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这对“夫妻”难得一起 该怎么过？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William Shi 来稿：2018年6月1日， 布里斯本的居民们一清早就迎来了今年初冬的最寒冷天气。 据报道，布里斯本市中心的气温是10.2摄氏度，Ipswich 0.5，机场8.1，这被认为是近10年来最冷的初冬。但距离上面图片里的气侯仍有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心里顿生一丝暖意。 

因为恰逢儿童节，微信群里似比往常热闹，各式各样的表情包也不少，还有幽默及怀旧式的祝词，音乐及小视频。用这种方式给人以温暖大概也只有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才有可能。 但这并未能对我低沉多日的心情起任何作用，我跟朋友们只作了简单的寒暄，脑子里仍就离不开近日中美之间发生着的大事， 也就是贸易纠纷。中美虽非伙伴，更不是盟友，虽然政治制度迥异，历史文化差异大，在一系列国内国际事物的处理上立场常常不同，甚至存在争执。但由于经贸关系密切，及自建交以来双方持续不断的多层次交往和对话，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默契。彼此之间的关系虽似若即若离，更有人形容它象似一对不太和谐的夫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中美双方同时也越来越认可对方的重要性。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开始对自身地位及影响力的相对减弱感到不安，并有逐年强烈的趋势。目前的贸易纠纷大有上升为贸易战的可能，主要是特朗普的执政团队里的主要领班人都是知名的对华鹰派人物，而且特朗普本人在竞选期间也很明确表明了其对华的态度，并誓言要在任期内做大的改变。目前的贸易纠纷就大有风雨欲来的感觉，今冬的冷天气也就使我的心情觉得格外凝重，担心中美关系的严冬是否因此要到来了。 

特朗普政府前一天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并将对中方在美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增设新的限制。大约两周前，中美双方刚在北京进行了两论艰难的会谈，10天前双方才向媒体宣告贸易争执暂停。不得不提的是，美方是自去年4月就开始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几乎没有停歇的提出挑战。 先是发起对中国及其它国家对没出口钢铝产品的调查。8月特朗普指示其主管贸易的代表深入了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尤其是“非法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2018年刚过，美方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太阳能板，洗衣机征收额外关税。3月，美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和10%不等的关税。4月2日，中方宣布对价值30亿美元的120种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征收10%关税，其中8种产品的关税达25%。随后，美方和中方相继加码，4月5日，美方将关税所涉及的产品提高到1000亿。中方回应说已拟定相对应的报复措施。4月16及17日，美方宣布制裁中兴，禁止美公司向其提供元件，生效期7年。中兴的正常业物骤然停止。中方决定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额外征税。4月下旬，双方表示愿易通过谈判解决贸易分岐。第一轮谈判于5月初在北京举行。会谈虽未达成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但各方均有保留的表达了避免贸易战的意愿， 美方甚至透露出愿意帮中兴恢复营业，但后者可能不得不接受非常严厉的惩罚性要求。

面对美方突如其来，一波接一波的攻击，中方虽有所准备，还是有些感到不适应。媒体中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论。最终大家明确了一点，那就是美方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真实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 想以此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美国则得以保持一家独大的绝对霸权。一时间网民，媒体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强调要坚决反制的，有说不可退让的，甚至有人主张打持久战，贸易可以归零，将太平洋打成国际商业的一道天堑。人们的爱国情操及维护正义的决心值得肯定，不同意见也应该允许表达。许多的评论分析却似乎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核心, 而且基本上是认为贸易战不可避免，我们该做好准备，美国是想遏制中国等诸如此类，但并没有对避免和解决此类冲突的长远考虑。此文是我对目前中美贸易冲突的一点看法，也是根据多年生活在国外耳闻目睹，并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做了些比较而形成的一些观点，并非是为解决中美冲突提供建议，而是希望借此能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冲突的真正原因，美国在其后的真实考量。

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及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实施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美国长达11年之久的反恐战争让美国大伤元气，债台高筑，社会矛盾加剧。2001年恰好是中国加入是贸组织的年份。17个年度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美国。这一反差自然引起了美国知识和舆论界的反思和讨论，政经领袖人物们的高度重视。保守派们也因此开始拿起了放大镜，查找一切可能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中国这个政治理念及文化上与美国截然不同，长久以来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多有龃龉的庞然大物自然就被认作威胁到了美国独大的地位。保守派不仅看到美国实力下滑的危险，也看到美国软实力在受伤，即美国的号召力，影响力及榜样作用都在减少。

