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愚昧的爱国者还是精明的汉奸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有权选择”来稿：本文是两年前写的，今天突然意识到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两个甲子。可叹120年已去，竟世事未变。故再炒旧文，以兹纪念。

谈到1900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稍有理性的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蒙昧，迷信，胡打乱杀，盲目排外，可谓愚昧。然而几乎所有的评论，不管多么负面，最后还是得加上一句，义和团是爱国运动。真的吗？哪有这档事。在一个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地方，一伙从未享受过国家的好处，还备受欺凌的乡民百姓，爱哪门子国! 

如一百多年前一样，现在甚至更重要，理性要反对另一类愚昧：思维定势的陷阱。对诸多在近代反帝的政治正确语言下做出的历史论断，应问一个问题，“这可能吗？” 我们当然不可能重新生活到某个历史时刻去辨别真伪，但是凭借常识，设身处地想一想，即可以剔除许多有意编造的谬误。

本文意在评论义和团运动，对史实不加祥述。文中多涉及敏感群体，首先声明，笔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对现代满族无任何偏见；笔者曾下乡插队，对贫苦农民阶层也有深切理解。

一. 仇自何来？

义和团的著名口号是扶清灭洋。认定义和团爱国，显然缘自其灭洋的口号。显而易见，洋人是清朝廷的敌人，但碍着义和团什么事非得灭之，没人说清楚。那时，洋人极少，普通百姓与洋人没有交集。绝大多数乡下人一辈子也没见过洋人，就是见到的洋人也不会心生嫉恨，洋鬼子接人待物要比满清父母官友善的多。事实上，满清官府（任何官府）对汉人百姓才穷凶极恶。

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洋货的输入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导致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者失业。这种解释太过牵强。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经济保持了很长时期，洋货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或对农村手工业的损害可能要等到二十世纪以后了。至于洋人建铁路伤了沿途风水惊了中国人的祖坟之说，也是无稽之谈。除了少数官宦富户，一般贫户的祖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另外铁路影响沿线有限地区，无法激起数省几十万人的狂潮。早有人提到洋教的传播是矛盾的起源，笔者同意，但是认为，在我们被告知的故事里充满了一面之词的谎言和偏见，而另一面说法则随被屠杀殆尽的传教士和教徒的尸体一起被掩埋地下。

传教是民间活动，传教士紧随商人到达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世俗的，君权天授而非神授，对宗教一般不太在意，条件是不能威胁他们的统治。清帝康熙最初对传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天主教是否允许教徒祭祖一事上，发现教徒可能受外来影响，威胁其绝对皇权，因而禁止传教。19世纪中叶后，洋人强迫清廷签订的条约取消了这个无理禁令。反洋教者把传洋教与洋人侵略联系起来是十分有效的斗争策略，尽管没道理。

以往对洋教的指责常见有三。一是不法之徒混入教会，洋教士庇护教徒，干涉官司，地方官吏惧怕洋人，不敢绳之以法。二是强占耕地建教堂，三是不许祭祖。其实稍加思考，皆为无稽之谈。列强的坚船利炮都在大洋之上，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能指望得上吗？他们只影单形，传教唯一的靠山就是与人为善，否则根本无法待得住。在他们的信仰里，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怎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干涉当地司法？至于地方官员会在判案时偏袒洋教吗？不可能。清朝的上下官员极其仇视洋教，若得教民涉案，恨不得朝死里整，怎会袒护。退一步说，如果某官员不想惹洋麻烦，判案时与法无据的偏袒教民，必然惹出更严重的土麻烦：同僚弹劾，士绅唾骂，民意哗然，甚至骚乱，其中的轻重利害，他岂能不知晓？

至于建教堂占地，教会无权无势，没有强拆队，如何强占？土地的获得必须是合法的。但有些合法的事在当时国人眼中不合情，是一些教案纠纷的缘由，如著名的清河教案。关于这个事件，本文不作详述。此类案件都是孤立事件，笔者认为不足以造成大范围的骚乱。

祭祖问题是洋教被攻击的口实之一。洋教对祖先的态度是尊敬而不崇拜，鞠躬而不磕头。这种态度弄得乡村里祠堂管事的族长们很不爽，因为可能动摇他们的地位。但大多数普通村民对此未必特别在意。祭祖时，他们也只是溜边边看热闹的，没他们正经什么事。当然这并不妨碍磕头的对不磕头的在背后指指点点。

