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已死，宪运待立

万维读者网记者贾悲文评论文章：因六四勃然而兴的中国民主运动（简称民运），在一九八九学生运动遭遇中国政府镇压之后的20年里，流落海外，成为了中国异议运动的旗手和主要力量；在20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忠诚的反对派、默默的谏议大夫之角色。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支持、保护和忠诚，长期以来，民运虽然遭到了官方的打压，但却赢得了民间的敬意。
 

然而六四20年后的2009年，中国新疆暴乱之后，民运群体（尤以中国海外民运）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罔视、对于新疆恐怖主义者的支持，使得民运终于失去了民间的敬意和支持，某位曾同情并支持民运的人士由此指出：“民运主流人物的政治自杀（指支持疆独），为这个飘扬了30年的理想主义运动（民主运动），画上了句号。”加之近20年来民运内部多年存在的内讧和山头对峙现象，尤其是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出山、刘晓波被捕以来所遭遇的中国官方和中国民运的双重批判，使得中国民运在“新疆暴乱”这个导火索上，引爆自毁。
 
一百年来，为迎合西方话语权中所谓的“亲民主运动”（Pro Democracy Movement）流行词，中国的反清、共和运动，甚至共产、神教、疆独等运动，都被纳入、或者自诩为民主运动、新民主运动或者旧民主运动。那些拿着日本人日元、苏联人卢布的革命家们，当着外国人的代理人祸乱中国百年之后，还有一个又一个的遮羞布盖在他们身上：伟大的民主先驱、爱国主义者。
 
这些民主先驱、爱国主义者，民运了中国一百年、革掉了中国上亿人的性命之后，还得让他们的徒子徒孙在海外继续民运、继续革命，岂不是一个悲惨的笑话？窃国者当了国父、开国领袖，哪还顾及那些死于百年来政权真空引发的内战、国内分裂引发的亡国、共和独裁引发的大跃进文革的亿万白骨，可曾立碑留念、后人祭奠？(www.creaders.net）
 
对于中国这个没有宪政传统的国家，民主显然不是第一要务，共和更沦落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阅遍二十世纪各国历史，你就可以发现那些冠名为“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往往是极权国家、共产国家或独裁国家，今天被斥责为四大流氓国家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古巴共和国）、利比亚（大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国），还不都是挂着“共和”“民主”旗号的国家？反而那些宪政化的“王国”“联合王国”们，始终是人人向往的理想乐土。
 
用暴力革命去实现共和或民主，往往带来的是更不共和、更不民主，更容易走向独裁和极权，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血泪教训，也是世界历史的真实写照。辛亥革命正是中国二十世纪苦难的原因和起点：民国不如大清、党国不如民国、共产不如党国，1911年革命把中国推进了从黑暗走向更黑暗的深渊，直到1978年邓小平的复出。(www.creaders.net）
 
有宪政，方有民主，宪政是民主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政作为基础，那样出产的民主或共和，非常容易成为北朝鲜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而这正是将近一百年前，中国的思想先驱梁启超先生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解释了他之所以既反对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也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的原因：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解决中国问题需要首先建立宪政。
 
然梁任公思想之后百年，中国的当政者和反对者，都还沉溺在辛亥革命胜利的泥泞中，臆想着自己的快感，全然不顾百年苦难带来的教训。
 
幸有2008年底横空出世的《08宪章》以及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承继了梁任公立宪思想的衣钵，在2008年和2009年之交遭遇官方和民运的双重打击之下，艰难的开启了现代立宪的道路。尤其是在2009年新疆暴乱、民运之死以后，温和的但却是坚定的海内外立宪人士，充当了中国忠诚的反对派的角色，以人民福祉、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本，批评政府、推进宪政。
 
大清因滞顿糜弱，日俄环伺，而终遭兵变、逊位，此为：宪政追不上革命；而现代中国经济强盛，转型能力与机会都很强，立宪可行性很大，但能否成功，尚需民间与官方的博弈与推动，中国宪政运动，正当其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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