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格局和走向的初步分析和预测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沧海一栗来稿：

　　一、 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

　　中国逐渐成为很影响世界的大国，但由于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突发与偶然性、难预测性，分析和预测中国政治社会走向就不仅如猜谜般引人入胜、且极具现实意义。作为芸芸众生中无法实现抱负、但仍心系父老命运的人们，只能如马基雅维利般，白天在意大利田野里劳作、从土地里刨食果腹，晚上在油灯下进入自己想象的金碧辉煌政治舞台和宫廷谋略的世界中，虽蝼蚁般生存着，但在精神上却乐此而不疲。

　　世界局势风云激荡，纷繁复杂、日新月异、日益多姿多彩、充斥着海量信息，一切剪不断理还乱、让人抓狂。虽然在雾里看花中分析出趋势、看出规律，确实是巨大的挑战，但仍需理出头绪、看出大趋势、发现历史车轮的轨迹，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分重视这种“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趋势分析。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趋势分析不仅需要超凡的洞察力、领悟力，还需站在哲学高度俯视世界；不仅需要有透彻的历史领悟，还要有对国情社会和民心民性的透彻了解和把握。对历史和国情现实的透彻了解与洞察，是预测分析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从而才可能引导民意、掌控历史。

　　因此，本文趋势分析将主要使用将今论古的历史分析法、类比推理的逻辑思维方法，并运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工具来分析社会阶层力量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转化，从而预测发展趋势。为了充分把握当前的处境，有必要拉长历史的视野，正如同黄仁宇提倡的大历史观，希望能够在中国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尺度、站在哲学高度上，审视中国现今所处的阶段、特征和前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至目前仍没有自己的创新途径，仅是模仿、复制着西方近代现代的一些发展之路，因此，如果这种趋势得以持续，那么西方世界的今天就可能翻版成中国的明天，所以也希望通过类比来分析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

　　二、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显著特点和趋势

　　技术和装备的加速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生产出越来越多和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供人类生存和改善生活，技术和生产能力逐渐保证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使人类从生存的繁重劳动中解脱、解放出来，从而更注重发挥脑力创造性、更加注重个体发展和精神心灵的体验。但与此同时，世界对技术的日益依赖而产生技术异化，造成人类心灵的孤独和无所依托，因为人文和信仰与此脱节。由于人文和信仰的滞后与脱节而产生异化、生存压力释放后又产生了诸多心理需求等问题，结果造成正如李治“八至诗”的意境，技术手段和装备使得天边的遥远却能够近在眼前，而近在咫尺的心灵间距却遥似天边。也正是由于这些技术和设施，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融合化、一体化和均质化不可避免，使得群体协作与个体自由、集中与分散、突出个性与相互依存的各种对立与失衡日趋尖锐。在政治权力上则凸显平民化、透明化，选举逐渐成为政治权利更替的主导形式，而选举则呈现出娱乐化、戏剧化、节日狂欢化，美国竞选的“特朗普”现象就进一步验证了这样的趋势。不同竞选方的最终选票结果也彼此日趋接近，强势政权、强人政治正趋式微，女性政党领袖和政府首脑也日益增多，政府逐渐褪去特权色彩和神秘面纱而逐渐回归平民化、大众化。也由于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财富可迅速集中或分散、两极分化趋势在加速、不同社会阶层隔离有增强趋势。

　　世界一体化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间产生越来越强共振、目前普遍在挣扎，但是，美国在向世界输出金融危机后，很快调整好自身、恢复元气，并在自身体系内（主要是其国内市场）实现良性运转、良性循环。相比于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高福利制度的惰性和经济活力的缺乏，美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源自其自身强大的活力，得益于其相对科学合的政治制度上所表现出的合理分配、从而造成其强劲的市场和消费内动力，因此实现其自身经济的良性循环。美国文化上的强大创新能力对此也居功至伟。

　　三、 中国现状

　　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失效、仍需继承与发展，阶级分化也绝非仅仅是一种直觉或经验感知。所以，仍使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回答一些关键问题，如现今中国阶级、阶层是怎样分布？中国政权和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状况怎样、对人生有什么样的追求和期望？什么能够激发多数人的强烈反抗？社会激烈对抗的能力、潜力何在？目前中国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演化阶段？