近年来，为替儒家造势，把旧时的农村描绘成在儒家学说指导下由宗族管理的耕读之乡，和谐社会。其实哪有这样简单。不错，在县级以下，乡绅主导的宗族势力是处于主导位置，但农村里还有另一股势力，就是拳头。这里的拳头不是特指义和拳，而是泛指一切拳头硬的人家。一个村里，总有几户人家是惹不起的，或男丁多，或练过拳脚，或泼皮，甚至女人撒泼打滚，都是乡中之霸。这两股黑白势力并行不悖，通常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欺负的共同对象是村里弱势群体，少男丁户，老弱病残，孤儿寡母，和外姓人。那时的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地少人多，极度贫困，村庄里大小纠纷甚多，远非和谐。宗族系统包揽大的矛盾，如财产纠纷，分家分遗产。但更多的是隔三差五频发的日常小事，如某家的羊啃了另一家的苗，某家的鸡在外面下的蛋丟了，某人把作为地界的田坎多挖了一锄头，某家的屋檐水冲了邻家的房基。这种纠纷甭说上县衙，就是祠堂也进不去。如果当事的一方是弱势人家而另一方稍有势力，鲜有人愿意站出来主持公道，弱者就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忍气吞声。

但当村里有了教会，情况有了变化。对基督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基督教不是国教的地方，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当基督教在一个地方开始传播，强者不屑一顾，是弱者首先加入。旧有的佛教和道教没有基层组织，信徒之间没有关联。基督教不同，教徒定时定点定人的聚会，形成了松散组织，弱者在教会里不但得到对未来天堂的许诺，更现实的收获是抱团互助。这时如果原本弱势的教徒卷入纠纷，不再势单力孤，教友会站在他/她的一边討公道，黑白两股势力都无法像原来那样可以肆意欺负他/她。这种变化使更多地的弱势群体加入教会，教会得以发展。基督教的基层组织是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源头，也是专制统治者和其他恶势力忌惮的缘由。但是这种教徒抱团也有负面影响，在村里以在教为界分成了派别，形成隔阂。

然而，中国底层民间对洋人的仇恨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满清官府对洋人仇恨自不必说，是洋人使他们颜面尽丧，但社会底层不可能有相同感受，甚至乐见满清被辱（广州和北京都发生过）。是士绅和乡绅阶层传递了官家对洋人的仇恨，并加上他们自己的另一份，起了特别坏的作用。士绅与满清朝廷是毛与皮的关系，洋人打清廷，皮痛毛亦痛，他们感同身受。他们还有一层焦虑，西学渐进使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孔教日见过时，威胁他们的饭票，赶走洋人可让时间停滞不动。乡绅是士绅的后备军，身受感同，也要另加一重仇恨，洋教的传播威胁他们在乡村里的正统权威地位。但是，如果朝廷的军队都赶不走洋人，他们能干啥？

他们能蛊惑煽动：洋人来了，天下大乱; 洋教教人不敬父母；洋人的育婴堂用婴儿眼睛做药；教堂遮天天不雨；...。这些指控非同小可，只要有一项成立，洋人就十恶不赦。人们的自然逻辑是，洋人远道而来，无利不起早，必不安好心，对传说的坏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世间一切阴谋论，这些鬼话不可能证伪，只要信者笃信就足以自证。更何况它们出自在乡村里备受尊崇的乡绅读书人之口，读书人最有学问最有见识，消息最灵通，乡民莫无不信。

一些帮闲好事的人跳出来给教会闹摩擦，从恶言恶语到拳脚相加，请洋教滚蛋。教民看起来是弱势群体，按常理在暴力的威胁之下应乖乖低头就范，但没想到他们并不屈服，教会也拒绝偃旗息鼓。乡民很难理解教民基于信仰的执着，只能归咎于洋鬼子的撑腰和洋教的邪恶。洋教不滚蛋，仇恨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二. 扶清灭洋

满清入主中原后，汉族各阶层的反应出乎意料。读书人阶层本应出于华夷之辨，拒绝其统治，但仅在明末短期反抗之后就完全输诚，加入满清体制。道理很简单，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寄生并服务于统治者，既然满清之皮许汉毛贴附，焉有不附之理。而汉族的底层百姓则不同。他们被视为牛马，从满清统治者那里得到的唯有敲骨吸髓，欺辱蔑视。因而在他们的直白意识里，他们的厄运源于这个异族朝廷，幻想汉人皇帝要好些。另外，民间的娱乐和文化都来自地方戏剧和评书说唱，不少内容是忠义报国，杨家将岳飞传之类。这些都在他们的下意识里播撒反清的种子，因此清代绝大多数底层民间组织都有些许反清复明的倾向。