因此，贸易战只不过是一个最直接的手段，想借此给美国经济输血，使其恢复元气。许多国际贸易专家都指出，中美之间存在贸易逆差的原因有很多，既有计算的不同方法得出不同结论的问题（即存在争议），也有双方贸易政策的原因，比如美方严格限制许多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其存在的本身并不一定反映贸易公平与否。美方指责中方违反世贸规定迫使美企业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进行网络攻击窃取工业，军事科技，政府给企业大量补贴，人为压低价格让大量中国产品得以倾销到美国市场，造成美企倒闭，工人失业，不公平的贸易措施让美企无法进入某些特定行业等却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方面媒体的分析也已很多,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美方在此次贸易冲突中不断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作为其制裁措施的理由。坦率的说，如果撇开世贸组织，以这种理由为借口是非常不严素和站不住脚的，因为认何国家都可以以此为由为其贸易政策辩护。此外，美方的许多指责美方自己也在做，如美方利用其技术和市场营销的优势几乎垄断了所有电脑，芯片，软件及民用航空的市场和定价权，利用其领先的专利优势决定标准和价格，利用对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英特网的绝对控制及相关技术的掌握，能够随意对各国的通信，数据传输进行监控和截取。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波音及麦道的进入。中国芯及芯片行业，电脑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行业的差距也跟英特尔-微软的市场垄断有直接关系。说起技术转让，美国自始至终是所有西方国家对科技输出到中国最为严格的，各种限制多如牛毛。美国通用和福特公司及相关产业链中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几十年来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几乎无任何核心技术落到中方手中。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最有才华的学子及研究人员去美国的各家一流大学，研究院，企业，为其做着无以计数的知识贡献，人材流失从改革开放持续至今。中国因知识产权，工商及国防安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多年来失去的知识产权，工商及国防科技机密可以说无法估量。当然，这不能怪别国，只能说我们不够精明，也没有更优越的工作，研究，生活及政策的环境留住这些人。可喜的是，这种现状近年来正在逐渐改变。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技术的流失或获取方法可能不同，各国既是获益者也是受损者。

美国对中国的另一项主要指责是中国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和实行优惠政策，让美企失去竞争优势。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它牵扯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制度，必须要双方坐下来认真研究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为了两国政府能较好的了解各自的政策和立场，增加互信，近年来中美两国每年举行一次大型，高规格的战略与战略对话。从这次中美贸易冲突的来势，规模和语言的使用上看，似乎这种对话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值得反思及检讨。也许，各方的预期过高，双方的矛盾过深而且在加剧。从美方近一段时间里发表的言论来看，他们坚持认为中方没有完全履行入世贸时的承诺，主要是针对前面提到的几个有争议的中方贸易行为。6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白皮书，详细列举了中国入世贸以来取得的成果，履行世贸规则的表现。很明显，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白纸黑字，无可否认。可惜的是白皮书并没有有针对性的回答美方最为关切的那些问题。个人以为，那怕那些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中方难有回旋余地，也应当理直气壮的将自己的理由阐明，让世人评判。

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冲突中提出的理由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出其更深层的担忧，那就是美国竞争力的相对下降或美国硬软实力的减弱。这一点在特朗普去年12月在国会发表的国家安全策略报告中首次将中俄同列为战略竞争者是相一致的。

此次贸易争端应该说既体现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对华政策考量，也或多或少也反映了美国政府两党，智库及学界多年来对华的基本立场或观点，因此在民众中是有广泛基础的。只是特朗普正将某些隐性的思考抬上了桌面，以更为直率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于以实施。而且，我们也必须清楚，美国的盟国的主流舆论也对其基本认同，只是不一定完全赞同特朗普的行事方式。

