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间的习近平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站在中间的习近平

　　自“七不讲”传出，思想界一片骂声，而且国内外联合演奏，用当年毛泽东的话说，大有轰平庐山，让地球停止转动之势。西方普世价值所操纵的世界舆论潮流的这种顺昌逆亡之势，应该是江、胡两届不敢对意识形态“动真格”、从而放任自流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缺乏理论自信——敢于面对举世滔滔，唯自信者可为之。

　　对习近平之“敢管”，世人已有定论。但细察习之所言、所行，他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左派，而是站在中间的实用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左边的人会觉得他右，右边的会认为他左。之所以现在右边骂声一片，而左边颇多叫好，是因为右是当今思想界的主流，要将潮流从偏颇拉向中道，必从“制右”开始。实际上，习近平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国家主义。他或将站在这一中间点上，包容和团结中左与中右，压制极左与极右。

　　习的这种立场取向将遇到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如前所言，当下思想界整体偏右，行中道者必示之以左，于是在一段时间内，习近平将被许多人视为左翼的政治旗帜，一些人会因此受到虚幻的鼓舞，而另一些人则会产生不必要的过分排斥。其二，国家主义的主要使命，是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国民幸福。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对现政权威胁最大的是源于右翼自由主义的西方普世价值理论。为了对抗这种威胁，本身缺乏完整理论叙述的国家主义，不得不借力于传统的左翼理论。这两点相结合，构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左翼兴奋，以及在官方媒体上左文、左味的“回潮”。

　　左翼这种被误导的兴奋，虽非习的本意，却构成习的麻烦，就像他们此前给薄熙来和重庆造成麻烦一样。在一种自以为受到激励的兴奋之下，自视为官方理论正统的左翼越走越远，调门越拔越高，已经快回到1978年以前了。如果真的回到那个时间段，无疑将构成对后面这30多年的道路否定。这显然不是习的本意。习近平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前一个“不否定”是就政权合法性而言的，后一个“不否定”才是对道路选择而言的。当下左翼的狂欢，不但偏离了习的本意，而且为他制造了很多“敌人”，尤其是将一些国家主义最可依赖、或者需要联合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本来可以穿插迂回的战线，正变得越来越单薄，越来越没有纵深。

　　面对这种不久将会呈现的险情，习近平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回去，给左边来一巴掌；二是重新构筑一条新的战线，即建构国家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不再依赖传统左翼，但并不是与左翼切割，而是打造一种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改革话语”一样，可以与官方传统话语将衔接的国家主义理论。

　　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内外情境，习近平发起的这场“道路自信”之战，或许已经是“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道路”的终极之战。无论是输是退，中国都将失去再战的资格，既失去机会，也失去最后的人心，人心西去、形势西倾将再难挽回。鉴于此，习近平实际上只剩一种选择，战鼓既已擂响，战场既已选定，战士就有进无退，必须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战线。

　　要从头建构一种既能见容于官方传统话语，又足以应对西方普世价值威胁，可以对应于当下中国现实，既能解释现实、又可指导实践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绝非易事，否则，这样的东西早就出来了。夫欲立其言，必先得其人。纵观思想界诸名家，本来何新先生是合适人选，其才其识，其积累其心志，都已足够。但自邓小平“南巡”以后，不但思想界的主流视何如寇仇，官方也开始排斥何新，概其主张与当时市场化改革的主调相抵触。时至今日，何新已老、已病，已无力再作冯妇，但其拳拳爱国之心不改，乃自命“顽童”，甘作这场迟早要到来的意识形态大决战中的“泼污者”，于是乃有关于“共济会”的系列言论出。其家国情怀，令人感慨。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笔者愿借此机会向病中的何新先生深致歉意——曾经因为受普世价值的影响铸造的所谓“正义感”，而对何新先生多所抨击，乃至有“剥皮”、“抽筋”之说，今日回想，自觉幼稚、可笑。其实真正应该被谴责的，恰恰是如当时笔者一样，将个人清高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者。

　　除何新外，另一个合适人选是康晓光先生。康先生的学养、智识、雄襟，皆足以担当大任，只是他现在与儒家关连太紧，不知能否脱缫而出？儒家理论本来是曾经行之有效、而且体系完整的国家主义学说，或者说它在今天不难改造为现代国家主义理论。但儒家的问题是，它不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而是一个曾经被抛弃的象征。在它的身上，附加了太多无法摆脱的标签。它不但曾经被近代史所证否，而且曾经遭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否定。在思想上、理论上，现代儒家完全可以做到涅磐重生；但在政治上，人们选择的不仅是内容，还有形式。正如今天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敢于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没有一个领导人敢于背负“开历史倒车”的沉重，也没有人能背负得起。所以，要指引中国人走上一条全新道路的理论，必须至少看起来在形式上是全新的。

　　除何、康外，中国思想界并不乏有创造力的人才。例如发现了“比较意识”和“比较性竞争”（个人认为这是近30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发现），自卢梭之后真正解开了“人间不平等起源”、以超越左右的姿态终结了左右“平等之争”、为左翼思潮在当代社会情境下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石的黄纪苏先生，以“潜规则”、“血酬定律”贯通千年中国史的吴思先生，提前以最合乎时代节拍的方式预言了“增长的黄昏”（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或扶乩降神得出什么“崩溃论”）的袁剑先生。但这些人，不是其主张、路径与国家主义迥异，就是如笔者一样“为思想而思想”的求真者，而不是可以为了某一理想目标而建构理论的经世之才。微斯人，中国的国家主义将往何处去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虽然致力于将意识形态“管起来”，但今天的中国却是思想界最好的时代之一。这是一个唿唤思想英雄而最终必然出现思想英雄的时代。以华夏9百万平方公里之广、13亿人口之众、5千年文明积累之厚，时代需要的英雄一定会脱颖而出，中西的意识形态之争、道路之争战火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