　　由于缺乏可信的数据源和严谨的调研，只能依据自身经历感受和常识，粗估或猜测中国80%以上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元，但农民还有可能利用土地作为转化成市民的资本或启动资金，用以在城镇购房置业、完成教育和社会保障。但无论怎样，目前中国还远没有达到总体中等富裕，在逐渐填平目前中产阶层与广大农村和城市平民阶层之间沟壑过程中，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这个过程可能也就是社会文明积累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平稳过渡政权的过程。然而，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过程，就很难预料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

　　相比而言，中国经济的规模潜力难以实现，因为其分配机制、经济活力（如企业所有制形式、政府干预等）、文化实力（创新等）远比不上美国。而且，长期GDP崇拜和短视的出口型经济依赖于压榨农民工、消耗资源和环境，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却远离了经济发展最终目的的题中应有之义。1998年度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印度学者森就认为，透视发展的最佳视角是人民基本自由和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GDP崇拜同样地盛行于印度，这或许是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型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一种偏执。所以，中国和印度发展奇迹和荣耀的幕后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社会进步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并非完全没有得到改变，但是，特权阶层攫取了大多数成果，更多的人过着被剥夺和不稳定的生活。

　　本质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百多年、数百年乃至千年以降几乎没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国有、公有”制或王（皇）所有制几乎掌握一切（人、财、物）资源，从而造成专制政权、强势政治人物的体制，进入体制内就成为大多数国民的出路和理想，而体制外则另有江湖，这种体制外江湖有时就伺机替代而成为新“体制内”。这种高回报的皇权、强权带来的就是高风险，所以必须时刻警惕政权旁落，目前中国反腐造成官员也成为高危职业，这也源自高回报职位所带来的高风险。这种体制运营方式则表现为官督商办、国家资本、公私合营、官商合办等，更接近市场经济的领域则仅限于一些零售业等。这种所有制和运行机制不仅导致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等问题，而且还导致一些滑稽的悖论：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上市并给“股东”分红，又如百姓供养的子弟兵、国防军却绝对听党的指挥而类似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再如，土地国有但房地产却私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存在征地和流转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也处境尴尬：即不能推陈也不能创新，传统文化被割裂、传统规范失效，造成信仰缺失、灵魂无处安放。相比于广被世界接受的诸如瑜伽文化、非暴力不合作、泰戈尔的印度文化，流行当今世界的中国理念能有凡几？留给西方世界的可能就是有点神秘的“气”、中国功夫、中国餐馆和喧闹的舞龙狮了。推为国粹的智慧大成《三国演义》，也只不过是如何骗倒对手，文化精粹《水浒传》也是只念朋友兄弟之“义”、而不论是非。百姓仍在呼唤明主、寄希望于“包青天”般清官而非制度；群众、尤其是农民仍因被免掉数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就高呼皇恩浩荡、感恩戴德，这一方面源自农民易于满足和感恩心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认同类似皇权的治理文化，还说明了执政者有足够的资源来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任何一个民族都很难弃绝其文化传统及浸润其中的生活方式，其中既包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隐藏着束缚人民心智和手脚的陈规陋习。所以，今日国人既需对传统文化保持虚怀若谷的平实心态，又自知不足，绝不能念兹在兹地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现代文明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表现于理性分析的科学、标准化技术流程和法律规则制度，如“休谟铁律”所揭示，虽然现代文明仍无法解决人类的许多问题，但幻想以中国式模糊、乃至是非不分的中庸和包容文化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更加不现实的。

