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诡谲的驻京办 现代版官场现形记

    万维网友周晋来稿：

    裁撤“驻京办”：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最近出台了一份加强和规范各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管理的红头文件。该

文件要求：除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外，数千家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驻京办”原则上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全部裁撤完毕。有关主管部门不早不晚投下的这块“一石”立刻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导的对象，各种有关“驻京办”的消息、评论接踵而来，并会在今后半年内继续激起千层浪。

    自2006年以来，众多“驻京办”的存废就成为最高决策层反复讨论的话题，但笔者认为上述文件出台的时间点不是偶然的。春节将至，正值众多“驻京办”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旺季，该份文件的出台无疑为京城特色的“驻京办”送礼文化兜头浇了一瓢冰水；但裁撤“驻京办”主要还是政治的迫切需要，藉以彰显最高当局反腐的决心。据《人民日报》及所属的《人民网》2010年的最新民调显示：“反腐”再次成为广大民众十大问题关注榜的榜首。随着中共十八大将在2012年召开，上述文件反映了中共自上而下反腐败的“行动力度”将逐渐加大，裁撤“驻京办”只是中共党内发起的反腐自救行动的第一剂猛药。什么叫“腐败”？“天子脚下”的广大民众看得见、听得到更深恶痛绝的腐败，莫过于有近一万家“驻京办”一年四季对北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部级、厅局级甚至握有审批实权的处科级官员送出的大批消费购物卡、各类奢侈品、各类“土特产”乃至大把的现金。大大小小的各级京官拿得兴高采烈、用得心安理得，他们的七姑八姨们也统统跟着沾光。再不整治，何来十七大以来“吏治”的政绩？再不整治，何以维护“党的领导”、构建京城的“和谐社会”？

    《驻京办主任》和中国特色的“驻京办”

    2009年11月29日的美国《世界日报》有一则与“驻京办”有关的报导：“十年间，官场小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仅仅在2009年1至3月，官场小说的品种就达123种，并持续高温”。“最受关注的官场小说位列三甲者依次是：《驻京办主任》以18.8%的阅读比率高居榜首；《国画》与《沧浪之水》分别以17.6%、10.6%位列二、三位”。《驻京办主任》的作者是王晓方，他曾任轰动全国的“慕马大案”当事人之一、已被执行死刑的沈阳市前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故作者对中国官场有很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认。笔者在读了《驻京办主任》后最直接的感受是：《驻京办主任》是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是社会资本主义官场的缩影。

    “驻京办”的历史渊源

    “驻京办”全称“某某省（市县乃至乡镇、企事业单位）驻京办事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政府衙门之一。驻京办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封建时代遍布京城的各种会馆和同乡会。不过那时的会馆和同乡会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举子、维护家乡人民在京的合法权益等。到清朝光绪年间，京城里的大小会馆和同乡会已经发展到三百五十多处。这些会馆和同乡会以地利之便，汇集了大量来自各地的文人学者，更与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紧密相联，如中国国民党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湖广会馆里创建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就是在绍兴会馆里创作的。京城的会馆和同乡会旧址不仅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会馆文化”更成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驻京办”的三大角色

    现代“驻京办”的功能最初和封建时代的会馆、同乡会的功能差不多，是送往迎来的接待处，为当地官员进京开会、学习提供歇脚的场所。一些在当地说一不二的地方官员进京后，颇有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的感触。有了当地的驻京办，就像有了家，给了这些地方官员不少温暖。久而久之，驻京办成了地方官员赴京的‘行宫’。

    “文革”时期，各地驻京办被污蔑为地方政府盗取中央情报的特务组织而被迫取消。“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为了保持与中央各部委的联系、向中央要钱要物、获取最新信息、观察了解中央的各项新政策、新动向，少不了都由驻京办牵头、打探。“驻京办”又成为消息中转站、各种利益集团的情报中心，什么样的小道/大道消息都会先在这里汇集然后再扩散。在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哪一级地方政府如果不重视驻京办的建设，就不能顺利引入内资/外资，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于是，“驻京办”也成了各级地方政府驻京的“大使馆”。

