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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晓
一、导言:贸易战的背后,是制度信任的缺席
过去十年,中美贸易冲突在不断升级:
从关税战、301 调查、科技管制,到供应链重组与产业“去风险化”。
许多人称这是地缘政治之争,甚至文明冲突;
这些说法不算错!
另一方面,贸易战不只是经贸层面的“关税战”,而是一次如期到来的“制度考试”不合格的必然冲突结果。
也因此,若中国不重回市场经济的根本,中美之间不可能真正回到稳定状态,中国也无法真正融入全球市场文明。
众所周知,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时,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型抱有高度期待。
21 世纪头十年,这种期待曾被认为正在兑现。
然而,2015 年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使得国际社会普遍产生疑问:
中国是否仍在走向市场经济?还是正回到国家资本主义?
由此爆发中美贸易战。
在这种中国何去何从的大背景下,胡德平先生提出“民有经济”概念,不只是对“民营经济”措辞的改进,而是对中国经济制度方向的重新提问:
中国到底要不要重回市场经济的根本大道?
这不仅关乎国内,也关系到中国能否重新融入世界经济,是中美能否脱离对抗,实现“再接轨”的唯一道路。
二、WTO 第 15 条:一个被遗忘的“制度契约”
我们必须回到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那一天,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历程。
1. 加入 WTO 不是贸易安排,而是“制度性契约”
中美 1999 年签署双边协议,美国国会 2000 年 10 月 10 日通过 PNTR 法案(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一旦中国加入WTO,美国自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不再每年审核。
PNTR 是美国贸易法中废除‘非市场经济歧视’的唯一方式。
它是中美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核心环节,也是中国成功加入 WTO 的必要条件。
其核心前提非常明确:
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最终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PNTR 法案为何重要?
在 PNTR 法案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待遇是 “年度式最惠国待遇”(MFN):
• 每年总统必须签署延续决定
• 国会必须表决是否批准
• 任何一年被否决,中国的关税待遇都会大幅倒退
• 因此,中国对美国出口存在巨大政治风险
美国两党长期对“是否继续给中国 MFN”存在激烈争论。
PNTR 法案的意义在于:
彻底结束了这种不确定性,使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可预期。
没有 PNTR,中国就无法真正享受 WTO 成员国待遇。

PNTR 的核心条款是什么?
PNTR 法案规定:
• 1.在中国加入 WTO 当日,美国自动给予中国 PNTR 待遇——不再需要总统年度续签,也不再需要国会年度表决。
• 2.1974 年《贸易法》中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限制条款对中国不再适用。
• PNTR 意味着中国将被视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美国不再按“冷战式”法律框架对中国征税。
• 也就是说:
• 3.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证明中国加入 WTO 的条件不低于 1999 年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条款。
• ——这直接绑定了中国加入《议定书》中的改革承诺。
因此,PNTR 不是恩赐,而是 “法律—制度绑定”:
美国给予市场待遇,中国给予市场制度。
总结一句话就是:
• MFN 是待遇;
• PNTR 是“取消歧视”;
• 市场经济地位是“制度认可”。
PNTR 如何直接促成中国加入 WTO?
WTO 的核心是“成员间必须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如果美国不给中国 MFN(即正常贸易关系),那中国根本无法以平等地位加入 WTO。
因此:
• 1999 年双边协议
• → 2000 年 PNTR 法案
• →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是不可分割的三步。
没有 PNTR,就没有中国加入 WTO;
没有加入 WTO,就没有 2001–2015 年中国高速增长的黄金期。
PNTR 的国际法含义:
中国承诺向市场经济转型,作为交换获得稳定贸易待遇
这点极其关键,常被忽视。
PNTR 法案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互换”:
• 美国承诺:给你永久市场待遇,不再“年度审查”,不政治化贸易。
• 中国承诺: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减少行政干预、限制补贴、给予民营与外资平等待遇。
这种互换,或者说中国对于“将继续深化改革,最终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承诺写入到《加入议定书》第 15 条的“15 年制度过渡期” (2001–2016):
此期间,美国、欧盟等成员可以暂时按“非市场经济”处理中国,但 15 年后——2016 年,中国应自动转为“市场经济待遇”。
这是全球对中国改革方向的“制度信任”。
其中包含两层涵义:
• 1.中国最终将被视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Market Economy Status, MES);
• 2.各国不得在反倾销调查中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而使用替代国价格体系。
换言之,国际社会给了中国一个制度信任的恩典缓冲期。
2. 为何 2016 年后矛盾爆发?