　　由于文化的粗鄙，中国当今社会缺乏信仰而充满迷思、焦虑不安、戾气和犬儒主义，如同孔夫子担心东周末年“礼崩乐坏”一般，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令人担心，铁腕治吏同时，或许可以效仿新加坡、香港，严刑峻法可能有利于国民开始尝到文明的滋味，并由此而可以持续下去。英式社会制度与江湖社会并存于近现代香港，鱼龙混杂中保持着井然的秩序，澳门也类似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制度，这或许预示着中国文化或社会的走向？也许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未来归宿？即现代政治文明中相对和谐地存在着专制与垄断、本质就是一种文明专制？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目前中国社会分化明显、社会阶梯或上升通道不畅、阶层间流动性明显减弱，有板结化趋势，因此社会活力、机会和希望也就远不如。占人口多数的民工群体仍是沉默的阶层，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新一代农民工无所依托、没有身份认同、没有自己定位地游荡在社会边缘地带。目前中国上流社会充斥着权利的傲慢和道德的溃烂，底层社会则弥漫着暴力、蒙昧和戾气，而商品市场的畸形繁荣、享乐观念的无孔不入、仕商之间的角色互动等等，则有些类似于晚明社会。

　　但是，由于发展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国目前已能够基本解决温饱、逐渐走出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从而初步解决了人口大国的生存问题，社会资源也足够应付突变，所以中国历代暴力社会革命的基本动因之一（温饱和生存）已不复存在，但动因之二（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权威中心弱化）则在不断加强。便利的信息交通已使愚民政策不可持续，这使得统治集团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百姓需求、不能再无视群众诉求；世界大势也使得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理念广泛传播，无法再被忽视。

　　但是，目前的中国权力圈似乎逆潮流而动，政权总体向权威政治方向反弹：军权、财权、人权、物权、舆论乃至思想均被更牢地掌控；架床叠屋、架空职能部门，使得职能部分形同虚设、而各种领导小组则行使着关键职能部门的功能，行政也就具更大的随意性和人治性、减弱着应有的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规范和约束。习近平通过铁腕治吏、如同佐罗或梁山好汉般劫富济贫的反腐手段来博得民心、打击异己、延续政权、争取政权合法性，纪委也膨胀成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的超级权利机构，作为这样这种特殊力量代表，王岐山最终命运或许也与历史上的酷吏、特务头子相类似。中共本质特征是集权、权威、服从、权利垄断，其组织人事部门也通过国考等形式将社会精英融入其中，通过政协人大等将社会实力人物、各色社会“贤达名流”等分门归类贴好标签而纳入其体制内、置于安全格子中，希望民众各安其分、各足其性，以最大限度减小反对势力、控制和扼杀反对力量。但是这种延续千年的科举式选拔制度可能无法有效纳入革命性和颠覆性人物（如黄巢、李密、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而纳入体系的则往往多是技术精英、适于体制运作和规则的工匠型执行或守成人物。

　　总之，中国社会形态（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从皇（王）朝至今一直没有本质改变，虽然使用着高科技、穿着笔挺西装，但精神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仍处于长袍马褂和裹小脚时代。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中共党与政府间的关系，有些类似政教合一，或可与伊朗现状相比较：最高领袖或宗教领袖有着最终决定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俗政权的人事安排、政府决策和施政战略。暴力状态的权力结构总会堕落成专制政体，权利永远不会在群众和中共集权间分享，平衡难以维持，获益者是中共集权核心圈，因为其掌握军队等强制手段和国家机器。

　　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现代”的景象或许就是进入机器文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工业化民主、城市化等。在浩荡的世界潮流面前，目前中国集权和强势统治明显地不合潮流，中国社会形态、中共控制权力的手段和治理模式，均预示着中国或将巨变。所以，中国目前可能正处于又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键点、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革，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过程中，经济、阶层、政治秩序、价值观念乃至领土范围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也许即将来临，且可能烈于清末皇朝崩溃、五四运动、国共内战等。希望转型成功，真正实现从温饱型社会转向文明型国家，使得国民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人生，希望能再现唐宋盛世的百姓社会盛况。

　　四、 中国政权交替的预测

　　显然地，中国早被中共绑架、且极可能成为中共的殉葬品。因此，中共的演化就主宰着中国的演化，中共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就决定着中国的前途，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走向和趋势就是中共的动力演化结果。但本质上中共的转变就是中国百姓的转变，因为中共也源自中国百姓（特殊或特权百姓）、并浸淫于中国文化，中共之嬗变就是中国社会之变，反之，在世界潮流激荡之下中国百姓觉醒也必将导致中共的改变，因此彼此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中共内部治理、结构、权利分配和交替就决定着中国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治与乱。