    “驻京办”的功能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延伸。如今追求上进的官员要找上层门路以求“更上一层楼”，心怀鬼胎的贪官污吏要想方设法打探风声，都少不了要“跑‘部’进京”，这一切都离不开早已是半个“地头蛇”的“驻京办”在京提供的协助和穿针引线的作用。“驻京办”遂成了地方政府辖区以外的腐败“大本营”。

    2009年5月7日有篇报导称：据央视《新闻1＋1》统计，目前在北京的各省市、地市和县市级驻京办有近6,000家，加上各级政府这厅那局甚至协会、企业、大学所设的驻京联络处、办事处等，各种外地驻京机构已超过一万家，其中最牛的当属文革时曾红得发紫的“大寨大队”的村级驻京办。有如此之多的驻京办，各种“驻京办协会”之类的组织就应运而生，每年都搞会员之间的联谊活动；面向各家“驻京办”的《驻京资讯》杂志发行量居然超过了一万份，一万多家“驻京办”都是它的客户。除了这一万多家驻京办，还有两三百个省辖市、两三千个县级党政机关驻各自省会的办事处，是“上行下效”的最好注脚。中国特色的驻“外”办真是多如牛毛啊！ 

    身份诡谲的“驻京办”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纷纷在京城繁华的黄金地段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诸功能于一身的办公大楼兼五星级的豪华酒店，个个造价不菲、金碧辉煌。如果你在网上搜寻引擎“谷歌地球”上打入中文关键字“驻京办”，扑面而来的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坐标点，上面的信息提示不是宾馆就是酒店。据统计：各级“驻京办”在京的资产九年前就已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目前各级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各级各种关系上的“灰色消费”超过二百亿元人民币，对拉动北京的经济“发展”贡献甚大。

    以中国的官场图谱来衡量，“驻京办”定位不明确，官不官商不商。你说他们是官吧，他们还经营许多企业；你说他们是企业吧，却有行政级别；你说他们是机关吧，除了基本工资外，许多费用又要靠自己自筹自谋。尽管“驻京办”官员自嘲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驻京办”是著名的“三不管”：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三不管”加上有政府撑腰，“四不像”的“驻京办”除了“正职”外，开宾馆、开酒楼、办公司，忙得不亦乐乎。在这种大环境下，“驻京办”想不腐败都不成，所以驻京办又别名“蛀京办”。

    驻京办主任 ：现代官僚的“典范”

    《驻京办主任》一书的主人公是清江省省会东州市（笔者认为实指吉林省长春市）“驻京办事处主任”丁能通。“驻京办”具有三大角色和诡谲身份，“驻京办主任”更是中国官场很有能耐的一类官员，连书中一身正气的中组部地方局副局长周永年都对丁能通说：“驻京办主任可不简单，个个都有左右逢源、纵横四海的本领”。丁能通也自嘲“哪个驻京办主任在北京混几年都得成为京油子。港商来了，领导的家属来了，哪个不得陪着游王府，逛老街，访古刹，观故宫，登城楼，转胡同，尝佳宴，泛轻舟”。连丁能通都自谦地认为：“陈富忠（清江省“驻京办”主任）说的有道理，官场上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可惜自己没有韦小宝的本事。在这皇城根儿下，看惯了红墙绿瓦，越发觉得韦小宝才是驻京办主任的最佳人选。”

    《驻京办主任》这部小说对中国官场人物的心理剖析得淋漓尽致，对中国官场芸芸众生之间的互动描绘得入木三分。丁能通人如其名，既有“通天”的本领，心里更是玲珑得剔骨挖髓，是中国现代官僚的“典范”。在这位前后伺候了三位市长而不倒的“三朝元老”身上，既集中了沉浮宦海多年的圆滑世故，也不乏仗义真诚。因为在官场上表现得太过圆滑世故最终只会吓着别人，而办好事情、让人信任最终还得靠仗义真诚支撑。

