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到“看不见的文明之手”

一、引言：三百年的追问——增长究竟从何而来？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类围绕“增长如何发生”提出了无数理论：

市场、资本、技术、制度、文化、创新……

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已历五代，每一代理论都揭示了部分真相，却始终未能抵达问题的根本。

• 第一代：资本驱动（Harrod–Domar，1930s）——增长来自投资与积累；

• 第三代：技术驱动（Solow /Romer， 1956，1980-1990s）——增长来自知识与创新；

• 第四代：制度驱动（North/Coase/Sen/Acemogl等，1970s–2000s ）——增长来自产权与法治、自由与包容；

• 第五代：文明驱动（Mokyr / Aghion & Howitt / 回归 Weber ）——增长来自思想、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创造性毁灭是文明增长的机制。

这五代理论相互补充、层层递进：

从资源到能力，从能力到结构，从结构到制度，再从制度到文明秩序——最终抵达文明根基本身。

然而，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每一代理论都揭示了部分真相，却始终都未能从学理上抵达问题的根本。

那就是：

一个由罪性驱动、天然处于熵增趋势的文明系统，究竟是如何突破路径依赖与制度—文化锁定的低水平均衡，逆转自身的熵增效应，进入负熵的“文明增长”新轨道的？

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假设：

人性可被制度驯服、

文化可以自我更新、

文明可以自我修复。

但文明史不断告诉我们：

• 资本会枯竭；

• 技术会停滞；

• 制度会腐败；

• 文化会蜕变；

• 文明会衰败。

就好比说，一个鱼缸，无论如何都会脏，最终彻底腐烂。

原因不在别的，就因为它是鱼缸，而鱼自己毫无办法。

任何鱼缸，只要满足三个条件：

1.有生命活动（呼吸、排泄、代谢）

2.有有限空间

3.无外部输入

它就一定走向：

增污失衡腐败灭亡

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物理定律：

封闭系统必然熵增。

鱼再努力，也无法改变“鱼缸结构本身的封闭性”。

同样，人类社会中的人，也无法凭自己改变人类系统的封闭性（罪性、权力腐败、制度退化、文化下沉）。

所以鱼缸永远不会靠“鱼自己”变清洁；

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靠“人自己”变良善。

也就是说，从系统论的根本而言：市场之手、制度之手、文化之手，都只是在“管理熵增”而已，而非“反转熵增”。

它们可以延缓衰败，却不能阻止衰败；

它们可以提升效率，却无法更新人心；

它们可以维护秩序，却无法创造意义。

经济学家越研究，越发现一个结论：

市场不只是交易，而是文化与制度支撑的市场文明；

自发秩序也非自发，需建基在对垄断权力的抵挡上。

经济增长根本不是经济要素的问题，而是文明问题。

因此，经济增长的真正问题在于：

一个路径依赖、制度锁定、天然熵增的社会，如何能够变成一个持续负熵的增长系统，并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可持续增长？

本文试图回答的，才是这个三百年来最难的问题。

而这问题的最终答案，很可能不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里，而在文明、信仰与历史的深处，从终极回答增长难题。

二、第一只手：市场之手为什么不够？——市场是高效的“熵分配系统”，不是“负熵来源”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双手显然非常伟大：

分散信息、协调交易、提升效率。

市场能把自利转为互利，把分散行动转为整体秩序。

然而市场解决的只是协调问题，不是文明问题。

市场能回答：

• 什么价格？

• 谁生产？

• 如何分配？

但不能回答：

• 什么是善？

• 什么是义？

• 什么值得尊重、追求、献上生命？

市场是一个效率机制，不是一个伦理机制。

它能优化资源，却不能净化人心。

在物理语言中：

市场是“熵分配系统”（entropy allocator），不是“负熵来源”（negative entropy generator）。

在商业世界中，我们常见市场带来的问题：

• 市场会放大贪婪；

• 市场不能保证信任；

• 市场即便有效率，也可能没有正义；

• 市场可以解决价格，却不能解决真理。

最重要的是：

市场无法抵挡权力的侵蚀；

而权力却能轻易摧毁市场。

市场需要分散的力量、自由的交换和稳定的预期。

但人性本质是贪婪，而权力的本质是集中、强制、垄断。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反复看到：

