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评论：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的暴力恐怖爆炸案，是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伤亡最惨重的暴力恐怖事件。习近平4月底刚刚视察新疆，大谈反恐固疆，但他4月30日前脚走，当晚乌鲁木齐火车站便发生恐怖爆炸案。两大案接踵发生，加上之前3月1日新疆暴徒制造的昆明火车站恐怖杀人事件，说明中共惯性的治疆政策，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已破绽百出。
习近平当局在新疆沿用的，仍然是毛共时代全盘抄袭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那一套。1949年中共建政时，全国基本行政区皆为行省，只有西藏由达赖喇嘛政教合一政权自治，但也没有自治区名号。这当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汉族占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七，在族群结构上具有绝对优势，足以左右大局。民国当局不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辛亥革命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并未动摇。
但毛共却盲目仿效苏联，硬把早已建省的新疆、广西、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宁夏等，从行省变成民族自治区。又在全国划分所谓“少数民族”，把民国时期笼统的“五族共和”，细分成56个民族从区（省级）、县、乡各级“区域自治”的琐碎局面，正好和中华民族族群融合的大方向反其道而行之。
民国时的“回族”，泛指内地各省市和新疆省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群，维吾尔人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绝大部分聚居南疆地区，对新疆全省的广阔土地并不具有全面控制力和影响力。但北京废新疆省，改建自治区，还冠以“维吾尔”之名，大大抬高了维吾尔人的地位。更有甚者，广西僮族无论从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到社会心理，早已和汉族融为一体，从未要求当什么“少数民族”。但学苏联学昏了头的北京当局，硬是将广西废省，把“僮”改名为“壮”，弄出一个广西壮族自治区。
为了笼络“少数民族”，北京当局给予种种“民族优惠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对汉族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却不必遵循。结果汉族人口比例持续下降，2006年已经不到百分之九十。这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无异于自挖墙角。
对夫妇分属两个族群的家庭，不按照国际惯例，规定孩子的族别只能依从从父母的某一方，而是容许两方均可。结果大量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的家庭，孩子统统申报为少数民族，以便享受高考等优惠待遇。于是新的“少数民族”成员源源而来。
更加愚不可及的是，北京当局不惜自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执法时对某些“少数民族”曲意照顾。如息事宁人，放纵轻罪；采不同量刑标准，重罪轻判等，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不良分子的气焰，伤害了汉族对法制的信心。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血腥暴乱的第二天，上万汉人持械上街，号召武力自保，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在语言文化方面，民国时期以汉语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国语”，在全中国具有历史形成的崇高地位。北京当局为了取悦“少数民族”，无端把“国语”改称为莫名其妙的“普通话”。在中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语言法规中，普通话只具有“国家通用语言”地位。结果中国成为世界上罕见的没有“国语”，没有“官方语言”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遭到重创。
由此可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融合、巩固、壮大的进程背道而驰，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并不是那种扩张过速，患了“民族消化不良症”的历史“爆发户”。中国的疆域，大致从汉武帝“通西域”时代开始形成，今天虽然远不及盛唐、清朝时期宏大，但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一直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期间东亚、中亚的其他族群大量融入，使汉族成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强大民族。因此汉族不像日、韩等某些标榜“纯正”的民族，本来就是几千年历史大融合的“血统不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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