美方今次一连串不断加码的动作来势汹汹，另人猝不及防，应该说从几个方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考虑。首先，征收关税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大棒，有“一箭多雕”的效果。拟在借此减少倾销性行为，增加税收，也可为本国企业减轻压力，保护它们现有业务，有利于增加就业。这是特朗普实施“美国第一”保守主义口号发出的第一枪。其次，从商出身的特朗普的保守思想的形成已有多年，70年代的生活经历及当时的国内国外的一连串事件诸如越战，美苏冷战，胡佛事件，水门事件，高通胀高失业率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塑造了其意识形态里的反建制思想倾向及“美国第一”的信念。这一信念在目睹了随后的几十年的国内国际变化似乎变得更坚定。生意场上的成功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使得他相信是时候自己该站出来改变一切。他自认为美国总统这个位置可以让他实现颠覆性创造和重新拾回一个伟大而自信的美国。再者，特朗普的保守思想当然与共和党的基本理念有一定的吻合。这也说明虽然他任命的要员既使广受争议，仍然被认为在代表共和党价值的资格及能力上可以被党内接受。另外，特朗普的反建制倾向也充分的体现在他坚持兑现他在选举中向选民们做出的保证中。中期选举再有几个月就要到了，在选情吃紧，民主党在民意测验上微弱领先，联邦调查局对其在上界选举中通俄活动的调查接近尾声的情况下，特朗普必然会对选民支持率尤为敏感，而这也定会反映在他的对内对外政策上。几十年的从商经验让其练就了他引以自豪的“做交易的艺术”，他很清楚在谈判时该如何出牌，如何要价及玩心理战术。他认为历届政府的官员都是些政治文人，满脑子里只有政治概念，根本不懂得如何谈判，这是美国被其它国家利用，占了便宜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誓言要彻底改变这一切, 包括一切他认为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的已有规则，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单单从这个出发点来看，也难怪他会赢得很高的国内支持率。

特朗普虽有强烈的反建制思想倾向，但他胜选后很快的意识到了政治与商业的不同。在组建和运作白宫执行团队，与华盛顿政客们打交道以及外交军事务的成熟度上，不能不说他还属于外行。从商多年形成的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国內国际政治交往中仍然是习惯性的以达成满意的交易为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上的思考不多或不深。这也是他自认为自己最善长的，政治的核心本应如此。他也很自信这是让他至今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另外，特朗普虽然常被人看作是个政治外行，他有非常好的直觉，对选民诉求及政治风向也有相当好的判断和领悟能力，善于用简单易懂而且很随意的表达方式，自如的说明复杂的事物，这些都是他在选民中获得支持的优势。但是，他在选举中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一些指责背后的理由及较为深层的思考应该说主要来自他竞选团队的两个核心人物，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及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oo）。

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这三位，甚至其他被特朗普纳入其治国团队的成员，从理念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充满着保守，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怀。班农是特朗普2016总统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为后者的选举胜利功不可没， 因而在选后被任命为白宫的首席决策顾问。班农在加入特朗普选举团对之前曾是一家知名，有右翼倾向的媒体公司的创办人。莱特希泽美国政府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纳瓦罗担任总统助理，同时还是美国国家贸易及工业政策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莱特希泽是三人中对贸易政策最熟悉，也最专业的。虽然他在谈判中同样立场鲜明且强硬，但他的观点比较理性。班农和纳瓦罗是特朗普团队里的两个意识形态最为浓厚的成员，他们的理念对特朗普形成其对内对外政策有最为直接的影响。两人都熟悉经济问题，也是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全球化批评最严厉，最为极端的。两人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国内的高失业率，甚至英国脱欧的原因都怪罪在前几界美国政府，华尔街及硅谷的精英们错误的政策导致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美国及西方的经济衰退。纳瓦罗更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国际商业中的角色正在能源，自然资源及环境，知识产权等领域与许多的国家发生冲突。美国公司无法与中国公司竞争，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在跟一个政府竞争。他对中国的劳工，环保政策也颇有微词，并不断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及其在竞选中使用的不少语言都基本围绕着这一观点。前美国驻华商会会长詹姆斯-麦健陆（James McGregor）就说，纳瓦罗的观点在熟悉中国的人里没有认何可信度。虽然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但不得不承认它在西方国家是有相当的市场，也极容易被保守派，民族主义意识强的人士当作理论依据。因此，中方也有必要有针对性的对外多做出解释和说明真相。