• 一句政策，可以瞬间改变行业命运；

• 一纸红头文件，可以让资产从“财富”变成“风险”；

• 一个监管动作，可以让竞争从“市场游戏”变成“权力博弈”；

• 一个领导的取向，可以比十年的努力更能决定企业的生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市场的逻辑是自发合作；

而权力的逻辑是外部强制与干预；

市场的力量来自分散的个体；

而权力的力量来自集中且不对称的决定。

权力是经济系统的“熵增强器”：

它能制造巨额的不确定性与混乱，并迅速瓦解市场赖以生存的信任与预期。

一句话总结：

市场可以调节竞争，却不能制衡权力；

权力可以摧毁市场，却不必为后果负责。

这点是整个商业文明最脆弱的环节，也是最深的真相——市场不是文明的第一性，权力也不是！

文明的第一性，是约束权力、保护市场的那套“价值与制度结构”，而这恰恰来自“文明之手”背后的恩典。

因此，要建设“文明增长”，仅靠“市场之手”远远不够。

三、第二只手：制度之手为何不够？——制度是中介变量，不是第一因

新一代诺奖经济学家科斯、诺斯、奥斯特罗姆、指出：

市场的效率要靠制度保证。

• 产权保护决定投资意愿

• 法治决定交易成本

• 契约决定信任水平

• 激励结构决定合作深度

制度确实能让市场更有效，更公平；

但制度本身并不稳固，它依赖更深的东西：

文化与信念。

如果一个社会普遍说谎、普遍偷懒、普遍不讲契约，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形、走样、失效。

制度无法生产信任，只能消耗信任；

制度无法生产伦理，只能依赖伦理。

从韦伯到诺斯，人们逐渐发现：

制度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正规规则”，更包括根植于日常生活的“非正规规则”。

而制度要长期稳定运作，背后必须有一个“看不见的伦理生态”。

换言之，制度不是增长的源头，而是增长的管道。

源头在制度背后——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制度本身不能解决人心之恶。

制度可立碑石，却不能立人心。

四、第三只手：文明之手是什么？——文明是增长的负熵之源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

今天，我要给文明下一个最科学、简洁的定义：文明是增长的负熵之源。

也就是，文明能抵抗人类的熵增，从而带来文明增长。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克尔指出：文明不是城市规模，不是财富数字，不是技术堆叠，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处理“知识、思想、真理”的方式。

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

• 人如何看世界？

• 人如何理解自己？

• 人如何判断对错？

• 人如何追求意义？

莫克尔强调两点：

1.技术背后是知识市场（market for ideas）

创新不是“机器与专利”，而是“思想能否自由竞争”。

知识市场要形成，必须有：

• 言论自由

• 批判自由

• 实证精神

• 反权威文化

• 尊重事实与真理的伦理

2.知识市场背后是价值与灵性结构

为什么有人愿意说真话？

愿意冒险？

愿意创新？

愿意追求卓越而不是躺平？

这些不是制度激励出来的，而是文明塑造的。

这让我们得出一个突破性的结论：

文明是增长的负熵之源。

文明提供→意义，

意义生成→伦理，

伦理产生→信任，

信任减少→摩擦，

摩擦减少→成本减少，

成本减少→促成创新，

创新→开启增长。

文明是增长的第一因。

但问题来了：

文明本身从哪里来？

文明能否自我维持？

文明能否自我修复？

文明能否自我更新？

答案是 不能。

人类文明本身是脆弱的、消耗性的、易枯竭的。

为什么？

请继续我们下面重要的思想旅程。

五、Mokyr 的盲区与历史的启示：启蒙不是起点，文明才是起点

Mokyr 的贡献，在于他清楚指出：“有用的知识”与“思想市场”是现代增长的核心，并且敏锐地抓住了启蒙运动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一步已经走得很远，比传统只谈资本、技术、制度的经济学家都要深入。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他停在了启蒙，没有继续往前看，因而进入了他的盲区。

