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真功夫还是水上漂

张杰的评论文章：习近平常说要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甚至还要为人类解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要破解人类的来去问题，只有上帝能够做到，习近平显然在吹牛和说疯话。但什么是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呢？习近平和他的御用专家语焉不详、云山雾罩，让人不知就里。 

我们再说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这老兄还出了专著，翻译成各种语言到处送人显摆。但他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有三大特征：民族国家至上，法西斯党至上，领袖至上。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关于国家分裂的强硬态度，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国家至上观念；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绝对领导”的论述体现了明确的共产党至上理念；习近平的“二个维护”、“定于一尊”和个人崇拜的宣传明确表达了领袖至上的信息。疫情中，习近平下令武汉封城，将1100万武汉市民困在城中。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一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野蛮、愚蠢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可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智慧而是愚蠢。 

如果说，中国模式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可能带来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智慧和方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中国历史了，毕竟四大发明还可以遮遮羞。但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的文章“过去500年，中国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接近零”又让我们尴尬了。 

张维迎说，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杰克·查洛纳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凯洛格公司。 

如果说，中国过去500年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没有贡献，那么，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否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呢？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唐世平在他的演讲《陶醉于权谋的中国如何与现代文明世界相处》中给出了答案。 

他说，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唐教授这些话，清华大学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不爱听，这不是灭自己的志气，涨洋人的威风吗？这不，清华大学自己建了个草台班子评估自己，然后宣布自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别说是一流大学，连大学都谈不上。赵立坚说中国怎么对世界没贡献，“共享单车、高铁、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就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王光明律师指出：首先提出"共享单车"概念的是20世纪60年代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享单车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丹麦哥本哈根。后说高铁。根据全球铁路组织的说法，第一条高速列车是1964年的日本新干线。之前，欧洲曾有过重大的速度纪录——法国的一列火车在1955年达到331公里/小时。再说移动支付。1997年芬兰电信启用了通过拨打一个付费电话号码来操作点唱机和饮料自动售货机的服务，是最早的移动设备付款。最早商业化的移动支付是伊隆·马斯克于1998年推出的PayPal（贝宝）。而业界认为，真正的移动支付技术始于2014年Apple Pay的亮相。最后说电子商务。1979年英国人麦克·奥德里奇利用一种被称为Videotex的技术，将普通电视机连接到了当地零售商的电脑，发明了网上购物。1995年亚马逊和eBay推出他们的网站，电子商务开始流行。尴尬了吧，新四大发明也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很多朋友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个人物，名叫裘千丈。他有个弟弟叫做裘千仞，外号“铁掌水上漂”，也就是有轻功能在水面上行走。裘千丈是裘千仞的哥哥，按古代计量，一仞等于七尺、一丈等于十尺，千丈比千仞多了三千尺，按说千丈要比千仞厉害，但结果裘千丈的武功很差。裘千仞因为苦练铁沙掌，很少行走江湖，江湖人多闻其名不见其人，裘千丈便利用弟弟的名字在江湖上招摇撞骗。他的水上漂功夫就是暗中在水下打了木桩，踩着木桩表演罢了。习近平的所谓“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实就是无知、狂妄和忽悠，只不过是裘千丈“水上漂”的现实版。问题在于，裘千丈还知道自己的分量，而习近平却在自欺中相信了自己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