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回忆“四五运动”

一、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四五运动”飘然逝去，已三十七年。老一代，心灵的创伤重叠太多，大约淡忘了；中年人，那时还是娃娃，睁大天真的眼睛奇怪地望著这个荒诞世界，大概如今世路已惯；青年人，全然不知有这等事，一脸茫然地“往前看”。那片土地上，政治依然是宫墙内一小撮人玩弄的阴谋把戏，外面观场的矮子们津津有味地测字猜谜，跟著裡边的指挥棒起劲地舞动；老的垂著头下台，新的招著手上来，漂亮的口号是一箩筐纸花，社会仍是一个恶臭烘烘的奥吉亚斯牛圈，更深重、更可怕、更坚定地堕落下去。

几十年缩微了千年歷史，或曰千年歷史浓缩於几十年。你想知道歷史的密码和谜底么？你想知道劣质的顽强的遗传基因和某种恶性变异么？你需要先懂得眼下的三十年史、六十年史、近百年史。你不可只看西门庆身上的长袍大褂被西服领带取代、他的生药铺已由清河县开到了海外，你应当看见秦二世胡亥已被一群拿了本子的花花太岁取代、李斯赵高们日夜勤奋地掌管著维稳重任和意识形态，你应当知道旧时代的鬼魂蛆虫似地爬满那些臭皮囊的里里外外。

那片土地上，现实不是为了人们看清它的真面目，而是为了包装自己来和你耍魔术。於是一群义愤的男女索性脱光，来个禰衡面对曹操，告诉人们这是做官为政第一道理：真知无须掩盖、丑恶必须揭露。那片土地上，歷史不是为了要人们记住，而是要人们遗忘。於是一个被强迫健忘的国家，骗子换代、口号更新、政治毫无起色。周而復始、重蹈覆辙，成为一种无望的宿命。

二、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第一重大的划时代事件。四月五日这一天，中国人才算是主动地站起来，开始成为扫荡土偶、推动进步、创造歷史的英雄。这一天，北京的青年们公开反对共產党极权统治，愤怒反抗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不再受这伙政治骗子的愚弄，秦皇式暴虐统治已一去不返，我们要扬眉挺剑，横扫这伙盘踞中国政坛的害人虫，人民要当家作主人。

试想，从六十年代以来个人迷信日渐加温、直至毛泽东借此发动“文革”，其个人崇拜如日中天，达到走火入魔的疯狂地步。多少人恨不能撕裂胸膛、袒露一肚子忠诚，多少人像章满身、语录在手、句句不离小红书，多少人凭著一句“最高指示”就去赴汤蹈火、杀人越货。不到十年，人民挺身而起，涌向广场，向深宫中依红偎翠、衰朽不堪的腐败侏儒发出反抗的怒吼和歷史宣判的雷音。从万眾齐呼“万岁万万岁”到“扬眉剑出鞘”，不过是中国当代史的一瞬。从四五天安门起义事件到这个歷史罪人翘辫子仅五个月，令人想起那个毙命於刀剑讨伐中的隋煬帝，那个速死於万眾声讨中的袁世凯。歷史和天理常常显示它的严峻逻辑。

三、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至今歷歷在目。中国青年的英雄性格和义勇精神，那些英勇、壮烈、激动人心的场景，伴随著心灵中从未有过的那种美好感觉，永久地留在记忆裡。那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北京人民正在挽救民族、扭转方向、创造歷史。这是一九四九中国陆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一天，它将永远光耀史册。

前一天是清明节，星期天，连日来民眾借悼念活动展开的政治抗议达到高潮。广场上的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次以上，警察暗探密布，人们毫无惧色地当眾发表激情演讲、表达强烈的政治抗议心声。广场上的花圈、花篮、横幅、诗文如山似海，人们不约而同、万眾一心地聚集在这裡，似乎在举办一场场政治演讲会、竞选演说会，似乎在参加一个盛大的民间思想博览会，这是第一次真正属於人民的狂欢节，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倾吐”的狂欢节。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个政治侏儒在这裡接见百万“红卫兵”，现在一代青年长大、成熟了，他们来到广场，在勇敢的演讲和热烈的掌声中宣告中国的新一代人从此诞生。