第一，他高看了启蒙运动，低估了宗教改革在文明增长中的先行作用。

从时间顺序上看，从路德 1517 年钉上 95 条，到加尔文、英国清教、荷兰改革宗发展，整整比 18 世纪的启蒙早了近 200 年。

在这 200 年里，已经发生了几件决定性的文明变革：

• Bible被翻译成白话，平信徒开始读经，形成“人人在神面前直接负责”的观念；

• 印刷术 + Bible + 神学辩论，逼出了“思想公开争辩”的习惯与制度；

• 荷兰作为第一个新教国家，早已建构了宪政、市场、证券交易所，率先进入“现代增长”；

• 瑞士、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有限政府、权力受限和相对宽容的空间。

• 荷兰作为第一个新教国家，在欧洲撕开口子，才有了Mokyr所说的决定启蒙运动的“思想市场”的产生。

换句话说，“欧洲思想市场”及之后的建立于有效知识基础上的“文明增长”之所以可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新教世界观 + 技术进步 + 政治多元共同作用的结果。 

启蒙，完全是在这块土壤上长出来，而不是从零搭建这块土壤；是对“新教模式”和成功经验的总结，而非原创。

第二，他把启蒙看得太重，而把新教文明看得太轻。

如果启蒙是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源头，甚至是唯一源头，那么启蒙大本营法国，理应在工业革命中一马当先。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真正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是相对“保守”的英国——一个更深浸在新教伦理、清教工作观和产权传统里的国家，法国的工业革命相比英国，整整晚了半个世纪。

不仅如此，法国拥有最激进的启蒙话语，却在实践中滑向血腥革命与政治大动荡。

反观英国，在新教改革后的保守主义的约束和渐进改革中，稳稳承接了科学革命、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果实。

因此，文明增长史告诉我们：不应高估“启蒙运动”。

“理性解放”若与罪、律法、呼召脱钩，很容易走向革命；与新教伦理相连，才较多走向创新。

第三，究竟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启蒙运动？

一是启蒙运动并非思想原创，而只是把新教改革其中的“理性工具”和“制度语言”放大，却同时切断了与上帝、罪与救赎的连接，因而既孕育了科学和宪政的一部分，也孕育了无神论与M克思主义的“魔鬼版”现代性。

二是启蒙正面部分是“理性化的新教伦理”，这是我们要肯定和继续发扬光大的部分，是启蒙运动的“正资产”。

启蒙负面部分演化出“无神论—革命逻辑—马克思主义”，包括今天的东马（马列毛主义）、西马（民主社会主义）、文马（美欧白左、DEI、LGBTQ、觉醒主义等）。

这是启蒙运动的“历史负债”。

三是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宗教改革的阉割版，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将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对立，将启蒙理性与保守主义对立，既不能崇拜启蒙运动，又不能完全否定它。

第四，2025 年经济学诺奖本质上是在“回归韦伯”。

今天诺奖重新肯定 Mokyr、Aghion 等人的工作，看似在赞赏“创新、知识、体制”的经济学语言，本质上是向韦伯致敬，回归了韦伯早就提出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样的文明气质，既能容纳持续创新，又不把社会拖入自我毁灭？

所以，文明增长的答案肯定不在启蒙运动，而在更深的文明根基——

新教改革所带来的工作观、呼召观、责任感、对真理的敬畏。

因此，我会这样评价 Mokyr：

他已经看到“看不见的知识之手”“看不见的思想市场之手”，却还没有真正走到 “看不见的文明之手”：

• 看见了知识却未充分追溯知识赖以存在的信仰结构；

• 看见了思想市场，却尚未承认这个市场本身受制于一个更高的价值秩序；

• 看见了启蒙的贡献，却没有完全承认启蒙之前那两百年的宗教改革，才是这场文明性增长的真正起点。

只有再往前走一步，我们才会明白：

推动人类文明从熵增走向负熵的，不只是市场、制度和启蒙理性，而是一个更深的、出于上帝恩典的文明根基。

这只“看不见的文明之手”，才是整个增长故事背后最关键、也是当代经济学尚未完全承认的那一只手。

六、人类文明的最大真相：人类文明是“封闭熵增系统”

(一)为什么人类文明是“封闭熵增系统”