　　鉴于中国社会逐渐解决温饱、走向富足，也鉴于资讯交通的便利和世界的逐渐融合，中国社会文明程度也正逐渐提高，同时也鉴于中国多数国民苟且隐忍、怯懦畏缩、贪婪自私特性，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中国历朝历代末期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农民和游民暴力推翻皇（王）朝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动荡、百姓难以温饱和生存）并不具备，而且，中共对手也没现雏形、中共时刻警惕可能的政治对手并将之扼杀在摇篮中。

　　如果经济继续发展、百姓能够继续改善生活，那么目前中国的政权模式、国家治理模式是否会一直得以延续？即仍然是中共垄断权利资源，经济继续增长、百姓生活持续改善，彼此相安无事直至很长时间？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一种避免动荡、维持相对和平状态的美好意愿，因为且不说经济发展必将遭遇、或正在遭遇这种政治瓶颈，这种失衡的政治生态本身就类似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如猫和兔，由于没有天敌而至生态失衡，从而导致泛滥成灾。仅从越反越腐、超出常人想象力极限的腐败、系统性制度性的腐败，几乎逐日刷新记录和极限的腐败、时时挑战着普通百姓想象力的腐败程度和方式，就可以看出，这种彼此相安无事地发展仅是一厢情愿。如果政治生态没有改变、权利没有平衡和制约，就没有动态平稳结构、就是不可持续的，绝对的权利必然绝对地导致腐败，长将以往必将导致自我解体。目前试图通过铁腕治吏、使用强制乃至恐怖手段树立权威和凝聚中共，可能有一时之效，但这种张力势将难以持久。

　　还有一种假设：在中共没有严重内部分裂的前提下，如果中共主动或被动地向百姓让渡部分权益，彼此达到某种默契和平衡，中国国民继续认可和接受某种“文明/仁慈专制”，从而使中共统治得以持续到较长时间？但是，即使中共政权能够长时间（比如数十年）得以维持、相对平稳地延续着而不受外界挑战或内部不出现崩坍，但随着世界大趋势向前发展，中国这种体制与制度就会越发显得扎眼和突出，犹如北朝鲜一样在国际上成为不可思议的异类，成为令国际社会侧目的庞然怪兽。其实，类似中亚的颜色革命，缅甸的政局转变就昭示着中国正逐渐被类似美国体制的国家所包围。所以，北朝鲜可以作为一个标本或者试验品，其发展轨迹、变化曲线和最终结局，可能就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参照系。虽然出于东亚地缘政治平衡考量、顾及北朝鲜背后的中国及俄罗斯的影响，美国还没有对北朝鲜实施萨达姆伊拉克式的外科手术打击和颠覆，从而还保持着东北亚火药库的恐怖平衡。但是，北朝鲜铁幕迟早会出现丝丝缝隙，一旦透过外界的弱光，其趋势则必不可逆转，且这天迟早会来到。类似地，观察伊朗的演化轨迹，也可能会提供一些预测中国前途的思路和依据。

　　另一方面，如果难以预料的偶然突发因素导致中共处于艰难境地、急需国民助其过关，而此时国民也有了选择机会之时，相信此时就会体现出沉默但强大的民意，多数国民可能会立刻选择抛弃中共。当然，偶然也只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而已。温顺隐忍乃至懦弱的大多数中国人中，在如海般平静之下也会蕴含着巨大力量和潜流，五四、六四等历史事件就都说明了沉默的中国人也会表现强大的民意或者集体无意识，在适当或关键时刻会爆发。

　　中共权利被更替不外乎有外部强制和内部崩坍两种模式，而外在压力又有自下而上的国内暴力革命式（如上述，基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外国入侵式（鉴于中国规模和实力，如没有内战，这个情况也同样难以出现），以及新的党派和社会力量与中共竞争、竞选政权（中共集权的垄断性质，也难以出现这种情形）；而中共内部分裂则又可能有如下几种情景：情景之一是随着中共党内权利争斗和分裂，军队也随之分裂并混战；情况之二就是中共派系分裂成类多党制；情景之三就是事先没有征兆，但由于此前各种因素的积累，就如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前苏联解体一样突然变制，而针对这第三种情景，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能如前苏联般一夜和平转型，否则就可能陷入内乱。总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外部很难撼动中共，正如列宁所说，城堡往往从内部被攻破，万事万物的发展均有其内在的逻辑、动力和轨迹，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外部力量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所以，更可能的是上述各种作用并存、各种矛盾相互作用和转化而至的综合结果，这就难以预料、过于复杂、需毛泽东般人物来从头收拾河山了。

