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

万维网友许允仁来稿：The Trumen Show是金•凯瑞主演的一部颇具哲理的黑色喜剧，它的中文名不知由谁译成了富有意味的《楚门的世界》。影片用讽刺的手法展示了现代传媒工业如何令人生畏地操控着人们的生存世界。

    电影的主人公楚门，从呱呱落地开始，30年间始终不知情地生活在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为他精心安排的一个人工世界里。散发着天堂般甜美气息的，风景如画的海边小镇：西海文，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在这儿，日落日出，电闪雷鸣，潮涨潮落都是通过电脑人工控制的，楚门的亲朋好友，包括路边遇到的每个行人都是一些演员。

    而导演克里斯多夫则完全掌控着这个楚门的世界，在楚门情窦初开时，为他安排爱情；在楚门试图逃离小镇时，让他“父亲”“淹死”海中，使他产生对水的恐惧；在他生活太顺利时为他安排一些小小的挫折，在他沮丧绝望时则又给他一些希望。当然，最精心的安排也会出一些偶然的事故，比如，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突然从“天幕”上掉下来，让楚门感到惊异，但这时电视、电台中马上作出合理化的解释，说是刚才一架飞机失事了。于是，楚门在这个一切都非常合理的完美世界中生活了30年。

    理解了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和克里斯多夫与楚门的关系，也就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最高领袖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楚门是电视制作公司领养的弃婴，因而，公司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全面安排他的生活，当公司为楚门精心安排一个完美的世界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反而觉得赋予了他一切，但与此同时，公司则通过收视率的提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同样，党也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看作是母亲和孤儿的关系，将自己看作是把人民从政治动乱的苦难长夜中拯救出来的大救星，认为由此就获得了用人民进行改天换地的社会实验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无疑，党的领袖和各级干部都在从事这样的社会实验时，获得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但是，仅仅追求贪污、腐败则是党的干部的堕落形式，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拥有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他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鞠躬尽瘁的操控为人民安排一个“楚门的世界”。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导演克里斯多夫在创造“楚门的世界”时的那种投入和激情，他安排了楚门所遭遇的一切，他校正了楚门对某个女孩的迷恋，为他安排了理想的妻子，他创造出楚门的爱情和幸福，苦恼和希望，是他的创意赋予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无疑，克里斯多夫的工作会为他带来巨额的收入，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此并不在意，他完全陶醉在上帝“创世”般的激情之中。理解这种以上帝自诩的致命的自负，是理解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的灵魂的关键。

    当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它会依凭什么来从事其构筑“美丽新世界”的社会实验呢？毛泽东对极权政治所依凭的基础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概括，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二杆子”。我们知道，宪政民主政治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对权力的边界进行严格的限定，以及通过制度化的投票选举来赢得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同上。

    而极权政治则恰恰相反，它相信一种稳定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对权力自身的限制，而是来自于权力的不受约束的扩张；不是来自于作为权力的客体的民众的认同，（极权主义者相信，一种建立在真正自由基础上的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认同是不可能的），而是来自于对民众的全面操控。假如说，宪政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在给个人以自由的基础上，那么，极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对个人从行为到思想的严密操控的基础上。

    当一个获得政权的极权统治集团要展开其社会实验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内外二种功能：对内为统治集团成员之间提供一种相互联络的信号，对外则为被其统治的民众灌输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一种自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极权政治中，统治者是通过宣布自己代表一个抽象和神圣的“人民”的方式，来实施其对所有具体的个人没有任何约束的彻底操控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的内容，虽然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但是，其基本构架则万变不离其宗。它宣称，外在地，只有党和党的领袖先知般地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只有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作为人类历史的决定论终结的“美丽新世界”；内在地，在党从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神圣的集体主义的“人民”面前，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是具有原罪的和“低俗的”，他必须通过接受党的教导来被升华，从而觉悟到自己的真正的本质之所在。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党的积极分子坚定地信奉这一极权政治的基本逻辑，而民众则至少在表面上顺从这一逻辑，极权政治的构筑“美丽新世界”的游戏才能进行下去。这一逻辑构成了极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