过渡期结束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并没有全面兑现市场化的制度承诺。
• 国企占比上升,“国进民退”成为事实;
• 部分领域行政资源继续倾斜;
• 補贴、产能、要素市场扭曲问题受到广泛质疑;
• 民企的产权安全、平等地位并未完全确立。
结果是——欧美普遍裁定:中国未达到市场经济标准。
于是出现:
• 美国 301 调查
• 对华关税全面上升
• 美国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 中美关系进入结构性对抗
换句话说:
PNTR 法案给予的“制度信任”,在 2016 年过渡期后被认为已失效。
贸易战的导火索其实并不是从 2018 年开始的,而是从 2016 年制度信任的坍塌 开始的。
贸易战的起点不是关税,而是“制度信任的崩塌”。
三、产权与契约:市场经济的根基,也是国际接纳的前提
从国际法到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两个词:
产权(Property Rights)与契约(Contract)这两者构成了现代市场文明的基石。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诺斯(Douglass North)指出: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整套保护产权、执行契约的制度。”
当产权模糊、契约弱化、公权力边界不清,市场机制会失效,外资与国际伙伴也会失去信任。
回到中国:
• 民企产权是否有稳定预期?
• 国企是否享有“隐性担保”与资源倾斜?
• 契约能否高于权力?
• 司法保护是否独立?
• 法治是否高于人治?
• 市场准入是否公平?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其中的差别造成了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的判断。
这正是胡德平先生提出“民有经济”概念的深刻意义所在:
民营(经营权)不是问题,民有(所有权)才是问题。没有民有,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四、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冲突”:为何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对抗?
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以 自由贸易 + 市场法治 + 私有产权 为三大支柱的。
WTO 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产权清晰、契约自由。
欧美并不要求中国“西化”,但要求遵循共同规则,这是国际制度的底线。
然而,当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
• 国企在资源、信贷、土地、行政便利等方面拥有天然优势;
• 产业政策与政府补贴在国际上广受争议;
• 若干领域行政准入门槛仍然明显;
• 要素价格(能源、土地、资本)并非完全市场化;
• 民企仍容易受到非制度性风险冲击。
于是产生矛盾:
■ 当中国不是充分市场经济时
国际伙伴无法按“市场规则”对中国进行贸易管理。
■ 当国际社会无法使用市场规则
就会使用政治、安全、关税等工具来替代。
这就是为什么:
• 美国使用 301 条款、232 条款、国安审查、出口管制等方式;
• 欧盟使用反补贴调查与“反胁迫工具”;
• 全球供应链出现“去中国化”“去风险化”。
这些做法不是想遏制中国,或所谓老大修理老二,而是:
当市场规则无法适用时,各国只能“回到政治”和“回到国家安全”。
这是制度冲突的必然逻辑,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宿命。
五、“民有经济”不只是一个提法,而是重回世界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胡德平先生提出“民有经济”,意义重大。
■ 1. 民有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
• 产权独立
• 契约自由
• 权力有界
• 司法平等
这些要求,民有企业天生需要,就如同空气阳光一般;
但国企由于承担政策任务、享有隐性背书,很难完全满足市场经济标准。
若要恢复国际信任,民有经济必须成为中国的真正主体。
■ 2. 民有经济是中国重新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
欧美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看五大指标:
• 1.价格是否由供求决定
• 2.企业是否独立于政府
• 3.会计标准是否透明
• 4.私人产权是否受保护
• 5.投资决策是否自主
民有经济在这五项上天生更符合要求。
■ 3. 民有经济是重启中美关系的关键
今天中美贸易关系“被地缘政治化”乃至两国走向对抗的根源并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制度错位。
要解决这一问题,出路并不是外交,而是改革:
回到市场经济的根本,回到 WTO 的承诺,让民有经济真正成为主体。
当民有经济被确立为市场主体,中美信任可以恢复,贸易战便失去根基。
■ 4. 民有经济的确立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再出发”
回看历史:
• 1978 年改革开放是基于产权松绑;
• 1992 年邓公南巡启动市场化加速;
• 2001 年加入 WTO 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 今天的挑战更大,但方向仍然相同:
从权力(贵)经济回到契约经济,从国企主导回到民有主导。
改革开放没有过时,只是被暂时中断了;
现在需要重新接上。
六、结语:文明转型的道路是开放、法治与产权
中国若要重新融入世界、避免被边缘化,
若要重建中美关系,避免长期对抗,
若要恢复长期增长动力,避免经济持续下滑,
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
回归市场经济的根本逻辑——确立民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民有经济”不是一个词,它的确代表一种制度方向、一种文明选择。
它意味着:
• 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 契约高于行政
• 市场高于权力
• 法治高于人治
这是世界文明的共同准则,也是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唯一道路。
当一个国家的制度能保护最弱小的民有者,那它的市场文明才真正站立起来。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以民有力量为主体,它才能赢得文明世界的完全信任。
祈愿中国的未来,不是靠强大与对抗赢得尊重,而是靠制度与文明赢得信任;
不是靠国家力量主导资源配置,而是靠市场机制推动创新增长。
当民有经济真正在神州大地兴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才会重新回到健康、稳定与互信的轨道。
所以,我要说“民有经济”的提法和建言“很欣赏、很宝贵、很重要”,是重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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