人民的另一种语言、更伟大的暴风雨出现在第二日。像是晴天一声雷，谁都难以预料。前一日广场，花圈和诗文的海洋，一夜间被中南海的政治扒手们通通捣毁，用两百辆卡车搬运得干乾净净。早晨，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广场，向那些深夜的偷儿们讨还花圈。

四月五日，风很大，阳光好，这是北京春天常见的天气。上午得知广场上的民眾把警察的帽子扔上了天，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信号。一再隐忍的人民终於站起来叛逆了。我要立刻去读这本天地间最大的活泼史书，亲眼看著中国人民如何结束苦难的过去、如何掀开新的一页。

广场上大约有十几万人，多是青年，一群群的，像是激流中的一团团漩涡。在东南角小楼前聚集很多人，大会堂前聚集很多人，歷史博物馆台阶上聚集很多人，纪念碑台座和四周聚集很多人，广场上还有很多流动的人群，人们在悄悄交流信息，在慷慨激昂讲演，很多人围起来听，时时鼓掌叫好。

来到广场，需要勇气；演讲则是英雄行为，那是豁出身家性命的壮烈行动，直接面临逮捕和迫害。二十七年来，中国人在毛泽东暴政下，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温和话或牢骚话，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牢、流放边疆、死於蛮荒或遭枪决。当下“文革”中的迫害更是人人有目共睹。多次运动民眾、多次报復民眾，把这个民族的勇气豪情扼死在心灵中，似乎中国人只有怯懦的肠管、卑弱的灵魂。今天，中国的力士参孙站起来，不仅要公开地演讲，更要以行动实践誓言。

四、

忽然，像一股旋风，一群人冲向大会堂。民眾发现裡面有人隔著帘幕偷窥广场上群情汹涌、近乎起义的民眾，裡面还有人在摄像。青年们勇敢地冲上长长的台阶，吓得几个警卫士兵扭身往台阶上逃跑，大会堂的几扇大门紧紧关闭。

后来获悉，江青、张春桥之辈在楼上的帘幕后面胆战心惊地观望广场上四处奔泻的滔滔怒潮和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他们惊慌失措，惟恐民眾冲进大会堂，他们全成瓮中之鱉。中南海裡那个嘴已歪斜、风烛残年的独夫民贼知道墙外广场上的民眾已经点燃起义的漫天大火，他这具泥胎土偶已经倒塌，转眼间“万岁”变成万恶，“伟大舵手”成为人民公敌。      

忽然，像一股洪流，很多人向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灰色的三层传统式飞簷小楼奔去。这是当局为镇压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而秘密建立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民兵三方的所谓联合指挥部，人们还听说许多花圈藏在这裡。小楼被数万民眾包围。眾人高喊：“打倒工贼！”那些调来保卫小楼的外围工人民兵羞答答撤走了，剩下军人在守卫。眾人齐声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因为有人被捕。民眾要求裡面的负责人出来与大家谈判。小楼紧闭。民眾愈来愈多，几次冲击小楼。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镜头出现在广场的斜对角。一辆三排座加长“大红旗”轿车，在大会堂东门前的马路上，由北向南缓缓驶来。这是当时国產的最高级轿车，车头标誌是“三面红旗”，政治局常委级别者乘坐。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专车是苏联產的吉姆、吉斯防弹轿车，部级官僚的专车是伏尔加轿车，车头标誌是一隻挺胸起跑的小鹿。这些车在北京街头驶过，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这辆大红旗立刻被民眾发现，人流像一股怒潮，瞬间迎面而来，等它扑进人民的怀抱。大红旗发现不妙，飞速掉回车头，加足马力全速逆向逃窜，像一匹受惊的骡子撒蹄而去。不知裡面坐著哪个傢伙，大约听说广场出事，想来兜一圈观观春景，却怕民眾怕到这种地步。这一幕发生得又快又有戏剧性，令我忍俊不禁。“文革”中前呼后拥的神气和威风哪儿去了？       