义和拳原本是这些众多团伙之一，但是舞枪弄棒，不但被官方压制，也不受乡绅阶层甚至普通乡民的待见。可这次情况不同，在1890年后，聪明的义和拳介入一系列教案中，加入与教会教民的争斗，敢于善于大打出手，获得一片叫好声。尤其是乡绅阶层，义和拳干了他们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所以不惜曲身就附，与义和拳形成统一战线。而义和拳也获得乡绅阶层代表正统意识形态的背书和认可，极大的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在官府眼里，他们依然是麻烦制造者。

义和拳的机遇是在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的扶植。毓贤极度仇洋，却不敢用官兵杀洋人。但他发现义和拳暴民是十分理想的武器，既可杀洋人，又可不承担责任。不久后庚子年，慈禧太后也沿用这个手段，成为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先驱，在历史上也是别开生面。

义和拳的头领们也不傻。他们五大三粗，未必识多少字，但都是乡村里的人精。他们敏感地察觉到清廷要利用义和拳与洋人斗，他们有了被利用的价值。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拳坛变团练，就可由草民进入体制，至少是半体制。传统的杨家将和岳飞传之类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相比，何足挂齿，他们急切地向未来的东家展示其刀枪不入的独门绝技，并不失时机地把旗帜上的灭清换成扶清，向清廷表忠心：“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到庚子年，他们已华丽蜕变为义和团。请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这是身份的转变，如同农转非。义和拳翻身的日子到了。

拳民团民从几千人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爆炸式的发展其实主要由于同年北方的大旱灾和随后的饥荒。一般来说，农民遭受饥荒有两个选项，逃荒或造反。逃荒的悲惨自不必说，造反虽有好吃好喝，也不是好买卖，掉脑袋的危险很大。但这次有了第三种选项：奉旨造反。加入义和团为朝廷造洋人的反，既能吃饱饭还无砍头之忧，对青壮年饥民来说，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饭从何来？民户和官户，谁不给谁就是汉奸！文革中，红卫兵也奉旨造反，打到刘少奇。革命大串联，免费旅行，免费食宿，好不惬意。然而与红卫兵誓死忠于毛主席不同，义和团并不真心忠于西太后，大师兄和众团民各有企图，都精着呢。

义和团的主要活动有三（不以时间为序）：阻挡八国联军，攻打使馆区，杀传教士和教民。

长期以来，义和团被广泛赞誉勇敢地与八国联军战斗，阻挡或延迟了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军。义和团扒铁路，的确给联军第一次进军北京造成很大困难。但与八国联军进行过实际战斗是清军，几乎看不见义和团。其实这很好理解，他们不是军队，没有近代武器，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没有荣誉感，更没有牺牲的思想准备。他们是饥民，参加义和团是为了吃饱饭，不是为了送命，而且被许诺神力相助，刀枪不入。如果最初还有人对这些忽悠半信半疑，枪声一响，身边有同伴倒下，血如泉涌，吓得魂飞魄散，下一个就是自己，不跑还等什么。在生死面前，没有傻瓜。所以在八国联军枪炮前，义和团必作鸟兽散。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事后自吹自擂，频传捷报。

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果也不佳。除了放火烧了大栅栏和国子监和杀了一些与洋人沾了半毛钱关系的汉人，几万义和团打不下只有轻武器的四百人防守的使馆区实在不好意思。如前所述，义和团并不特别善长勇往无前冲锋陷阵，但如果真想胜利又要避免伤亡，还是有办法可想。那时枪弹穿透力不强，找十数辆牛车，钉上几层厚木板，盖上几层湿棉被，做成土坦克，推近抵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洋人如何抵挡？五十多天还打不下来，说不过去。如果说义和团打不下使馆区还可能是受了协攻的清军制肘，那么团民一万人打不下41名意大利士兵防守的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就成了笑料。但请勿发笑，看似荒谬的事情也许另有隐情。设想一下，义和团打下北京的洋人据点，洋人杀尽，西太后会给他们加官进爵吗？当然不会，相反，会赶他们出北京，因为让他们在京师给洋人制造麻烦的用处不负存在，留他们长住只会给太后自己找麻烦。而对义和团来说，离开繁华的京城，没有了王府的大锅饭，风餐露宿，恐怕非人所愿。因此对北京的洋人攻而不克才符合义和团的利益。您以为他们傻呀？

（人们都说西太后忽悠利用了义和团，笔者倒以为义和团耍了西太后。据说，在讨论向列强宣战的御前会议上，有大臣说义和团的神神鬼鬼不靠谱。西太后怒道，法力不可持，难道民心也不可持吗？！义和团嘴上扶清灭洋，信誓旦旦，但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糊弄她老人家。这个民心是神马浮云，不可持也。）