    30多年来，当党主导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引入了私有制，促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成时，人们曾经相信，宪政民主政治将会自然而然，瓜熟蒂落般地来临。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祈愿式思维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意识信奉的基础上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我们在经济层面上和欧美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么，在政治上应该也不会例外吧？

    现在，当中国在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成功地构建成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惟一的非民主的现代政体时，我们才发现，其实，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形式，远不是像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是被其经济形式被动地决定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和经济制度相比，它具有更大的能动性，以及自我复制和自我发展的顽强性。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说，政治哲学归根结蒂是道德哲学的一种延伸，因此，在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没有完成从“人民民主专政”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向，在整个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没有真正认清极权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之前，经济的增长非但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制度上的转向，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极权权力凭借其掌控的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资源，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在《平庸的专制》一文中，笔者提出了新极权主义的概念，并且描画了它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新极权主义的理解。新极权主义是一个和后极权主义有所不同的概念，后极权主义是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派人士所提出的概念，它是指“革命的发动机”已经失灵后的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生态。假如说，后极权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一种衰微的形式的话，那么，新极权主义则是指极权政治找到了某种新的形式，并且获得了新的能量。

    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可以说中国社会处在极权主义不断衰微的后极权状态，但是，中共16大之后，新极权主义开始崛起，新极权主义的“新”，是指极权政治终于探索出自己跟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形式，从而，转守为攻，四面出击来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和拓展权力的边界。

    许多人，包括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被抛弃，以及相对毛泽东时代，统治者变得更为温和，统治手段更富有分寸等现象中，简单地得出了极权主义在中国正不断衰落的结论。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极权主义正在以新的方式崛起，并且变得更为成熟。

    我们说，新极权主义比传统的极权主义更为“成熟”，首先是指它对极权政治的本质有着更深的洞察力，比如它甚至比许多极权政治的反对者都更清醒地认识到，不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不受限制的操控，才是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因此，只要形势需要，它可以毅然放弃计划经济和清一色的公有制，通过在私营企业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党组织的新形式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在这一转变中，党非但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从绝对掌控一个更富活力的经济系统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能量。

    由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巨大了人权灾难，人们往往将极权主义者的终极意向看作是邪恶的。其实，就如哈耶克在他毕生的研究中反复强调的，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鲜花铺就的。极权主义者的真正危险性恰恰在于，它的精神能量来源于对一个至善的乌托邦的竭诚向往。

    因此，极权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党的一元化领导来构筑一个具有单一意义的“美丽新世界”。“镇反”和“反右” 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古拉格群岛”和“夹边沟” 则是他们置放无法被整合到“新世界”中去的人的废料的“历史的垃圾箱”。

    我们之所以说，新极权主义者比传统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者更为成熟，还因为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和仇恨意识，从而使基于暴力的对人的操控变得更为精致和有效。传统的极权主义者相信，自己的政治上的敌人是绝对的死敌，因此，对其充满仇恨，并希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新极权主义者则已更自觉地意识到，所谓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政治目标塑造出来的，目标变了，敌人也就变了。

    因此，对于敌人无须仇恨和从肉体上消灭，只需通过操控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新极权主义者通过反省认识到，本质上不存在人的废料，废料的出现归根结蒂是由于操控的技术出现了故障。因此，他们织布了一张更加细腻的组织控制的网络，发展出了一套日益精致的基于利诱和威慑的对人的操控技术。现在，他们即便要抓捕一个人，也不是基于仇恨，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威慑的效果。而在抓捕之前，还会进行组织谈话、威胁解除公职、国安请“喝茶”、传唤、监视居所等柔性的不断升级的威慑手段，以期以最小的冲突和最低的成本，来改变个体对抗党的意图的行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中国的新极权主义不仅仅与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而且与二战时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也显得更为成熟，这不仅仅同样体现在对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的残酷性的下降上，而且还体现在，它不像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那样，有一种不稳定的无限地向外扩张的征服意志。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征服意志主要是向内的，它的主要兴趣和激情体现在致力于构建党对整个社会，乃至对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上。

