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和欧美的科学

　　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刘云枫：科学产自欧洲，来自日本。即：作为现代文明两大基石之一的科学思想（另一块基石是民主），根源在西方；“科学”一词，却是由日语转译而来。中日一水之隔，日本又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圈之“中流砥柱”，可是，对“科”之理解，却大异其质。原因是，日本历史上，没有科举制度。日本人，也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奥秘。

　　说中国读书人是书呆子，乃大错特错。实际上，古代读书人，都很实际。他们知道，书读好了，一切应有尽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学者，都是贪财好色之徒，并不为过。可是，道学家们，却一再宣称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笑。

　　“科”者，一“斗”“禾”，口粮是也；不过，“科”决不仅限于口粮，否则，人们都种地去了。“科”的实惠还包括：受人尊重、免受小民百姓一样的惩罚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

　　“科”甲——即使最低级的生员，也享有小老百姓没有的特权，中了举人和进士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更不必说了。科甲科甲，“科”，就是一件“刀枪不入”的铠甲。据梁仲礼先生所撰《中国绅士研究》P28页所写：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一知县对某一生员用刑，击手掌20下，结果生员聚众大闹公庭，将顶戴置于地下，弃考官于不顾，扬长而去。

　　这种行为，草民百姓岂敢。即使在今天，也算大无畏了。

　　科举——有了功名的人，被社会“举”起来了，都是“人上人”，是受人尊敬的。为了显示其地位和荣耀，平民百姓称所有官吏为“大老爷”；称没有官衔的举人、贡生和秀才，为“老爷”。在祭祀、处理公共事务中，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其他人等，不得擅议。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由低到高，逐级上升。一种职业能满足五种需求的，非科举莫属。毕其功于一役，何苦而不为呢？对此，《儒林外史》作了最精彩的注释：“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个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这是第十五回马二先生说的。

　　人生的愿望，不仅全能实现，而且，立竿见影。谁说好事多磨的？那是中举之前；之后，就呼风唤雨了。

　　范进中举的故事，人所尽知；再说一个现实的例子，加固证明。

　　陈独秀是考过秀才的。17岁那年，他参加本县的童试，一举得了第一名。这是最初级的考试，距离中举人点进士，差得远呢。即便如此，本乡本土的乡亲们，已经另眼相看了。“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叔又中了举，现在看我们弟兄又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如何如何好风水……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上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地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

　　陈独秀恨透了科举，可是因为他母亲喜欢，也不得不随大流，去考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种虚荣，实已支配了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了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耀祖宗。”

　　陈独秀所在的时代，重视科举，并不为过。不过，让陈独秀感到悲哀的是，时下，公务员考试，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考”。有的职位，录取率是千分之一。这么高的比率，即使在科举盛行的明清，也没出现过。清代乾隆年间，举人的录取比例在80到40之间，大省80，小省40。

　　甚至，在号称“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一个副处长职位，也有教授、副教授十余名，排队竞争。要是上面没人，下面不做工作，都竞选不上。

　　可见，在中国，“科”学根深蒂固，科学则萎靡不振。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错，而是日本人之浅薄——小鬼子不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没头脑地把西方的“Seience”翻译成“科学”。中国人更懒，“拿来主义”。事实上，西方之科学和日本之科学，与中国之“科”学，迥异。

　　中国之“科”学，都在为稻粱谋，是为人的；西方和日本之科学，是面向自然的。迄今，中国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建议，别再用“科学”玷污“Seience”了，找一个意义更单纯的名词对应，或许更好。

　　当然，说中国没科学，这是很多人不能答应的。尤其是，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写了大厚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直到15世纪，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之后，却远远落后了呢！

　　如果，李约瑟的问题为真，那么，至少反证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科学；第二，不仅有，还领先了世界上千年。

　　可实际上，李约瑟之问，是一个伪问题，何也？因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问题；科学关注的是Why，以西方的话说，是求真知；以孔夫子的话说，是求道。科学与效率、利益是完全无关的，希腊科学是空悬在社会学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学家们进行的是毫无实用价值、似乎也毫无意义的个人研究，为此，亚里士多德才说：科学起于好奇，源于闲暇。没有好奇心，科学就不会起步；另一方面，没有闲暇，从事科学的人士，就不可能持续地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

　　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是面向问题的，以提高效率、获取利益为导向。比如水车、水磨、风车、风磨等等，大大提高了效率，效率高了，利益也随之增加。因此，在蒸汽机发明之前，拥有一架水车，或者水磨，是小康之家的梦想。

　　技术的焦点在于How，至于How背后的Why，并不是技术所关心的。这就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文化类型，都会使用火，但，只有欧洲人能回答燃烧是一个什么过程；所有民族，都会制造各种各样的船，独木舟、帆船、竹筏、羊皮筏等，日本的织田信长为了作战的需要，还在木船的表面蒙上铁皮，很像后来的铁甲舰，可是，只有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几乎所有种族，都有一些防止食物腐烂的特殊技术，但，只有欧洲人揭示了腐败是细菌在作怪！

　　可见，技术和科学，迥异。如《世界科学技术史》一书作者麦克莱伦第三所言：在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条件下，科学和技术一直处在要么是部分分离，要么是全部分离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的。换言之，除去欧洲，任何一种文化，都没能从技术中孕育出科学，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科”学，是科举之学，是选贤与能，是通向利禄功名和荣华富贵的独木桥；欧洲的科学，是求真知，是在好奇心驱使下，试图找到造物主的密钥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