先从系统科学角度，讲一个简单但决定性的科学常识：任何文明都是一个“系统”。

而系统有三种基本形态：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孤立系统。

理解这三个概念，是理解文明兴衰以及人类历史的关键。

1．什么是系统？

系统的基本特点是：

• 元素之间相互作用

• 有结构、有规则、有组织

• 有输入、有输出

• 运行的结果不是单个元素之和，而是整体效应

文明就是一种系统：

由人口、文化、制度、价值观、技术、资源等构成。

问题在于：

文明作为系统，是否能“自我更新”？

还是只能“内部循环、内部消耗”？

这就涉及第二个概念：封闭系统。

2．什么是封闭系统？

系统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

它是否能够从外部获得“能量、信息或价值”的输入。

三种系统：

1)开放系统（Open system）

——可以从外部获得能量或价值

例：人体、生态系统、现代科学共同体

特点：可以自我更新、自我修复

2)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

——资源、能量、价值都来自内部，不与外界交换

例：帝国式文明、传统王朝、部落文明、意识形态体系

特点：只能内部循环，无法突破自身

3)孤立系统（Isolated system）

——完全隔绝外界（理论概念）

特点：一定彻底熵增

文明史上几乎所有崩溃的文明，本质上都是封闭系统。

3. 什么是熵（Entropy）？为什么重要？

熵 = 系统内部的混乱程度

熵增 = 秩序转为混乱、组织性下降、效率衰退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

凡是封闭系统，熵必然不断增加。

换成大白话：系统只靠“内部力量”，只会越来越乱，而不会越来越好。

4.为什么封闭系统必然熵增？

原因极简单：

1)因为内部错误会累积，而不会自动纠正

有人说中华传统文明是“超稳定结构”，其实这话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因为只要是文明，就不可能“超稳定”。

封闭的中华文明其实不断崩溃，不断下沉的结构。

“文明”看似稳定，其实错误在不断累积：

• 制度问题无法自我改革

• 价值问题无法自我疗愈

• 文化问题无法自我净化

2)因为资源会消耗，而不会自动补给

人口红利、土地、技术、创新精神都会被消耗掉。

封闭系统无法从外界获得新资源。

3)因为权力会累积，而不会自动退却

权力越集中，熵增越快——

这是历代帝国灭亡的物理学本质。

4)因为制度会僵化，而不会自动进化

你无法要求一个制度自己去修复自己。

5)因为文化会固化，而不会自动更新

文化越古老，越容易压制创新。

5.为什么封闭系统必然崩溃？（这一点很关键）

封闭系统的问题不在于它“慢慢变差”，而在于它会：

不断累积错误不断加剧混乱直到临界点崩溃

这是文明学的铁律：

• 罗马帝国以腐败与内战崩溃

• 中国王朝周期以权力过载而崩溃

• 阿兹特克文明以技术停滞与制度固化而崩溃

• 印度文明以种姓制度自我锁死而停滞

• 非洲许多文明以部落结构无法升级而停滞

原因只有一个：它们都是封闭系统，没有外源负熵进入。

文明无法靠内部力量扭转熵增。

人心无法靠自己修复自己。

制度无法靠自己更新自己。

文化无法靠自己净化自己。

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

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主旋律不是增长，而是熵增；

不是上升，而是反复崩溃或长期停滞。

从文明史角度，人类有一个根本现实：

Sin（罪） ⇒ ΔEntropy > 0（熵增）。

人的罪性使文明天然走向熵增：

• 信任流失

• 价值堕落

• 文化腐化

• 制度扭曲

• 权力滥用

• 创新停滞

• 秩序崩坏

• 社会两极化

• 国家内卷化

• 文明退化

文明越运转，熵越增加；

越复杂，越容易失序。

即使最伟大的文明也会衰败：

文明无法自救。

文明无法自我正义化。

文明无法自我成圣。

在封闭的历史里，人类只能一再重复同一个故事，只是演员和布景换了而已。

一句话：封闭系统 = 内部循环 = 熵增必然 = 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正因为如此：文明要增长，必须有“外源负熵”来逆转熵增，如同对鱼缸的护理。

外源负熵 = 恩典。

恩典 = 文明唯一的“重生能源”。

（二）文明需要“外源负熵”

文明是封闭系统，因此它无法依靠“内部力量”自我更新。

既然是封闭系统，那么它要想逆转熵增，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必须有外源负熵注入。