    它的终极理想是，将整个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变成党导演下的一部永不停播的连续剧。这部伟大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必须是导演统筹安排的，是他的创作意图的精准体现。同时，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人民在这部戏剧中演出时，就像电影中的楚门一样，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是被预先设计和安排好的，而处在一种自由的错觉之中。

    假如说，传统的极权主义者在控制社会时，更多地是运用“枪杆子”的话，那么，身处信息时代的新极权主义者则更多地运用“笔杆子”。当然，“枪杆子” 始终都是极权权力的终极基础，但是，为了能够有效地营造出人民的自由与欢乐的错觉，最好是将这种硬通货藏在地下仓库里存而不用，或者少用。

    人们的行为源自于内心的信念，而各种信念又来自于个体和外部交往时得到的经验和知识。因此，让一个个体作出我希望的行为，而又不妨碍他内心的自由感的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种类似催眠的方式，在他的心中植入我希望他拥有的信念。人的知识和信念总是在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中逐渐形成的，当一个人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同一的信息时，这一信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他自己的信念。

    因此，所谓的“笔杆子”就是指这样一种工作，党控制住社会中个体获取信息的所有渠道，并且以一种筹统的方式，让各种不同的渠道，有条不紊地发出党所需要的相互配合的信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这一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党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所有个人的心中植入它希望人们拥有的一切信念和感觉。假如，这一理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枪杆子完全可以放在仓库里不用，整个极权政治的运作，就像克里斯多夫创造出楚门的所有喜怒哀乐的感觉一样，党将上帝般地设计和创化出人民的全部生存体验。

    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大困难在于，就像克里斯多夫的成功在于彻底封闭了楚门的信息获取渠道那样，党必须完全掌控人们获取信息的所有形式。真正的艺术效果，只有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中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只要被造者能够获得与导演的意图不一致的信息，那么，他就会产生致命的怀疑，这时，伟大戏剧的和谐就被破坏了，党的全能的创造力也就遭到了挫败和削弱。

    记得执政之初胡锦涛先生就有过批示：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上要学习北朝鲜。由于在中国存在着对北朝鲜政治经济现状的普遍蔑视，这一指示，不仅仅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宣传系统的官员中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和抵触情绪。这些宣传系统的党的干部，只是短视地看到中国比北朝鲜富一些就自负起来，没有认识到自己寄生其中的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更没有深刻领会到这位总导演的忧虑中所包含的真理性。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北朝鲜的总导演完全封闭了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在经济和人权状况都比中国糟糕得多情况下，成功地创造出了人民对领袖的诚挚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崇敬，（贺卫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位在中国演出的北朝鲜的女演员突然哭了起来，人们忙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念领袖了，她现在呆的地方离慈夫般的领袖是如此遥远，所以，她感到孤独无依），创造出了人民的深刻的幸福感（北朝鲜的人民深信自己生活得如此幸福，以致于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他们）。

    同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也感受到了这种深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中国在外的留学生纷纷不听劝阻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惟恐错过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而“大跃进”后，饿死四千万人的现实，也丝毫没有影响中国人民走在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光大道上的欢乐感与充实感。所以，就像胡锦涛所洞察到的那样，只有对意识形态实行封闭式管理，党才可能像一个伟大的导演那样，不受约束地创造出人民超现实幸福感，创造出人民对生活的激情和崇高的意义感。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管理上所经历的一切，则正好提供了一个反例，由于人民取得信息的渠道不能被有效地封闭起来，因此，虽然，经济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权状况也有进步，但是，这一切非但没有增加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和对党的崇敬，相反，使得疏离和怨恨之情日益增长，同时，人民对自己生活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也大大地减退了。