五、

中午时分，广场东南角的民眾有四位代表进入小楼与当局谈判。谈判不果，愤怒的民眾开始採取行动，推翻路边的一辆国產轿车，在一片叫好声中，火焰腾起，赶来救火的消防车被愤怒的民眾砸毁。下午三点左右，一辆开来给工人民兵送饭的汽车被愤怒的民眾点火烧毁。随后，这个指挥部的两辆军用吉普也被点燃。

东风强劲、异常给力。远远看去，小楼一带火光熊熊，黑烟滚滚，浓烟飞旋著，高过歷史博物馆，直上青空，有数百米以上。广场上的民眾腾起热烈的掌声和吶喊声，如惊蛰的阵阵春雷，天上的鸽子带著悦耳的哨音飞旋著一掠而过。人们如潮水，纷纷向小楼奔去。火焰燃烧数小时之久。

愤怒的民眾在火光中继续高呼口号，发起一次次冲击，终於冲进小楼，取出几个大花圈，民眾中响起一阵掌声。下午大约五点多，愤怒的民眾继续採取果断行动，将小楼点燃。民眾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喜悦的呼喊。

自一九四九中国建立人类歷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极权暴政以来，独夫民贼及其大小嘍罗炙手可热、为非作歹，杀人无数、造孽多端，撒向人间皆是暴虐、谎言、血泪、仇恨，人民有言不敢吐，有怒不敢发，嘴巴失去言语功用，只剩一个吃食功用，双腿不是用於挺拔直立，而是用於匍匐爬行。稍有异见，即遭逮捕；稍有不顺，即遭镇压。人人生活在恐惧中，谨小慎微、阿諛附和成为人生哲学。谁能想到中国人民如此英雄，在中国的心臟地带，所谓“世界革命的中心”，群起点燃反抗暴政的熊熊烈焰、把象徵暴政的机关送下地狱？此时此景，面对这破天荒的伟大事件，你能不激动、不感奋、不深思么？

今日北京人民的英雄行动，令人想起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发起法国大革命的巴黎人民冲击、推倒巴士底狱情景。人民反抗专制和暴政的行动常常是相似的。巴士底狱被人民推倒，是路易十六王朝灭亡的前奏曲，天安门广场军车和小楼被人民焚烧，是毛泽东威权倒塌的前奏曲。几年后，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奈特(Marie Antoinette)上了断头台，毛氏五个月后死掉、其为虎作倀的妻子江青被判处死刑、投入大狱、自尽而死。

六、

风吹得似乎要把衣服撕开。站在广场上，心灵全方位感受这幕中国当代英雄史诗。十年前，我鄙视此地发生的百万红潮、“八次接见”；今日，我痴迷地在这裡观赏中国当代史的伟大飞跃和翻天思潮。

有个人似乎一直站在我旁边，与我距离大约一米五至两米。周围再无他人。这个人大约有二十八到三十二岁上下，个头有一米七五，一脸严肃，双手插在裤袋裡，远远地张望著整个广场。我们之间没有交谈，也没有目光接触。对陌生人保持缄默，是长期险恶社会环境下的性格习惯。不信任感笼罩著全社会，它使人们彼此疏离。人随时都可能被别人为了“追求进步”“入党入团”“表忠心”或“反戈一击”而有意无意出卖。而那个社会，永远寧信其有、不信其无，寧愿冤枉你也不肯轻放你，寧肯重罚你也不肯轻饶你，更何况在这种场合——“反革命在翻天”“向无產阶级专政挑战”。