中美在处理两国经贸分岐的态度迥然不同。虽然，这里面体现了实力的差距，应该说也跟文化上的区别有一定关系。中方通常是引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事实，从宏观上讲两国往来对各自国家带来的好处，以期说服对方，同时也准备好作出必须的让步，看重的是长远的利益。美方则习惯于从很具体的，较为眼前利益上的得失说话。比如贸易赤字，制造业职业流失，侵犯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条件不公平，以及指责中国政府对企业非法补贴和扶持等。美方的作法当然也跟两党政治斗争有关，同时也肯定受民意及选情压力的影响。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政治取向同样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既便后者自认为其政治决策过程更为民主。这一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尤为明显。

那么特朗普及其团队，尤其是他的几个核心智囊人物包括上面提到的班农及纳瓦罗究竟在对华问题上对中国的发难究竟还有哪些考量，贸易冲突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就这些问题，我想从四个主要方面简单谈一下。

1.“美国第一“的来源

首先，美国是当今的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希望保持其“霸主“的地位应该也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第一”被特朗普提出作为其竞选主题，以及胜选之后外交政策的主旨应该说反映了他自身民主主义及反对对外干预的一贯立场。他在2017年3月份提交的联邦预算文本的标题中用了“美国第一”及“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字眼。

特朗普出来竞选表面看来无外乎是出于以下几点：一是他对现有政制的不满。他看到美国整体实力在下滑，共和和民主两党为不同政见争吵不休，他看不到变革的希望；二是他清晰的看到了社会求变的心理，而这对他来说是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同时这也增加了他对选举胜算有较高的把握；三是他对权力和荣誉偏好及拥有敢于挑战一切的胆识和勇气；四是他对权力和荣誉向来有偏好；至于那一点最能反映他的初衷有不同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确不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政治家，也没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思考。他的”美国第一“的口号既源于其朴实的爱国热情，有增加自我荣耀的部分，也与他的竞选和智囊团里保守意识超强的几个关键性人物的理念有关。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恐怖性攻击，炸毁了两座象征美国经济灯塔的世贸中心大楼。这一损失的短期效果不太明显，从长期看或许对2007/2008年到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应对措施应该会有相当的影响。美国连年不断的反恐战争又因金融危机变得雪上加霜，疲于应付。全球化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企寻求在产业链上不断上攀以追求更大的利润导致了其制造业不断外移，间接的导致了传统行业的员工流失，不单单是去了中国，也去了东南亚，东欧，南美等地区。战争的消耗，美国经济空心化的加剧造成利润渐渐集中在高科技及金融及房产行业，贫富分化日渐严重，民怨增加，以所谓的“铁锈地带”尤为严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正是看到了这个严峻的问题，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要出来为美国未来的生存，尤其是维系一个白种人我主流意识的“例外主义”的社会一搏。“美国第一”其实一直根植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中，只是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重新强调它的意义就是要告诉美国民众，“救世主”回来了，美国有救了，变革开始了。

2.保守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1996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一本轰动世界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该书在出版后引起了颇大的争议。书作者的核心思想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已不再成为国与国之间分争的缘由。以文化及宗教为特征的文明体之间冲突的可能变得更为可能。他在其书中写道，不同的文明社会代表着人类最终极的群族。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群组间在一个国际层面上的冲突。他在分析受孔子文化影响较深的几个亚洲社会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冲突时这样写道，亚洲社会与美国不断加深的交流，贸易，投资及相互之间的了解使得各方在利益上有可能或曾有过冲突的一些事物加倍和复杂化。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也使得亚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更加突显。

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心理学家常说的“距离产生美”。距离远容易使人产生幻想或美好的期待。当距离拉近了，文化，理念，价值观的不同便无处藏身，而且不可避免的被“放大了“。关键是要保持一种能达到相互尊重的距离。

亨廷顿在其书中接着写道， 从一个最广义的层面上说，受孔子伦理思想影响很深的亚洲社会强调权威，等级制度及牺牲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价值，取得共识，避免冲突，“顾面子“，以及国家大于社会，社会大于个人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亚洲人习惯于从一个漫长的时期去看待他们自身社会的演变，将实现长远目标的最大化放在优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美国人将信奉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放在首位。倾向于怀疑政府的行为，抵抗权威，强调政治生活中应有制约与平衡， 鼓励竞争， 把人权神圣化，忘却过去，不在意未来，以及专注于将眼前的效益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能够使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社会及文化中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亨廷顿的论点在911后很快就变成了新保守派的思想基础，虽然他本人并非新保守派人物。