    因此，面对这一形势，新极权主义者在执政之日起，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具挑战性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如何在对外交流日益增加和个人获取信息已变得如此便捷的新条件下，重建党对整个意识形态的绝对操控力。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通过严格审查和重编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政治和人文学科的教科书；通过严控所有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等主流媒体；通过花钱大搞主旋律作品；通过收购海外华文媒体发出配合主旋律的和声；通过建立一道又一道的信息防火墙，和一支日益扩大的网评员队伍；通过将极少数顽固的杂音发出者关进牢里；通过将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学者悄悄地从单位中解聘；通过关闭网站，屏蔽博客，删除网文……在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感到有什么剧烈痛感的情况下，许多人原先以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操控意识形态的能力，在新极权主义者看来，也就是创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生存意义的能力。党运用其日益增强的操控力，在中国社会中导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戏剧。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通过奢华的开幕式，通过假唱、假焰火，通过人工收集世界各国儿童的天真的笑脸，通过屏蔽结石宝宝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党成功地营造出了全国人民在盛世的欢乐感；在2009年的汶川地震中，则通过将党旗插到震后的废墟上，并强力抑制住遇难学童家长和全社会要求追查豆腐渣工程的呼声，导演出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多难兴邦和灾区群众对党感恩戴德的戏剧；而将全国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看作是对党国领袖伟大思想的执行和贯彻，则是每天通过新闻联播编导的连续剧。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者，总是喜欢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当我们看到新极权主义者是如此热衷于制造治下的人民的幸福和拥戴的幻觉，和自己的用权力创造一切的无所不能的幻觉时，不得不说，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是拥有某种“艺术气质”的人。确实，一方面，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操控事物的过程中，他冷酷无情，没有任何对属灵的价值的敬畏和顾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彻底的唯感觉主义者，他无情地操控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强力营造他人和自己的某种共通感，这时，他可以完全无视最基本的真实。更准确地说，他像一个真正的导演一样，将一切人和物都看作是等待着由他来赋予意义的道具，而他则不受任何约束（尤其不受真实的约束）地用这些质料来构筑自己的梦境。

    对党的导演能力的最大的考验，则是每年“二会”的排演。假如说，在北京奥运和汶川抗震这二幕戏剧中还包含着大量真实的因素的话，那么，通过“二会”的排演，来营造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主人感，则需要一种完全无中生有的超现实的导演力。

    在当下中国，可能没有什么能比“二会”这个现象中，包含更多悖谬和反讽的因素了，也没有什么能比“二会”更好地提示每个中国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了。党当然知道，人不仅仅需要吃饭，而且需要尊严。因此，“二会”的本质就是，党通过对一个政治仪式的最严密的预先安排，来努力创造出人民最逼真的自由感和民主感，同时，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在一个完全由它操控的“美丽新世界”中，人民不仅仅自由、幸福地生活着，而且正用民主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国家。

    为了实现这个充满悖谬的目标所作的安排是：一方面要求每个人在选举代表时，投下“神圣的”一票，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代表的层层指定，最后确保参加“二会”的代表，完全由党指派；一方面公开地要求代表在会上畅所欲言，“庄严”地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则私下指令代表赞同党的提案，并对全体代表的一言一行，实施最严密的监控；（程晓农在最近的文章中，对其1980年代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时，党对“二会”代表实行监控的方式进行了介绍，当时，还是中国在政治上相对最自由的时期，这些年来，监控手段无疑又有了许多创新。）一方面要设立一些群众关心的议题，来吸引眼球，煽动情绪，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这些议题的展开和落实，丝毫不能影响党的形象和利益；一方面，要通过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网络，热炒这些议题来增加人民的民主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宣部对所有媒体的言论，以及现实中警察和国安对全体人民行为的更为严密的监控。

    总之，经过这样的精心安排之后，被称作“神圣”和“庄严”的民意就变得不再起任何作用，整个政治运作过程完全处在党的严密操控之下，绝对排除了民意的不确定性对它产生的任何干扰。而与此同时，就像克里斯多夫通过精心安排创造出楚门的爱情一样，党为全国人民精心设计了一个无风险的政治环境，通过在一个浅水的池子上配置辽阔的“蓝天白云和大海”的假布景，党让自己的干部和人民安全地享受着在民主的大潮中冲浪的快感。

