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能救王立军？

吴蕴评论文章：2011年4月11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火如荼的时候，法律学者贺卫方发表了一封“致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其中一段，在这几天读来，会让人毛骨悚然：“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大权在握者一样重要。文强炙手可热时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贺卫方不会未卜先知，他也不是熟知官场浮沉的政客，他“对王立军说”的“几句话”，只是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和单纯，指出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然而今天，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竟四处逃命，成为阶下之囚，使贺卫方一语成谶。

 其实贺卫方给王立军举的例子，是文强的案子。我们返顾重庆几任警界首长轮换，会发现其实从张君到文强，以至王立军，上演的都是这种一个霸主取代前霸主，而以暴易暴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的戏剧。

 只要官场不公开透明，社会不实行法治，那官场和社会就都是帮派林立、成王败寇的江湖斗场。没有人能永远保证自己是强者，江湖名言“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会适用于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是上至国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的每一个人。值得同情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连国家主席因“不法治”而人身安全不保的例子也有。1958年8月21日，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就是人治的一套。刘少奇只能附和：“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而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刘少奇本能地想到了法律，他对红卫兵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能剥夺我作为国家主席的权利！”

 国家主席犹且需要法治才能获得安全社会环境，何况平头百姓？文革时期，正是典型的不讲法治、强者为王的暴力时代。在这其中，没有人会真正感到安全（包括毛主席），检举的人，后来基本被别人检举，把别人斗垮的人，也会另外的人斗垮。四人帮、林彪，左的、右的，有阴谋的、有阳谋的，都成为文革这种混乱制度的受害者。

 实行法治，通过稳定、公开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强者的意志规范人的行为，才能保证没有做出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的安全。改变社会运行的规则，使社会竞争在良性、规范的法律规范中进行，让社会从江湖斗场变成公民社会，人们才是安全的。这不是什么奥妙的理论，只是有权制定法律或者社会规则的人，或者因为正享受着权力的滋味不愿放弃，或者囿于获取权力、保持权力和争夺更大权力的惯性和自身生存发展所需，看不到、或无法跳出存在其中来的规则来做出整体的改变。

如今王立军案闹得满城风雨，原因不在王本身是否违法，而是因为案件触发了人们对官场内幕和高层人事的窥探心理。窥密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学者、媒体和整个社会都只抱着观看权斗的心态，只盯着“权力”看的话，则我们还是处在一个远没有脱离江湖斗场性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