我在此文中提起新保守主义思想并非是要想说，中美贸易冲突或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与美国新保守势力有直接关系，或中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会成为两国冲突的导火索。中美之间的问题有制度，理念，意识形态不同的因素，也跟历史文化上的差别有关联。美国不同党派在对华的认识和态度上差别并不大。特朗普团队有很强的保守意识这一点是明确的。保守主义的抬头并非始自特朗普，而小布什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重新对新保守主义思想作一番疏理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当今的主流意识，美国人的文化基因，为找到冲突的解决办法作一个参考或向导。当然，无可否定的是，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是要“为美国的文明而战“，这也是小布什曾经提出的口号。这是本国利益需求的结果，因此有其必然性。

尽惯我们应该避免夸大东西文化或文明不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清楚美方对中方的一些指责的确是中国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必然产物，比如国企，知识产权法的执法效率，国家在企业中的作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只要我们的做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又没有以损害它国的利益为目的，也没有违反国际法，我们就必须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合理担忧给予充分的重视，这才是建立和维护好伙伴关系的正确态度，而不能我行我素，自说自话或拒绝对话，而且也要有灵活和接受不同思路甚至做有益于我们的变革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我们的文明对不同文化，文明，制度的包容，也才有可能得到同等对待和回报。我们也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中国在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往中得益非浅，我们有理由继续保持，维护和扩大这些合作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经用这样的话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期待 -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我相信这是中方的一个真切愿望，也是合乎道理的。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斯诺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找到一个“伦理逻辑”来替代技术的发展，而人类自身又如何从聪明变为明智。希望中美双方都能不断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3.贸易冲突及其可能的结果

依目前的情势看，中美两国间今次的贸易冲突似乎很难避免。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将谈判要价提的过高，没考虑，不准备或不懂得给自己和对方一个体面的让步可能方案，步步将自己和对方逼入死角。从这点来看，应该说美方谈判技巧不够成熟。从媒体以及美国官方的言论看，这并非是美方深思熟虑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只能认为美方这次的态度是坚决的。二是由于特朗普是个强势领袖，他自视甚高，要求对谈判有全面的掌控和最后决定权。这在最近两国间举行的几轮谈判后出先反复，以及美朝高峰会谈出现的戏剧性变化中可以看出。由此，我们也可以对特朗普的性格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那就是任性和自负。从近期美方向朝方及俄方不断伸出的橄榄枝来看，特朗普还是懂得战略退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去找出能让其退让的解决办法。这种时刻，过于看重面子会是大忌。

正如分析家所指出的，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也是美国国内超过1100位美国经济学家5月3日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敦促他们不要重复20世纪30年代导致大萧条恶化的错误的原因。这些人里面包括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的经济顾问以及15位诺贝尔奖得主。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特朗普对贸易不平衡的经济分析是错误的，他对于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同样错误。

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做过的一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999至2011年的十年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直接造成大约2-3%的制造业工人流失，远远低于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外宣称的那么严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贸易和投资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 Lawrence）也认为美国制造业职业稳定的减少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远远早于贸易赤字的开始。2000至2010这10年中丢失的制造业人数与前40年持平。而且不光美国，德国及荷来同样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其分析显示制造业人数的下降主要跟生产率的提高及需求从制造向服务业的转移有关。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日题为《美国即便赢了贸易战也会输掉未来》的评论文章指出，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赢了贸易战、让美国经济实现了自给自足，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也会变得低得多。不会有人会欢呼这样的胜利。

贸易冲突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这一点，相信两国政府是已有心理准备的。全面的贸易战对中美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会造成的冲击一定是相当大的，对两国未来的互信会是一次很大的伤害，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难以预料的。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们也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贸易全球化，担心贸易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因此，中方并不孤立，而应更积极的去巩固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往来。

要知道，如果中国因此倒下，其它亚洲强国便会在下一轮的此类冲突中扮演首当其冲的角色。所以，中国需要与日，韩更多的沟通，并研究和检讨冲突中更深层次的根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用更高的智慧和技巧去化解与美方的冲突，更要避免经贸问题扩大到其它领域，比如南海，台湾，中印及中日关系中已有的矛盾。中方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及应变准备，因为特朗普是善于搞声东击西，多面出击以期分散对手的注意力，达到“最佳效果“,正如他说过的，他喜爱“混乱”和“冲突”。