    但是，最精心的计划也无法杜绝意外。就像楚门的世界中，常常会有杂物从天幕的布景上掉下来一样。在今年“二会”的排演过程中，也出了一些意外。最早的事故就是，“二会”召开前，出现了一篇13家报社联署的共同社论，呼吁“二会”代表用“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结果，党对这一事故进行了紧急处理，共同社论在主要网站上只存在一天就突然“失踪”了，13家报社的负责人受到警告和处分，这一事件的发起人则被敲掉了饭碗。同时，代表们被训戒在会上不许再提户籍改革的议题。
许多人对党的这一紧急反应感到有些不解，因为，社论的内容并不包含政治敏感性，社论发表的前几天，党国总理就说过要改革户籍制度，有些城市事实上也已进行了某些改革，为什么同样的话由共同社论的形式说出就会被看作是政治事故呢？

    假如我们将党看作是一个一心要创造一个“楚门的世界”的导演的话，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导演关心的是效果，而不是什么真实。同样一句话，在一个戏剧中，由不同的角色说出，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户籍制度改革，由总理来说，显示了党对农民的主动的关怀，而由共同社论的形式说出，则变成了民众自发地联合起来向党施加压力，在共同社论的语境中，党和政府变成了改革的阻力。

    “二会”本来是党所精心安排的，在水池里玩的民主冲浪，现在，某些家伙居然当起真来，想要拼命冲击水池的边界，所以，党不得不对此紧急叫停，就像克里斯多夫用人造的风浪，阻止楚门冲击他所设置的那个虚幻的世界的边界一样。从对共同社论的处理，可以看出，党所能容忍的“民主”，必须是一种绝对由它操控的“民主”， 一心想要打造一个“楚门的世界”的党，已经不再能够容忍哪怕一点点由于自发的互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影响党通过“二会”表演的“民主秀”效果的，还有另外二个小外意。一是李鸿忠抢夺记者的录音笔，训斥她“怎么引导舆论”的事件；另一件事是倪萍宣称自己不添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其实，谁都知道，李鸿忠的行为体现了党管媒体，这一目前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原则，而倪萍讲的则更是大实话。这二位代表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他们只是一味按照长期以来党所要求的“政治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能够细腻地领会到在“二会”这个充满悖谬的特殊场合，应该如何言行分离地来配合党导演的戏剧。结果，这二位代表的真实率性的行为，让党国总理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高调演出顿时沦为笑柄。

    所有想要冲出“楚门的世界”的人，都应该感谢这二位代表，正是因为他们不愿作秀的率性行为，将党精心布置的“中国特色民主”的美丽的假背景撕裂了一道丑陋的口子，让正在看戏的人们觉察到民主表演和它背后的政治真实之间的令人震撼的反差。

    然而，我们有趣地看到，批评这二位代表的汹涌的舆情，对他们的不肯作秀进行了愤怒声讨。这股批评浪潮似乎在说，本来这场的政治演出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二个家伙演技太差，给演砸了，为了让表演继续和谐地进行下去，应该立刻停止他们的表演资格。

    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倪萍的话极大地伤害了在电视机前享受着民主冲浪的亿万民众的情感，仿佛，倪萍只要将自己的话改为：我认真地行使着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像所有代表一样对每个提案进行着严格的审查……那么，人民的受伤了的感情就会得到治愈，就可以继续快乐地享受着“民主的感觉”。这些批评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使人民沉醉在一个虚假的“楚门的世界”中的，不是像李鸿忠、倪萍这样演技低劣的人，而恰恰是像党国总理这样的演技高超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这股批评舆情的表面的含义，由于我们的言论环境如此地不自由，为了避免政治风险，人们只好通过批评某些人演技太差的方式来暗指整个政治仪式只是在演戏。当一个批评者说：李鸿忠的行为给了温家宝一记耳光时，它的表面的意思是借温家宝压李鸿忠，而它的背面的意思则是说李鸿忠戳穿了温家宝的“民主谎”。