也就是说：文明若要从衰败走向生机，需要来自系统之外的力量。

这股力量，历史上只有一个名字：恩典（Grace）。

以下从四个层面来解释——

为什么只有恩典，才具备“突破封闭系统”的能力。

1.恩典来自文明系统之外，因此不受它的腐败逻辑支配

所有文明的共同问题是：

• 人性有罪

• 权力易腐

• 制度可被劫持

• 文化会僵化

• 真理会被遮蔽

• 精英容易堕落

• 共同体难以更新

如果更新力量来自内部，那它必然也会：

• 被罪性污染

• 被权力扭曲

• 被利益驯服

• 被文化吸收

因此：文明无法靠“文明内部的力量”拯救文明。

恩典的本质，恰恰是：来自文明之外、来自历史之外、来自人性之外。

所以它能介入、提升、转化，而不被系统同化。

简单说：

• 市场来自人

• 制度来自人

• 科学来自人

• 启蒙来自人

唯独恩典不是。

2.恩典带来的不是“新工具”，而是“新人”

所有文明衰败都源于同一件事：

旧人无法创造新人。

• 新技术不能造新人

• 新制度不能造新人

• 新文化不能造新人

• 新教育不能造新人

因为所有“人类改造人类”的方案都有一个致命缺陷：

执行者的罪性 = 被改造者的罪性。

所以：

• 革命必然流血

• 改革必然反复

• 制度必然腐败

• 文化必然败坏

• 精英必然堕落

• 屠龙变成新龙

恩典不一样。

恩典做的是：先改变人心，再改变人类。

先更新灵性，再更新行为。

先重生个人，再重建文明。

这是任何制度工程、文化工程、政治工程无法做到的。

3.恩典提供文明所缺乏的三种稀缺资源

文明崩溃是因为缺乏三种“结构性稀缺资源”：

1)公义（Justice） ——制度的根基

2)真理（Truth） ——知识的根基

3)爱（Agape） ——社会信任的根基

但人类无法自己生成这三样东西：

• 公义无法自我维持（权力扭曲一切）

• 真理无法自我守护（知识会被权势操纵）

• 爱无法自我延续（人天然自利）

恩典的奇妙就在于：

恩典从外部注入公义、真理与爱，使人类社会第一次不再依靠“内部循环”，而是获得“外源供给”。

这就是“负熵”。

4.恩典可以“驯服权力、塑造制度、激活文化”，形成文明增长的完整链条

恩典不是抽象神学，而是真实历史力量。

它在文明中做的事，可以用一个增长链条表达：

恩典 → 新人 → 新价值观 → 新文化 → 新制度 → 新结构 → 新技术 → 新增

注意：这条链条是“自难而易”的，从文明根基开始；

而世俗方案是“自易而难”的，从制度或技术开始。

世俗方案为什么反复失败？

因为它试图把“上层建设”当“文明地基”。

恩典方案为什么能带来文明增长？

因为它从人心到制度到文化，形成“不被扭曲的递进”。

这使它成为唯一能突破“封闭系统”的力量。

一句话总结：恩典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外源负熵”；

没有恩典，文明只能熵增；

只有恩典，文明才能重生。

市场之手协调资源，

制度之手约束行为，

文化之手塑造意义，

文明之手整合时代，

但只有恩典之手，能够更新人心，使文明走向增长。

七、第四只手：真正的源头——“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文明之手”来自“恩典之手”

增长的一切源头，最终指向一个问题：

文明的负熵，从哪里来？

思想史、制度史、技术史给不出答案。

只有基督教神学给出启示的终极回答：文明的负熵来自恩典（Grace）：Jesus基督的救赎。

三大要点：

1.恩典是人类文明的“外源负熵”

神的救赎从人类系统外，介入人类历史，注入三个力量：

• 价值

• 律法

• 爱（Agape）

这些东西人无法创造，只能接受。

恩典让人能行他原本行不出来的善，能持守他原本无法持守的正义，能赦免他原本无法赦免的仇敌。

恩典抵消了罪性带来的熵增。

2．恩典开创文明更新与制度更新

没有恩典，就没有：

• 罗马帝国 → 天国转化

• 教会腐败 → 宗教改革

• 王权专制 → 清教宪政

• 英国法治 → 普世价值

• 美国建国 → 公民社会与创新生态

• 日德韩转型 → 战后的奇迹复兴

从罗马转化到新教改革，到基督化的荷兰、英美领导人类创新与增长，所有文明更新的背后，都能看到恩典之光。

3.恩典产生了唯一能承载增长的“文明结构”