4.化解冲突重建互信

美国是西方民主社会的领头羊，在国内国际的话语中往往高举民主的大旗。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多元及高度民主的国家。这在其宪法，民权法案，憲法第一修正案及日常政治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民主当然是基于文化的基因和需求。民众的民主意识也故此在这些参与及互动中得以实践和强化。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企业层面及美国与其众多的国际关系中，民主的原则并没有得到遵守。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别国指责美国霸道，双重标准的一个原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是牵扯到千家湾户大政方针，是大的原则。也就是说民主的方向是要明确和坚持的。因此所有的法律法规也都必须遵循此方针。至于企业及个人在具体实践时如何进行取舍是有自由的。国与国之间，因历史，文化及政治系统的区别，对民主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栓释。虽然，绝大多数都认同民主这个大的方向，但对民主的发展的步骤，方法及优先顺序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在国际关系中看到美国往往以“霸权”而非民主的方式推行其外交政策也就不太难以理解了。美国的决策机构包括智库赞同维护一个以美国为核心或领导的国际社会不仅是符合美国的国内利益，符合美国盟友的愿望，符合其民主自由的基本政治理念，也是希望借此可以将其对外推广。因此，这一思路自始至终是贯彻在其对外关系之中。当然，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也会有其自相矛盾及功利主义的一面。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对外推行民主的意愿是善良的，但方式是可以商榷和批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虽然可圈可点，问题不少，也存在争议，但总体来说还是满足了绝大多数国家的需求，确保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科技的飞跃进步，促进了各国商业，人文往来交流的增加，取得了近代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美国或西方某些国家常爱挑起事端，拿中国说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问题一定与中国有关，也就是说不是空穴来风。同时，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提出的问题和指责并非总有道理，这里面有双方对事物认识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事情的历史和真正来源和目的了解不够，有偏见，也有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充满恶意，而必须要实事求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去分析和看待。要认识到他们的绝大多数意见应该还是从善意出发。比如这此贸易冲突中，美方不断强调的一个词就是“公平”，希望双方在贸易往来上采取对等的做法。但由于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体制不同，发展的有先顺序也不完全一样，这一要求只能逐步达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历来实行多党议会制。党派之间的争斗从无间歇，这是这种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想依此让权力得到制衡和监督，执政效率得到提高，问责得到实现，重大错误得以避免或纠正。所以，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政客及媒体习惯于“找毛病”，习惯于不留情面的公开指责（在议会和媒体都一样），这被看做是确保政策“透明“的最有效的办法。这与东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应该学会习惯和适应。

我们还应当清楚的是，一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常常会体现该国最高领导人的性格特质及意识形态的，因此它并非总能保持理性。但基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我们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去看它，其非理性的错误还是会被矫正过来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信心。

中国近来对外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的理念。这其实与美国对外主张民主自由是有重叠之处的。提出这种理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外映射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我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基于双赢或共赢，那么就应该放宽心态，从正面去看待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向国际社会推广民主自由的初衷，将其视为有福同享的善意，而非习惯性的认为这不过是其阴谋推翻敌对国家的一种策略，或借此做为谈判手段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及占据舆论和道德优势，这样才有助于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在认可对方的善意时，也该以更宽厚的态度去容纳对方的不足或错误。也只有这样，“和谐共赢”才有切实的可能。这种说法反过来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在此问题上反复的互相指责显然是无助于解决分岐的，也会遮掩相互间的共同点及共识，不利于增进互信。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多极，而非美国独大的单一世界。这一思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意愿，其实本质上也是基于民主协商这个概念。其合理性和普遍适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前面已提到的美国出于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愿望是自然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有其合理性和逻辑性。美国是不会心甘情愿的交出其领导权的。美国能否继续领导世界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今后的外交政策及软实力的施展。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大国之间在众多的国际问题上能够达成充分共识之前，单一国家充当世界的领导角色并非没有道理，有时是必须和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国际局势面临紧迫的问题时突显其重要性。以民主协商的原则解决国际及区域事物中的重大问题既是正确的思路，也是根本目标和努力方向。但我们从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党派争斗及决策程序和效率中也已看出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甚至他们自身也已感觉到的沮丧。这其实也是美国对联合国及其它多国组织的作用失去信心，欧盟面临的问题及英国脱欧的一个主要原因。