    丁能通素有远大的志向。他认为，要想在政治上有大发展，必须有重量级的人物赏识。他可以充分利用驻京办这个平台，既可以因频繁接待省市领导而获得赏识，又可以广交京城权贵，为自己在政治上谋得更大的发展寻找机会。这年头要想当大官，就要结交权贵；要想发大财，就得结交大款。只要自己能在北京打开局面，别说东州市市长肖鸿林了，就是市委书记王元章也得围着自己转。丁能通多年跟着市长肖鸿林走南闯北，在北京城也结识了不少大人物，他认为自己有打开局面的底蕴和实力。更何况东州市作为省会重镇、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早就为首都输送了成百上千的老革命，用好这些人脉关系，何愁自己没有锦绣的前程？

    驻京办主任的工资本来就高，加上他们既当官又当老板，有大笔的资金可以自由支配；更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纪律松，没有顶头上司成天盯着他们不放，是集富贵于一身的美差。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市区县的驻京办主任个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十几年前驻京办主任还像个官，现在随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面越铺越大，地方政府只负责驻京办编内人员的工资，其他资金则由驻京办自筹。这给驻京办提出了新课题，当然也给驻京办主任提供了新机遇。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驻京办俨然成为“官商一体衙门”，驻京办主任犹如国企领导。中国人很讲究“富贵”二字。富必有福气，贵必有王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堂而皇之、兼而得之的只有驻京办主任。然而，“物极必反”、“高处不胜寒”。由于各项经济法规在中国尚不健全，“自筹资金”的定位多在灰色地带徘徊；驻京办主任的商人职能模糊，经济漏洞多多，一出事就很容易“跳进黄河洗不清”；市驻京办主任为市领导鞍前马后地效力，是市领导当然的亲信，但也很容易跟着领导“一损俱损”。当丁能通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漩涡、被“双规”，又奇迹般地复出后，颇有些大彻大悟，读者也才有幸从他的嘴里听到更多有关中国官场的宝贵箴言。

    丁能通是中国官场多数官员的典型代表。他混迹官场多年，一直在政治旋涡中挣扎，他之所以能不被漩涡吞没，关键在于他从不搬弄是非。他的为官底线是：“我丁能通也有原则，就是同流不合污，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底儿的，但是我保证不湿鞋帮儿”。丁能通喜欢人生的辨证，他认为，大贪官和珅当年要是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定能保住性命。因为多数人欲望横流，少数人无欲则刚，他丁能通采纳老祖宗一直提倡的中庸之道，取中间值--“欲有止境”。“人生得意须尽欢”不可，但是“人生得意适度欢”则无妨。

    读《驻京办主任》后的一个感触是：在中国的各级官员中，有很多像丁能通一类的政治精英，很多“在其位谋其政”的官员也想把工作做好，但他们手握的权力太大、面对的诱惑太多，却太缺少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在革命信仰和“思想政治教育”早已是昨日黄花的二十一世纪，许多在台上的人模狗样的官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到了“双规”的边缘。退一步说，如果某官员真能抵御权力、金钱、美女的重重诱惑，他的一部分心思、精力和智慧也不得不消耗在内斗上。中国各级政府都有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它们常常互相挚肘，个个不是省油的灯，正如毛太祖所言：“不斗行吗”？

    《驻京办主任》里有似有一条不可触动的红线，那就是“贪污止于知府（地市级干部），腐败不上巡抚（省级干部）”。小说里的省委书记、省长都维持了清正廉明勤政的正面形象，颇符合中国 “刑不上大夫”的古训（笔者也衷心希望如此）。但中国被枪毙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如成克杰等，都曾贵为一省“巡抚”，成克杰最后更官拜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驻京办主任》的启迪