　　毛主席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权威人物的凋零、权势人物的不再、中央集权的弱化，中共分裂在所难免，这源自利益分配、权利共享的矛盾，其实就是政治分赃、贪婪所产生的矛盾，这必将弱化中共的专制能力。而且，万事万物皆有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事物总有其发展演化轨迹和途径、不可能永远不变，中共也必将走向自己的生命周期尽头，不可能永远垄断国家权力、强权必将坍塌，其结局或是消失毁灭、或是蜕变异化、或者凤凰涅槃，只不过是主动转型与被动改变的区别。在没有外部压力情况下，缺乏政治生态平衡的野蛮生长，必将导致中共走向崩坍，其结果是光芒四耀的凤凰涅槃、还是塌陷成黑洞或混沌，则不得而知了。

　　由于中共长期的权力垄断、消灭任何潜在的权力竞争对手，中国也无法出现曼德拉、昂山素季般坐穿牢底直至国家成功转型的政治人物及其存在的土壤。这就造成一旦中共突然内部分裂而处于失控或崩溃状态时，中国社会还没有可以承接权力的团体和政党，就可能立即形成权利真空，而社会自治水平很低，由此就可能产生无序和混乱，从而引起无政府和强人社会，豪强并起、各自拉杆子立山头、有枪就是草头王，直至打出一个政治大流氓来一统江山。

　　虽然在前苏联解体时还没有反对党来承接政权，但前苏联共产党内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跨时代的政治人物，在前苏联强大的民意和整体文化素质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中国“六四”惨剧），政权仍然能够实现和平交接，在苏联解体时，军队和群众都理智而平静，显然，这源自并深植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文明。因此，作为最理想的结局或转型模式，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程度、政治成熟度的提升，当社会文明程度、经济水平达到前苏联或台湾的水准时，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预言也许能够在中国成功实现，此时军、警、宪、特、公、检、法、司等保持中立，如此，权利自然过渡至中共内部叶利钦式人物或有关团体组织中。因此，希望中国即使在没有实现反对党的构建、没有民间自治力量锻炼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前苏联式的权力和平接替。但是相形之下，显然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如30年内）还无法达到如此社会文明水准，难以出现类似的跨时代人物、没有类似的军队和群众。更可能的是，因中共分裂后而产生“城头变幻大王旗”、“有枪便是草头王”、民族宗教和区域独立分治这样的社会格局，压抑许久的社会戾气会加倍反弹和爆发。所以，在这种远景下，日本模式也许更值得借鉴：专制强势集团与民主体制并存，经济政治集团和贵族门阀与平民化社会同在，个体自由与集体统一相行不悖，各种悖论与矛盾能够和谐共存。因此，中共分裂成派系后，如同日本自民党，不同派系彼此轮流坐庄、而政府运作维持稳定、社会保持平安，专制与相对自由并行不悖，等级权威混存的日本式民主也许是中国未来的选择。日本这样的体制、机制也得益于其富足的社会、独特的文化，日本因此而得以保留天皇制度并对外侵略，而中国则采取了暴力式革命推翻了大清皇朝并引发长期内战与内耗。

　　当今一些区域性国家和地区能否成功实现政治权力向选举体制的转变，美国的支持与否对此有着重要影响。相比于美国支持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泰国乃至缅甸，因此而产生承接权力的反对党、并成功实现政权民主交替，诸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则因为没有美国支持而难以实现类似的民主转变。中国也许类同于上述同具专制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换过程中也带有专制特征、强制特色和亢奋迷茫，能够在专制特点下实行民主，美国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就尚待观察和研究，似乎美国还不能对大国如中国能够实施如此强的影响力。