    同样，发表共同社论的13家报社，并非不知道代表是党指派的，而且他们的任务只是演戏，并没有什么权力。当社论呼吁代表使用“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 时，它是故意将假的当作真的，来试探和冲击政府控制的底线。

    当人们试图想要说出某种真实时，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着与党共同演戏，可能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一现象更好地说明，我们已经如此之深地陷入了一个“楚门的世界”而难以自拔。记得《红楼梦》中有一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笔者觉得若将其改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倒能颇为贴切地描状出这次“二会”演出中引人深思的悖谬。

    当批评者和抗议者，试图以假装演戏的方式来揭示某种真实时，他们的批评行为也变成了这台政治大戏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批评让人们感觉，人民“选举”的这些代表，正在行使着“神圣的最高权力”，只要个别代表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变得不那么令观众反感，那么，我们就能顺利地进入一个“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和谐的政治世界，他们所试图揭示的那点真实，完全淹没在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配合设置的整个虚假的政治背景之中。相反，倒是那些想积极配合党演戏的代表，由于他们作假得太过认真，结果，正是这些想要彻底防范任何意外事故的过于认真严肃的作假行为，撕裂了党所精心布置的整个假背景，让观众看到了布景后面的令人惊悚的真实的导演过程。

    哈维尔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对于生活中意义破碎后的荒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指出一个后极权社会中的最深的病态，就是在一只无处不在的权力之手的操控扭曲下产生的普遍的荒诞。没有什么能够比“二会”的演出过程，更真切地告诉我们，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哪怕是这个世界中那些最热切地想要追求真实的人，也已无法完全清晰地弄明白，生活中的事物，哪些是真实的，而哪些只是布景。

    综上所述，我们将这个诞生在信息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它认识到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是党对一切社会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特征；

    二、它不承认党的行为须受到任何先天法理的约束，致力于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全面统治；

    三、它的统治行为着眼于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操控，而不再是非理性地仇恨敌人和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四、它的统治意志主要是向内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向外扩张的；

    五、它的统治目的是无耻的功利主义和自欺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奇异的混合，它的功利主义体现在统治集团对人民财产的榨取，它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党的领袖的英明指引和党的干部的艰苦奋斗，将所有人纳入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六、它的意识形态的故事，从解放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变成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它将通过警察手段操控人们的外部行为，和通过意识形态管理操控人们的内在信念结合起来，并将后者看作是负作用更小，更为理想的统治手段；

    八、就像向外扩张的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完成了以“闪电战”为象征的军事技术的创新那样，统治意志向内的它，完成了以“防火墙”为象征的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

    九、它将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一切信息接受渠道，能够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人民的意义世界，看作是自己统治艺术的最高境界。

    从“二会”演出过程中，真假交错的荒谬处境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极权主义构建“楚门的世界”的伟大理想，正在逐渐的逼近之中。

    当然，假如用很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党的导演艺术显然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教科书发出的声音，党的文件发出的声音，和新闻媒体发出的声音之间，并不像一支成熟的乐队中，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那么协调，它们之间常常相互冲突，呈现出来的意义是破碎和断裂的，并且，党在演出民主戏剧时，留下太多斧凿的痕迹，让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背后的那只操控之手。

    不过，党正处在勤奋的学习中，它不断地学习着如何使自己的操控手段更加细腻，更加不露痕迹，同时又更加无孔不入。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去挖苦党在操控失误时露出的破绽，而是，向自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经过学习，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成熟到这么一种地步，能在几乎没有什么剧烈痛感的情况下，完成对全体中国人的行为和精神的操纵，甚至还能创造出他们的某种自由和民主的错觉，那么，这么一种生活是否值得我们选择呢？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答案是明显的：一种失去自主性的，被操控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由于一切都是被安排的，所以，“爱情”不再是爱情，“亲情”不再是亲情，工作的“成就”不再是成就，在一个整体虚构的世界中，个体任何本真的生存价值的实现都变得不再可能。而在一个完全由党操控，并被其精心编织的意识形态故事赋予意义的世界中生存，也同样如此。
 