文明要稳定，必须满足三点：

1.人性被约束（律法）

2.价值被重建（福音）

3.制度被形塑（契约与法治）

这三者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

自由 × 法治 × 创新 × 信任 × 责任 × 爱

这是文明增长的六个维度，却都根源于同一个“外源力量”：

恩典让文明从熵增转向负熵。

市场、制度、文化都要靠它维系。

八、文明增长的数理经济学模型

（一）三层结构：文明增长的“SAO 模型”

分三步来建模：

1.搭一个三层结构模型：心灵—制度—文明

2.给出一个 “熵 / 负熵”的动态方程

3.明确“文明增长成立的充要条件”（一句话公式）

先把文明拆开为简洁、好记的三层：

S（Soul 心灵层）A（Architecture 制度与结构层）O（Order 文明秩序层）

不妨叫 文明增长的“SAO 模型”：

1. S 层：Soul / Spiritual（心灵层）

• 单位：人、群体、精英、教会、知识共同体

• 核心变量：

• 信仰结构：相信什么？

• 价值观：以什么为善？

• 良心/责任感：愿意为谁负责？

• 罪性强度：自利、骄傲、恐惧的支配程度

这是“熵的源头”也是“负熵可能的入口”层。

2. A 层：Architecture（制度与结构层）

• 包括：

• 政治制度：权力如何被约束

• 法治与产权：交易成本高低

• 产业结构：资源如何组织

• 城乡 / 人口结构：劳动力如何配置

这是诺斯、科斯、刘易斯、阿西莫格鲁等分析的地盘。

这里决定“效率”和“锁定效应”。

3. O 层：Order（文明秩序层）

包括：

• 公共理性水平（是否尊重真理，敬重知识因此重视“思想市场”，保障言论自由等）

• 社会信任度

• 创新生态（知识市场、思想市场的成熟度）

• 文明的整体“有序程度”

这是“看不见的文明之手”真正发挥作用之处。

O 层既反映文明的状态，也影响未来增长的可能性。

文明增长，本质上就是：

G（恩典） → 改变 S（心灵） → 重塑 A（制度/结构） → 生成新的 O（文明秩序） → 反过来又影响下一轮 S。

这是一个可正向也可反向的动态系统。

SAO模型

（二）熵 / 负熵的动态方程：文明增长的“核心公式”

先定两个核心量：• E(t)：文明熵（Entropy）

• 越大 = 越混乱、越腐败、越不公、越失序

• N(t)：文明负熵 / 有序度（Neg-Entropy）

• 越大 = 越有秩序、越有信任、越有创新能力

再定义两种“流”：

• S(t)：罪性驱动的熵增流（Sin-driven entropy flow）

• 来源：人性、自利、权力扩张、偶像崇拜

• G(t)：恩典驱动的负熵流（Grace-driven neg-entropy flow）

• 来源：福音、复兴、属灵更新、真正的悔改与复和

1. 文明熵的基本方程（概念型微分方程）

dE/dt = S(t) – G(t)

解释：

• S(t) > 0：罪性始终在制造熵增

• G(t) ≥ 0：恩典注入负熵，抵消熵增

于是：

• 若 S(t) > G(t) → 熵上升 → 文明退化

• 若 S(t) = G(t) → 熵持平 → 文明停滞 / 勉强维持

• 若 S(t) < G(t) → 熵下降 → 文明才进入“增长期”

因此：∫G(t) dt > ∫S(t) dt ⇒ 文明进入增长态。

模型结论：

只有当恩典的负熵力量持续大于罪性的熵增破坏，一个社会才会真正启动“文明增长”的进程。

模型表明：

文明增长的起点，不是人变好，而是恩典胜过罪性。

恩典强于罪性之处，文明便开始增长。

2. 文明秩序 O(t) 的方程（正向版）

再定义一个文明秩序变量 O(t)，表示文明的整体有序度（秩序 + 正义 + 创新生态 + 信任）。

把负熵和文明秩序联系起来：

dO/dt = α · G(t) – β · S(t)

（α、β > 0，为历史与制度的“转换参数”）

含义：

• G(t) 不仅抵消熵增，还在构建新的秩序（O 上升）

• S(t) 不仅推高熵，还在破坏已有秩序（O 下降）

当 α·G(t) > β·S(t) 时，文明秩序在上升；

当 α·G(t) < β·S(t) 时，文明秩序在崩坏。

这表明：文明增长 = 恩典有效注入 > 罪性有效释放。

3. 把 SAO 三层放进方程：一个真正的“文明增长模型”

