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暴恐的心理根源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最近新疆接连发生暴恐事件，引发国人关切。新疆的暴恐活动为什么屡治不绝，暴恐案为什么在近一段时期频密爆发，有效治理的可能途径是什么？这些都成了时下公众关注的热点。

　　而这些问题都与暴恐活动发生的根由密切相关。新疆维吾尔族群中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新疆地区的贫富分化、汉维矛盾加剧、维吾尔族人在内地遭到不平等待遇……等等，这些固然都构成以民族和宗教为驱动力的恐怖主义在新疆滋生的基础与条件，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也是全球大多数恐怖主义共同的心理根源，这是一种根植于普遍人性的心理基础。

　　在社会上，总有一些失意的人、不成功的个体，他们处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底层，别人看不起他们，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一片黑暗、黯淡无光。这是一群失去希望或很少希望的人，他们的未来似乎早已注定。

　　但是，恐怖主义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突然间，他们的生命与“真主”、“圣战”、“自由”、“解放”……等等崇高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他们自己感觉自己崇高起来；更重要的是，从周围人群中也开始传来认同、崇敬的目光。在此之前，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正面看他们一眼。不仅如此，突然间，他们与一个强大的组织体系联系在一起了，各种此前不可想象的资源，被倾注在他们身上，他们由一无是处、百无一用，一变而成为比周围人更有力量、更有能力（对他人的伤害能力）；由处处低人一等，变得从此高人一等。这种翻天覆地的命运转变，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难以抗拒的。只要想想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人为改变命运而奋不顾身，投身理想运动，前赴后继，就不难理解这种驱动力的强大了。如果这种驱动力是立足在民族问题上，那么它对人心的影响将更加持久、更加缠绵难断；如果再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就会变得疯狂，远离世俗理性，漠视生死。从网络流传的暴恐视频，到恐怖分子在暴恐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和精神状态，都可看出此点。

　　那些在外人看来危险、要命的活动，在许多暴恐分子看来，却是可以改变他们人生的机会。面对这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人生的力量，那些劝人从善的优雅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政府对于逐渐改善生活的许诺、政策和行动，在一些人看来，也缓不济急，甚至微不足道。这就是暴恐事件屡治不绝、恐怖主义积重难返的心理根源。只要社会上还存在失意人群，只要各种极端主义思潮还有着传播空间，只要恐怖活动还能找到足够的物资外援，暴恐就难以根治。

　　由此可见，根治暴恐绝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当前，对恐怖活动必须标本兼治。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树立正面形象、传播正能量，促使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普遍惠及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改善汉维关系、增进相互融合，改变内地在一些方面对维吾尔族人的特殊提防以及歧视性对待……这些可以产生长期作用的治本之法，是必须的，但同时也是不够的。对于遏制恐怖主义、尽可能减少其现实伤害性而言，治标可能更迫切、更重要——短期而言，既然无法改变恐怖分子的意图和想法，就应该将重心放在压缩其传播、生长的空间，限制其行为能力上。

　　为此，必须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打击的方式完全可以参照打击邪教的标准。什么是邪教？鼓励反世俗、残忍对待生命（不管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就是邪教。舍此两点外，宗教并无正邪之别。政府应该掌握新疆地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主动介入宗教的传播问题，扶正祛邪，大力扶持正教，打击和查禁邪教。

　　同时，必须通过强化监控，限制恐怖主义传播、联系、运输物资、组织行动和藏匿的能力。这种强化监控，必然一定程度损及人权，甚至可能招来海外批评，但却是遏制恐怖活动及其伤害之必须。实际上，美国在“911”后在其国内就是这么干的，后来在阿富汗、伊拉克也是这么干的。近年来，斯诺登等人揭露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情报搜集和监督行动，就大多是以“反恐”名义进行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投入很多，其中用的最多的是窃听，其次是各种透视扫描仪器。据外电报道，全球1/10的电话曾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过；各国首脑的谈话更是美国情报机构窃听的重点，美国国家安全局一名官员说：“几乎没有哪一国总统的声音未在我们特工的耳机里出现过。他们要么是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时被窃听，要么是访美期间在饭店房间里被监听。”据说，美国有能力偷看世界上大部分的电子邮件，偷听大部分的网上聊天。

　　不仅如此，为了防恐、反恐，美国不惜发动了两场对外战争，流血百万。以色列更是以恐怖对恐怖，先后用暗杀方式炸死了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主要领导人兰提西。在以色列实施暗杀行动后，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将遭到严重报复。然而事实却与舆论界和知识界的一般认知正相反：以色列每进行一次类似行动，其安全形势就相应好转一分。

　　由此，可以推导出反恐方面的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对恐怖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更不可一味怀柔，而必须杀伐果断，敢于以暴制暴。“911”后美国所面临反恐形势的改善，也证明了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