三. 谁是汉奸？

义和团确实的赫赫武功是在运动的早期在山东和直隶杀了241外国人，传教士及其家属，包含50多儿童，令人发指。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杀了两万三千的中国教徒（全国前后共三万二千）。上节已说过，教民大多是弱势乡民，抱团互助，与其他乡民也不乏鸡毛蒜皮的矛盾，但义和拳哪来的如此深仇大恨？对这些妇、老、病、弱的邻里乡亲，刀枪棍棒相加，尸横乡野，血流漂杵，何毒于此！（应该说并非所有的拳民都下到了手，只有几分之一是凶徒，大部分人是围观和趁火打劫。）如此杀人狂潮的爆发，客观因素有四。一，无危险，被害者手无寸铁，无力反抗；二，无责任，法不责众，官方纵容；三，政治正确，排外，反洋人永远是道德制高点；四，抢掠遗产，被害者的任何东西，一谷一粟都会被瓜分殆尽。但笔者还要说，他们就是汉奸！

有读者大不以为然，难道信洋教不是汉奸，杀洋教反倒是汉奸？

首先，汉奸得有定义。现代的官方定义是：原指汉民族中的败类；后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笔者不同意这个现代定义。第一，汉奸就汉人之奸，不应泛指。第二，出卖利益二词不妥。在朕即国家的地方，皇帝是唯一的爱国者，也只有他可以出卖国家利益，任何个人可能损害但不可能出卖民族利益。第三，利益有贵贱轻重远近之分，本来就可以被用于交换，因此即便出卖某些利益也无不可，只要能换回更珍贵利益。汉对匈奴，宋对辽，当战争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用钱帑锦帛换和平，休养生息，并无过错。笔者给出自己的定义：凡卖身投靠异族异国侵略者和压迫者，战时助敌为虐，平时为虎作伥，伤害或损害无辜汉族百姓之汉人为汉奸。这是笔者的定义，您可能有更好的，此处且用笔者的定义。

笔者不认为教民是汉奸。教民信仰西方宗教，耶稣基督的确不是汉人神仙，但释迦牟尼、如来佛也非汉人，连观音菩萨也家居海外，莫非信佛之人也是汉奸？有人说，传教士随洋人侵略而来，跟传教士接近就是帮助洋人的侵略。非也，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是履行他们的宗教责任，无涉其他。传教士还带来了其他事物，如医院，育婴堂等，莫非到洋医院看病的病人，送婴儿去育婴堂的穷人和长大的孩子是汉奸？传教士还组织过多次灾荒赈济，难道食其粟得以活命者亦是汉奸？当然不是。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信什么，吃什么，用什么，住什么，但没有效忠英国女王美国总统，更没有做对不起同胞的事，何言汉奸？

满清侵入中原对汉族来说是侵略者，吴三桂是公认的汉奸。到1900年，尽管已统治了两百多年，在文化上和统治方法上也部分汉化，满清朝廷非常明确自己是满人的政权，满人是主子，汉人是奴才。毋庸置疑，满清政权是异族侵略者，异族压迫者，这也是之所以义和拳的早期口号是反清灭洋。但当义和团变口号为扶清，并甘为驱使以谋己之利益时，就是卖身投靠。如果说，这也未可厚非，毕竟为生活所迫，那不可宽恕的是他们大规模的屠杀手无寸铁的乡亲。如此滥杀无辜，只是为了挣得当鹰犬的资格，表示效忠，给嫉恨洋人洋教的满清朝廷呈上一份蘸着两三万死难同胞鲜血写的决心书。此非汉奸，何为汉奸！

四. 潮落潮起

我们近代史的教育充满不实之词，说什么义和团最后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镇压下失败了。八国联军一路攻入北京，清军略有抵抗，义和团不见踪影。城破之时，义和团的首领和绝大部分团众，扔掉刀枪和红头巾，除少数行动迟缓者或流连忘返者，一哄而散，涌出北京城门，两三天就逃回直隶家乡，哪儿去镇压？义和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高度智慧：见了羊是狼；见了狼是羊，但并不坐等着变羊肉，而是跑回羊圈躲了起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兴如潮起，退如潮落。对于回到家的人们，旱灾已经过去，他们又是农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但即使是时代的潮汐也无法洗刷干净他们手上死难者的血迹。义和团，为其残杀无辜，尤其是大规模滥杀无辜同胞的罪恶，被永远钉在贴着汉奸标签的历史耻辱柱上。

可悲的是，义和团运动亦如潮落潮起，几十年再来一次，只是每次换个西太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