忽然，他瞇起眼睛，面孔毫无表情，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麼的吗？”

我毫不介意地瞧了他一眼，淡淡说：“不知道。”

他略略停顿几秒鐘，低声说：“我就是干这个的。”他把下巴略略一抬，似乎把下巴当手指使用，朝大火熊熊的小楼方向抬了抬。那脸色、声音、体态似乎带著鄙夷。

我沉默，似乎不懂。

休止几秒鐘，他低声说：“可是——我不管。”他的脸色不变，语气却相当轻蔑，依然双手插在裤兜裡，一条腿作重心，一条腿在轻轻抖动，那是一种放鬆和休息的方式。

我向他微微点头，表示理解，心中忽然涌出一股热流，闪出一种光焰。只有在心灵相通时才会有的那种奇妙情感。好样的，中国人！好样的，北京人！

这是一个有道义良知、有政治鑑别力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暴政可以迫使人们一时讲假话、做违心事，但它不能使人们永远违心地讲假话、做伤天害理事。人面临著眼下的暴政和利益，更仰对著永恆的天地良心和道义律令。

那些天，大批特务便衣混在人群裡，窃听、拍照、跟踪、绑架、抄录自行车牌号码、从公安局档案裡按图索驥、逮捕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广场的灯柱上安装了很多摄像头，监视著人民的一举一动。后来当局还强迫市民，凡是去过广场的，都要去主动坦白，否则罪加一等云云。          

“四五事件”被镇压下去，北京当局搞了一场“评功”的闹剧，向那些检举他人或镇压中有功劳的人员颁发奖状、表彰事蹟，分为一等功、二等功，登了报纸，热闹了一阵。不久北京市民流行起关於“一等功、二等功”的顺口溜。这“功劳”成了功臣们一生的耻辱，让他们抬不起头，那标誌著他们是专制者的走狗、人民的敌人。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老婆孩子也瞧他不起。专制者及其极权制度祸国殃民、害人害己、为害深矣。为了人类的尊严、福祉，专制独裁早该休矣，难道还要昧著良心、矫情地“自信”这套专制制度、欺人害人而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七、

广场上的人愈来愈多。夕阳时分，人数有二十至三十万。小楼一带仍然飘著黑色烟雾，纪念碑四周聚集许多人，又出现花圈标语诗词。广场南侧松树林一带（几个月后为了建所谓纪念堂而把松树全部清除）人流如潮。     

晚间六点半，广场华灯驀然齐亮，所有扩音器忽然响起：“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製造政治事件……妄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不要上当……革命群眾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这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声音。由於此人主持镇压四五运动而被北京人民斥之为“无德”。

这是一种典型的歪曲事实、诬衊人民、试图分化人民的政治宣传性语言。十三年后六四事件期间，这种话语又一次派上用场，只不过换了几个应时的词语，什麼“改革开放”“稳定”“大局”“外国敌对势力”之类。人民，无论是几十万，还是数百万，乃至十四亿，在这伙人的语言裡，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而他们自己这一小撮永远代表著“正确”“革命”“人民”。

扩音器反复广播，声音很响，迴盪在广场上。前门通向广场的两侧路口，人流如织，有如闹市大栅栏。

当局要动手了。北京人都知道，当局在天安门周边的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歷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多处建立各方面的指挥中心、驻扎五万名手执大棒的民兵、数千名警察、好几个营的卫戍部队，等待一声令下、冲向广场、镇压民眾。但是，人们蔑视他们，一律称之为“狗”、“狗子”。

八、

晚间七点，离开广场回家。十点左右当我再来时，广场一片黑暗，只有四周暗淡灯光。风很大，夜很凉。进入广场的所有路口皆被公安封锁。我和弟弟以及同院的关大姐（她的雕漆作品精緻优美、后来成为漆雕艺术大师）一同来到广场东南侧，三人皆穿风衣，关大姐居中，昂首并排直走。入口处的一群公安便衣把许多人截住、不许靠近。我们三人迎风直行，无视这些把守的公安便衣，毫无阻拦地一直走进广场。