    读完《驻京办主任》全书，围绕着驻京办和驻京办主任所发生的大大小小、风风雨雨的诸多事件，让读者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但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清江省省委书记林白所说：“这些天我躺在医院里想了很多问题，我总觉得我们的体制是有原罪的，而原罪是什么？我们党也没有搞清楚，这些年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原罪脱不了干系呀！当然腐败分子自身放松了修炼是一个方面，可是，那么多的干部腐败了，党是有责任的，责任就在体制上。别忘了，干部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党员，才是干部，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些以人为前提条件的党员干部影响着百姓的生活。传统教育一贯把他们（党员、干部）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廉洁勤政寄托于个人修养，这是不负责任的，有推卸责任之嫌。其实，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特别是政治家的七情六欲决定着众多百姓的生活，靠什么才能管住政治家的七情六欲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消除旧体制的原罪”。“我们的体制是有原罪的”应该成为中共党内所有有志于政治体制改革者的座右铭。

    “驻京办”如何改革和发挥真正的功能

    一部能获得当局认可并出版的长篇小说，当然要对读者进行正面的教育，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效应。作者借清江省省长赵长征的口说：“（你知道）老百姓管驻京办叫什么吗？叫‘第二行政中心、大使馆、行宫’，连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都批评驻京办在跑‘部’‘钱’进；驻京办也成了公款接待的大本营。我知道驻京办个个神通广大，只要省政府同意，今年想建五星级酒店，明年大楼就能矗起来。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驻京办的功能必须随之改变”。“起码你这个驻京办主任不能整天陷在应酬和接待事务中，要在信访、社会协调、解决我省公民进京人员的困难方面拓宽空间，要强化民本内涵，少搞些名正言顺的特殊化”。即使这番令人感动不已的话真是赵省长说的，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氛围下，驻京办的职责真能大改变吗？

     “驻京办”具体将如何改革？作者借清江省常务副省长刘光大的口说：“香港驻京办值得我们（省市的驻京办）学习。香港驻京办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工作职能，都和内地有着迥然的差异，它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功能定位为：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关之间的一道重要桥梁。香港驻京办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各省市部门和民间团体提供有关香港特区的资料；而内地驻京办的首要职能，大多是同中央国家机关加强联系，跑‘部’‘钱’进。在工作内容中，香港驻京办主要是为香港居民服务，包括为身在内地的香港居民提供实质性的协助和为身在内地的外国公民办理香港入境签证；而内地驻京办主要是为领导及家人服务，而不是为平民服务。我认为，这种差别的根子在体制和机制上。目前许多省市在香港学习反腐经验，我看不如从学习香港驻京办开始，学习借鉴一下香港驻京办的平民特色，把政府以人为本和为公共服务的职能，贯穿落实到驻京办。”

    “驻京办”的裁而不撤

    正如《驻京办主任》中所说，驻京办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并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弊病和腐败，“这里面也有个体制问题。板子不能光打在驻京办身上，国家部委办局的板子应该打得更重一点。都是由于各部委办局对（国家）资源配置的权力太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不规范造成的”。“这里确实有一个规范管理的问题，一些部委办局个别人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中央各部委办局仍然喜欢管一些早该交给市场机制去决定的事情。而政府管得越多越细、越不透明，‘跑部钱进’的现象就越严重。权威是在神秘的氛围下产生的，信息上下不通，典型的表现就是决策在暗箱中操作，以及高层对行政公共信息的垄断，这是驻京办诞生的时代背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有些事权、财权划分不清，还不能彻底打破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不规范的状态”。即使撤掉了各级“驻京办”，上述问题不解决，“驻京办”还是会以其它的名称和形式再建立起来。

    后人们将如何评价“驻京办”的历史地位呢？“驻京办”裁撤以后，下一步的反腐行动会是什么？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