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贾悲文评论文章：（接
《两胡乱华（上）》 ）如同“五胡乱华”形成了十六个国家一样，满清灭亡之后，
在日俄两胡以及其他国际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在近70年的历史阶段里，先后产生了中华民国、西藏国、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华帝国、大清国（张勋）、中华民国（非常大元帅）广东政府，中华苏维埃（瑞金）共和国、蒙疆自治联合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满洲国、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汪精卫）、中华民国（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受苏联一手策划而独立出去的蒙古共和国等十四个主要政权，可以简称为“两胡十四国”。
“五胡乱华”后期北魏统一了北方，并与南方的东晋政权形成了隔长江天险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而二十世纪“两胡乱华”之后期，中国共产党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统一了大陆，与溃败到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隔台湾海峡东西对峙，构成了“南北朝”的现代版的“东西华”时期。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历30年明治维新之功而崛起的亚洲新霸、东胡日本自信膨胀，西进中国的野心与行动从此展开。1896年受日本外务省秘密任务（寻找搞乱中国的革命党）的宫崎寅藏、平山周在香港找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香港兴中会，之后以聘任孙中山为平山周中文教师的名义申请了日本签证，孙中山于1897年抵达日本，成为日本朝野政治人物暴力搞乱中国依赖的头面人物。
正如宫崎滔天（原名宫崎寅藏）是藏在孙中山幕后的日本人影子（后世官方史书中描述为支持中国革命的孙中山日本浪人朋友），着名的辛亥革命领袖宋教仁背后也有一个日本人北一辉，这些中国革命人物身后的日本友人，往往都隶属于日本的朝野政治组织，例如宫崎滔天、平山周既是日本政界犬养毅（曾任日本首相）的门下，也是香港兴中会的会员，还是1900年成立的日本黑龙会的会员，也是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的会员，宫崎滔天更是当年辛亥革命后1911年12月，从香港陪着孙中山到上海、到南京摘桃子、当临时大总统的贴身日本友人。而名垂青史的中国同盟会，其实也是在日本黑龙会的东京总部，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内田良平的主持下成立的。
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割占台湾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清楚了东胡日本对华的狼子野心，而那些搞政治的革命家们如孙中山等更是心知肚明，而他们竟然投其所好，充当日本侵华势力的马前卒，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节操的问题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出产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主任多汉奸，也就不足为奇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几乎成为一场代价最小的光荣革命，在“前线揍怕革命党、后廷恐吓清太后”袁世凯的只手干坤下，辛亥危机缓和下来。但是随着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爆发，暴力革命、政权真空带来的灾难后果，就必然的在中国展开了。再次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则将同盟会、国民党带向了一个极权独裁的黑社会政党---中华革命党，并以中国的满蒙领土许诺，向东胡日本争取支持；而日本则借中国内乱和内战，强势西进，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时，日本人对于中国地形的了解，超过了中国人自己。而中国人在干嘛呢：在内战和灾难的泥泞里挣扎。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俄国共产党人如同他们的沙皇前辈一样，迅速向周边国家扩张，但迭逢失败，在波兰和土耳其失利，于是改取“西守东进”的策略，拿着大把的卢布和军火，开始渗透中国，吴佩孚、冯玉祥、孙中山等都成为北胡苏联人的目标，然而当年最有势力的吴佩孚民族气节刚烈（吴佩孚晚年也拒不投降日本占领军，也算“两胡乱华”时期的不可多得的民族嵴梁），却抵挡不住“倒戈将军冯玉祥”和“有奶便是娘”的孙中山，靠着苏联卢布、俄制武器、苏军顾问团的夹击，1927年，在征服中国的竞赛中，北胡苏联人拔得头筹：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成功。
然而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背叛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让1927年之后的中国陷入更为复杂的局面：北胡苏联的中国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之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日本人加速西进“九一八”占领中国东北并扶植起“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等分裂中国的割据政权。中国从辛亥后的国内军阀与政阀混战和割据，正式发展为日本人、苏联人和蒋介石国民政府之间的三国演义，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经历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和沦亡，东胡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荼毒，北胡苏联人对于中国东北人的强奸和抢劫，都罄竹难书、世所罕见。
北胡的中国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如同五胡乱华之北魏一样，最终在中国建政，并统一了中国大陆，1949年前后成为中国难民流亡世界最高潮的时期；而中华民国东迁台湾，也正如当年“衣冠南渡”的东晋政权一样，隔海对峙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到1981的大陆，在苏联傀儡中国共产党及其独裁者三反五反、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荼毒黑暗统治之下，中国人从身体到思想都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迫害；而台北的西门町刑场也见证了许许多多中国人被无辜枪杀的场面。从1911年到1981年这大约7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经历了最黑暗、最惨烈的时代，而辛亥百年之后，台海两岸仍然是由当年两胡催生、扶植的政党所执政，还有两岸被愚民后千千万万的民众，对于“两胡乱华”这段民族苦难史的反思，刚刚开始、亟待展开，本人不才，海外研读民国史经年，愿以“两胡乱华”来概括辛亥革命后的这段中国近现代史，来抛砖引玉，引发海内外有识之士跳出国共洗脑遗毒，以人性的观点来探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
辛亥百年之后的今日，重温一九四二中国的那场灾难，让人感叹当年以共和为诉求的革命，却造成了比皇权更糟糕的后果，中国人付出了更惨烈的代价；现在还保存着皇权的英国人和梁启超等先知们其实早就告诉了中国人，“Evolution”（改良或演进）是远比“Revolution”（革命）代价低的社会进步方式。任何以“民主”、“共和”、“独立”、“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美好愿望为大旗，却不择手段的以暴力革命方式来实现，以人民福祉和社会灾难为代价的，都必然是南辕北辙的谎言，独裁者和侵略者的野心，“两胡乱华”的历史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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