很显然，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的进步，与世界经济的密切整合都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的支持，开放和包容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和看待美方的报怨和不满，继续以耐心，真诚，合作，沟通的态度去处理两国间遇到的问题。忠言逆耳，我们应在国际交往中既要坚持原则，也始终要采取心平气和及灵活应变的态度去免队批评和指责，而且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去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利益的最大化，和解也才有可能。

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利益的明智举措，它在中国国际地位今非昔比的今天应该同样适用。“韬光养晦”是提醒国人在任何时候都须保持谦虚，低姿态，不要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要不断积蓄力量,  着眼长远，这其中强调的是不要骄傲及忘乎所以，是一种正面的处世做人的哲学态度。小平同志的确在这个词的后面还加上了另一个词“有所作为”，提醒国人同时要有所成就，不能怠惰。但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常常片面的把这一说法曲解为故意隐藏实力，择机行事。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理解，也因此常被用来宣讲“中国威胁论”。

5.提升软实力-深化改革-实现共赢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般指文化、教育，语言，价值观、意识形态及外交政策等无形的实力和对别国的吸引力。其吸引力通常是自发产生的，而非诉诸武力或胁迫。一个具有真正的软实力的国家自然会满心喜乐的去展示它，也会欢迎别国效仿，并努力为其作宣传，因为这有利于国家的形象。软实力实际上代表一个国家的亲和力和说服力，它有助于增进往来，扩大交流，加深友谊和化解分岐。同时，软实力是可以跨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沟壑。中美之间的分岐从相当程度上体现中方软实力的薄弱。相比而言，美方在软实力方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既便在双方发生冲突，甚至其硬实力相对下降时仍然如此，可见软实力价值和作用。当然，软实力也有升降的可能，也会受到硬实力变化的影响。英国政府是借助其下属的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来推展国家的软实力，并公开承认其在英国外交政策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国是软实力概念的发源地，自然对其有高度的重视。

软实力或一个国家的亲和力首先是它应该在本国民众中取得广泛的认可和赞许，而且也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点，它对外的幅射和吸引力才有可能。推介只是一个再包装和对外宣传的过程。软实力的充分实现要求那些构成软实力的元素相互作用，相符相成，而且不该有冲突，否则会前功尽弃。软实力必须靠顶层设计，通过集思广义去发掘，然后不遗余力的去建设。当然，软硬实力的发展应是相符相成的。硬实力的缺乏也会影响到软实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济身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软实力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惕，怀疑感也在增加，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具体表现在“中国威胁论”以及近期的“中国锐实力”论调的提法，以及这些国家通过立法防范中资进入或并购有高敏感度的工业行业或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澳大利亚议会最近通过了“反外国干涉法”，意在对“敌对国”对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渗透。在此法律出台之前澳洲媒体和政界不断传出针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并有学者出书大谈中国威胁。这些言论也已影响到华为试图参与澳洲未来5G通讯网建设的努力。中方对此向澳方表达了不满。两国间正常的外交，政治和经济交往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据报道，加拿大议会也敦促特鲁多政府考虑通过同样的法律。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有美国中情局的影子。在这些言论不断发酵期间，可以不时听到美方的“善意提醒“。不言而喻，美国在防范中国方面是做到了极致，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只是目前的戒备心更强，力度更大罢了。

记得90年代初刚来澳洲时，日本游客跟现在的中国游客一样随处可见。当时常听到澳洲人说日本人买下这个高尔夫球场，那个农场，言词里面多有几分妒忌和不满，也有说法说照此下去很快整个澳洲都会被买下。但整体上说，时至今日，澳洲从民间到政府对日本的看法总体上说是正面为主，既便是在日本对澳投资的高峰期间。日本经济在9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萧条期，这期间见证了先是韩国后是中国的快速追赶，日本的软实力有增无减。具有权威的澳洲金融评论报用赞许的语言称两国的投资关系是“安静和稳定的”。如果用几个词来概括日本这个国家给澳洲人的印象，那就是干净，文明，礼貌和可靠。澳大利亚如此看待日本是因为它自身同样是看重这些特质，也是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及维持自身的形象的。