    所以，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承受哪怕最惨重的代价去追求真实，是生命的本能，是人的高贵性的体现，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遭受真实的迫害，比沉浸在虚假的幸福中更有价值。

    《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事实上就是表现了楚门竭力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发现自己生活中的虚假，最后，克服重重阻碍冲出那个被操控的世界的过程。近30年来，中国人民也处在某种类似的处境中，最敏感和倔犟的那些人不断地发现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被一只巨手操控和涂改的痕迹，并一次一次试图冲出这个“楚门的世界”。

    互联网的出现，使党不再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自己生存世界的整个意义背景的虚假性和人造性。党所编导的戏剧只有在一个信息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才会使人民陶醉，一旦人们大量地接受外来的信息，那么，党想要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正剧，就会沦为被人嘻笑唾骂的荒诞剧。因此，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想要构建“楚门世界”的人和想要冲出“楚门世界”的人之间激烈争战的主战场。

    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传统社会中的所有人最后都会演化为二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拥有资本的阶级，另一个是被资本雇佣的阶级。

    在笔者看来，随着以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精神操控作为核心兴趣的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深入发展，当党精心描画的“美丽新世界”的纬幕落下之后，这时对所有生活在“楚门世界”中的人来说，财富的多寡，权力的大小都将变得不再是最重要的，从生存价值的本真性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这道信息屏蔽和操控的“墙幕”将把全体中国人变为二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知道美丽的“蓝天白云”是党设置的布景的人；另一种则是把布景当作真实的蓝天白云，并将自己的生存价值建基其上的人。

    也许，许多人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道“蓝天白云”只是一道“墙幕”的人必将会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将“二会”当严肃的政治活动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将其当作一幕戏剧，努力去发现导演破绽的人则越来越多了。

    然而，笔者对自由在中国的扩展，却远远没有这样必胜的信心。确实，工业革命之后，时间推移似乎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漫长的政治发生史上，技术的进步（包括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究竟是更有利于一种极权权力的构建，还是更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扩展？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作出乐观判断的问题。

    在对整个中国社会，对每个中国人从外在行为到内在精神的绝对操控上，几千年来，数百个皇帝中，有哪一个的权力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古往今来，中国所有的政治组织的权力，又有哪一个可以和共产党相比？1910年代热情四射地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一代“新青年”，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们的孙辈（包括他们自己），都将围绕一个“山大王”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像我们这些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塑成（或重塑）自己价值观的人，对前30年极权政治带来的伤痛，都曾有过相当深切的感受和反思，但谁又会想到，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这一切就会在下一代的记忆里被轻松地抹去……
当楚门经过奋力的探寻，终于找到那个巨大的摄影棚的出口时，导演克里斯多夫对他有过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说：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呢？外面的世界同样充满着欺骗、邪恶和暴力，它有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个一切都安排好的世界里，至少你是安全的……楚门的回答是坚定而彬彬有礼地跨出了这个一切都由导演安排好的和谐世界。

    在中国的土地上，时间的流逝，究竟会更有利于自由的生长，还是更有利于极权权力的扩展，全看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怎样回答导演的这个劝告。假如我们的大多数精英，想要导演他人生活的激情，超过了给他人以自由的高贵；假如大多数民众对自由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疑惧，超过了生活被人操控的厌恶；假如那些想要构建“楚门世界”的中国人和那些想要冲出“楚门世界”的中国人相比，有着更加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更大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掌控着更多的财富和技术，那么，是的，我们现在还能够对“二会”演出过程中的破绽，说三道四，冷嘲热讽，但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比如2025年，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包括我们自己，将会在一块多网合一的高技术的电视屏幕之前，被那时“二会”代表们更为拙劣的表演，感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