,google此举的真正成败,仍将取决于能否引发整个西方社会、西方企业的联动。能够,google将成为西方的英雄,甚至可能被舆论塑造成西方骑士小说中的类似形象;不能,google则成为真正的失败者(利益受损者),舆论一时的追捧,也将消散在时间之河中——这就是冒险者必须承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