广场上空空荡盪，几乎没有什麼人，到处是公安便衣。后来听说九点三十分，广场灯灭、忽而再亮，民兵警察军队出动，挥舞大棒、皮带，扑进广场，追打民眾，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击昏在地，地上一滩滩鲜血。纪念碑基座上拒绝离开的民眾也遭到血腥暴打，惨叫声不绝於耳，鲜血流溅在纪念碑汉白玉护栏上和碑座四周。数百人被逮捕，押进中山公园搜身、审讯、暴打、关进监狱。

此时，广场上零星的逮捕依然在进行，大概在抓捕滞留广场的人们。暗影中，看到广场上有七、八个人站在那裡。一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话，立刻被几个便衣公安扑倒在地，揪起来塞进三轮摩托跨斗裡，摩托立刻踹响，开出广场。另一处，也有几个小伙子被逮捕，押进吉普车，立即开走。

我们在暗影憧憧的广场上兜了一圈。四周空荡，夜风愈强，把风衣吹得紧紧贴著身体。白日壮烈的一幕，像一场梦——中国梦，像一道彩虹——心灵的希望，像一场颶风——自由的风，几小时的灿烂转眼被黑暗取代。短短一天，我经歷了近百年中国史。
       
我们无言，黯然离开这黑暗所在。

九、

一夜心痛，辗转反侧。第二天清晨，我又去广场。我要领教中国的惨痛史是如何被人们装点的，民族的创伤是如何被人们掩饰的。晨光中，清洁队在用高压水龙冲洗广场上的一夜血跡，一些工人在洗刷纪念碑座上的斑斑血跡。十三年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流血，修缮队来到纪念碑，大规模地精心修补汉白玉碑身和护栏上的弹孔、伤痕、残破。一部野蛮、丑陋、血腥的中国当代史又一次被能工巧匠们修饰得光洁、漂亮、伟大、辉煌。

四五事件一年半以后，我考入復旦大学，翌年二月赴上海读书。一九八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和陈子明等几位朋友一同策划和编辑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思想家的大型丛书《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共六十餘本，由工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一天，阳光灿烂，在哲学研究所，我和陈子明小聊一阵，不知怎麼谈起四五事件，他俏皮一笑，对我说：“我就是《人民日报》社论中说的‘那个留小平头的傢伙’”（另一种说法是刘迪，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他们都是那一代青年中的英雄）。说来有趣，当年同在广场，彼此未曾相识，九年后成了同事和朋友。子明是那天在小楼前最活跃的人士之一，是进小楼与当局交涉和谈判的四名代表之一（一说五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这是六十四年来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改变了我们的歷史、心灵和性格。这一天，北京人民向一九四九至“十年文革”二十七年倒行逆施的暴虐极权制度和毛泽东残酷专制统治发起英雄的反抗行动。这一天标誌著中国民族从此进入心灵觉醒和人格意识的新时代，标誌著青年依然是歷史的先锋，人民开始走上推翻黑暗势力、拨正前进方向、执行主人职责的歷史舞台。这一天促使一个罪恶集团迅速走向覆灭、啟动一场思想復兴、尊重良知、恢復经济、回到常识的新人文运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是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震惊世界的全民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精神之父。

无论岁月的波涛如何汹涌地日日扑咬人的记忆，无论利益的魔爪如何贪婪地夜夜啃噬人的灵魂，天地的道义和人类的良知永远是我们心灵的北极星，四五运动中冲天而起的中国青年一代的英雄性格在我们民族的伟大心灵中永不磨灭。回想那一幕幕壮烈场景，我们没有理由不朝气蓬勃、大呼猛进、扫荡邪恶、开拓未来。（作者：孙乃修2013年4月4日於春风中的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