　　虽然有上述两种极端演化模式，即前苏联解体和日本、台湾式的成功转型模式，也有军阀混战、列强干涉、国家解体的阿富汗、埃及和伊拉克模式，但未来中国社会更加可能的转型模式应该在这两种极端之间。

　　总之，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替、过渡和移交有多种场景或组合，如：

　　1. 中共内部的古老禅让制、劝进式（尧舜禹式、王莽式），走改良中共之路。目前中共与当年孙中山整理、改造同盟会和国民党相类似，鉴于当时对其党派的失望，孙中山急于改造党派并输入新鲜血液。如今的中共也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希望能够改造和输入新鲜血液，专家学者治国也是一种尝试。然而，治国与操弄机械设备的技术工作不同，治国更需要从人文、制度和法律、乃至哲学高度的抽象思维和设计，并有着人文关怀和同情怜悯心，而不在于具体实施细节的干预和控制；

　　2. 中共内派系大打出手、中共内乱蔓延至社会，此时国外出于各种原因而干涉、国内民族宗教趁机分裂，从此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如北洋军阀般中共也由内向外自我解体。这是最不希望出现的极端，对于广大国民而言，专制政府也好过无序的无政府社会；

　　3. 中共首先实现党内民主选举，实现中共自身的蜕变或升华，党内不同派系的民主选举就是多党派制的雏形，如此就营造和培养出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权利平衡机制。同时也从基层如村镇实现直选，这样就从顶层、低层两头推进民主，最终打通中国政治选举制度的关节和经脉；

　　4. 外部社会力量结合体制内势力、联合中共内部的部分派系，由外向内对中共产生作用、中共被动地消失或转变。

　　中共目前类似禅让制、类似黑帮传位的权力传递模式，缺乏政治文明、缺乏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是，在世界融合、世界趋同的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过程中，最终“中国特色”也必将融于世界政治治理模式中。而这种世界潮流的政治治理究竟会是什么？是美国式民主政体吗？假设世界主要国家均实现类似美国式的民主政体，那么，中国将怎样过渡到这种模式：突变还是渐变？主动还是被动？和平演化还是暴力革命？过渡方式怎样、时间又如何？但无论怎样，变化、演变是必然的，演变的途径也许可以主动选择、甚至可以预测。由此，对应着中共的演化和权利交替模式，中国未来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大致可能有这些模式：

　　1、 理想的前苏联迅速解体模式、台湾式的快速成功转型；

　　2、 强权和集权的被动剧烈解体：如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埃及穆巴拉克等；

　　3、 民主的激情混乱模式：泰国式民主、乃至文革式大民主，全民广泛参与和社会整体动荡；

　　4、 中亚式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般的渐变演变模式；

　　5、 落后专制国家的民主化模式：在美国等作用下如缅甸和老挝等国家所发生的政权交替；

　　6、 最后是各种作用交织的混沌无序状态，而这种可能性应是最小、也是最不希望发生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平等、自由、民主、多样性似乎成为不证自明、具有道德优越感的普世评判，但如同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否定之否定，这些理念和价值观也需以评判的态度来谨慎地分析、其内涵也在与时俱进地演化着。实际上，所谓的美国文明和体制模式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公共权力间既相互构建也互相拆台的悖论，存在代议制导致的失真，带来诸如市场失灵和社会破裂等问题，并带来党争和内乱的隐患。因此，从美国的宪制困境中就自然延伸出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超大型国家如何整合和治理？孟德斯鸠对此有明确的论断，即大国不适宜共和体制。如此，大国一统的连接点就是王权/行政权，这就是中国从历史一直延伸至当代的现实？是中国专制、或仁慈专制的理由和结果？

　　虽然本文主旨是希望理出头绪、放眼中国政治走向，但实际上仍只是参考当今世界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模式、结合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初步分析，得出中国未来演化方向和情景的一些可能性，而远远没能做出较为明确的判断和预测、指出明确的演化途径，只能寄希望于有志者、有意者共同努力，详细调查分析和研讨实证，希望能够理出较为明确的思路、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

　　中共及中国的走向，着实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