日本男足在2018世界杯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入了前16名。更让世人引象深刻的是球员的体育精神以及众多日本球迷的举止表现。好评如潮同样出现在中国的球迷和足球爱好者中。这就是软实力的一此成功表现。这种亲和力的自发产生不是经外交努力就可以轻易达到的。软实力会在无形中促进交往的潜能无疑是巨大的。

英国剑桥大学文人历史学家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其《德国的天才们》一书中提到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一段轶事。腓特烈二世还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作家及作曲家。在其统治下普鲁士国力大增，文化艺术得到大力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经过一系列的重大改革，终于让普鲁士在欧洲大陆第一次取得了主要大国的地位，向以普鲁士为中心统一整个德意志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腓特烈二世不仅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同时也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并且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诸多方面都頗有建树，为启蒙运动一大重要人物。尤其让世人钦佩的是腓特烈在认识到当时的普鲁士在众多的人文领域远落后于邻国法国，他甚至称德语是“野蛮人”的语言，他不耻下问, 经常主动与法国文坛的巨匠们交流，请他们在德国讲学。在他的积极和努力扶持下，德国的天才们从此如雨后春笋般给世人带来了一个一个的惊叹。这正是构建软实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的的确确是任重而道远。最早提出软实力一词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美国能够主导全球事物最为关键的元素。美国的硬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它对它国的吸引力更多的还是通过软实力产生的。约瑟夫-奈的说法更该让人认识到其重要性。约瑟夫-奈同时承认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中国在软实力上对它国的吸引力几乎是乏善可陈。这一说法并非夸大，出自一个严肃和另人尊重的知名学者口中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惊醒。如何做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也是国家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可以说完完全全的属于顶层设计的一个核心部分。软实力不到位，外交努力只会事倍功半，甚至是“对牛谈琴“。

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的确令世人赞叹。这的确是我们从祖先继承下来的软实力的一面，值得保护和发扬光大。重要的是后人须再接再励，继承我们祖先的创新意识，而不能让其成为一个包袱，变成负债。不能永远向后人只宣讲我们几千年前的伟大，而不再有更伟大的遗产。

上面提到了软实力所含盖的基本元素即文化、教育，语言，价值观、意识形态及外交政策。那么怎样才能确保我们找到正确的切入点，有的放失的去探索，研究和开发呢？有人认为只要依赖我们众多的研究，智囊机构和院校集思广议就可以了。这个说法理论上讲没错。关键是在“思”和“议”的过程中否有充分的讨论，论证，辩论。现有的机制里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去矫正错误。这就取决于我们有无营造能让学者们做大胆及独立思考甚至创新的环境，我们的教育是否匹配或相适应，能否不断培养出能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和开辟知识和思想新疆域的人材，信息资源的渠道是否丰富多样，内容充沛与否，决策过程是否民主和透明，决策系统是否高效等等。其实这里面的核心还是要检讨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里有无某种“特种基因”能让我们去做这些探索。

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以及华为总裁任正飞最近都在他们的讲话里提醒大家，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不可为我们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我们仍在复兴的路上，而且我们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我们努力维护和发展一个健康，持续和良性发展的中美和中西关系。刘亚东在讲话里还批评了很多人对我们引以骄傲的“四大发明”的认识，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在科技发明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巨大的差距。

说在这里我也想补充说几句，我们应该来一次全民大讨论，认真检讨一下我们文化和教育里是否存在阻碍发明，创新的因素。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而在现实当中却常常遇到重重阻力。我们要问自己，难道5000年的文明也仅仅能给人类带来四大发明，新的发明就只能守株待兔了吗？为什么我们一个殃殃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在培养出一支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男子足球队这个问题上竟束手无策？为什么众多的高科技发明都来自西方？怎样的人文环境才对人类的思想解放最为有益？我认为这些都应该是改革深水区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具有全局性的作用。改革开放让世界看到中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短短40年华夏大地焕然一新，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找回了自信。居安思危，我们切不可为已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必须冷静看待我们的不足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遗留下的重重问题，以及未来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挑战。 

中美冲突的严冬即将来临，无论结局怎样，这是一次对国人的考验，也是给世人的一次借鉴。希望两国的精英们能有足够的智慧帮助解套，让两国尽快走出严寒，迈入春天，也希望我的这些感想能够对大家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有所帮助。愿上帝保佑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

编者按：本文由William Shi – 澳大利亚独立媒体人提供，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