现在我们让三层进入方程：

• S 层（心灵）

：决定 S(t) 的强度，也决定 G(t) 能否被“接上”。

• 复兴 → S(t) 实际效力减弱，G(t) 增强

• 敬虔 → 提高 α（恩典被转化为秩序的效率）

• A 层（制度与结构）

：决定 α、β 的大小

• 好的制度：

• 增大 α（恩典能变成制度、法律、公共安排）

• 减小 β（罪性被部分钝化）

• O 层（文明秩序）

：是前两者的“综合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影响 S 层

• 高度文明秩序会：

• 保护信仰空间 → 提升 G(t) 的可见度

• 降低罪性外化的空间 → 同等 S 被压抑

于是可以得到一个很简洁的文明增长统一表述：

文明增长 = F(S, A, O; G)

其中：

• S：心灵与信仰结构

• A：制度与结构架构

• O：文明秩序状态

• G：恩典外源负熵

如此，我们清晰地看到“文明增长”的必要条件就是：

1.G 有效注入（恩典需要真实存在）

2.S 能接纳（心灵需被更新）

3.A 能转化（制度需把价值变成结构）

4.O 能稳定（文明秩序需能承载、保护、放大 G 的效果）

只要其中任意一环断裂，文明增长链条就会失效。

简言之：文明增长 = 恩典进入（G）→ 人心更新（S）→ 制度成形（A）→ 秩序稳固（O）。

也因此，文明增长需要四件事：

恩典进入人心（S），人心塑造制度（A），制度形成秩序（O），而秩序反过来保护恩典进入下一轮。

只有当恩典被心灵接纳、被制度体现，并在文明秩序中稳定下来，一个社会才会真正进入文明增长。

（三） 定义：究竟什么叫“真正的文明增长”？

让我们在此，进一步给出“文明增长基本定理”：

若一个社会在足够长的时间区间内，其恩典负熵流 G(t) 的有效注入（经过心灵—制度—结构三重转换）持续大于罪性熵增流 S(t)，则该社会的文明秩序 O(t) 将呈现长期上升趋势，并表现为制度进步、创新涌现与人的罪性部分被约束的“文明增长”现象。

反之，若 ∫S(t) dt ≥ ∫G(t) dt，则文明必将陷入停滞或退化，最终走向崩溃。

简言之：

文明增长 = 恩典 > 罪性；

文明崩溃 = 罪性 ≥ 恩典。

历史表明：

• 传统文明：

S ≫ G

 → 长期熵增，周期性崩溃

• 现代西方（高峰期）：

一度出现 G > S 的窗口期

（宗教改革 → 清教伦理 → 现代宪政与科学）

• 当代西方：

G 减弱，S 再次上升 → 文明性“反宗教改革”

• 中国未来能否文明增长：

关键不在技术、制度，而在 G 是否真实、持续地介入并转化 S 与 A。

九、结语：三只手与一只手——文明的深层秩序

我们回顾三百年思想史：

• 市场之手让人交换

• 制度之手让人合作

• 文明之手让人创新

• 恩典之手让人更新、悔改、重生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极其深刻、但又极其简单的结论：

市场维系交易，制度维系秩序；

文明维系意义，而恩典维系文明本身。

对于增长，最终的洞见就是：

没有恩典，文明不能持久；

没有恩典，制度不能稳定；

没有恩典，创新不能持续；

没有恩典，增长不能发生。

我们通过系统科学，得到“三句话文明增长公式”:

1. 增长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明问题。

经济停滞的根源是文明熵增，而不是资本或技术不足。

2. 文明增长不是靠制度，而是靠新人。

制度只是通道，真正的动力是人心中的价值、真理与信念。

3. 文明增长 = 恩典 > 罪性。

只有当恩典（正义、真理、爱）持续胜过罪性（贪婪、恐惧、权力），社会才会真正进入长期增长。

市场经济之手、文明增长之手，本质上都是恩典之手；

增长的源头最终不是经济，而是超越。

中国未来的增长，也必须走向这一点：

从市场到制度，从制度到文明，从文明到恩典。

当文明接受恩典，

文明才会转化，

文明才会增长，

文明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

而不是披着繁荣外衣、却悄然熵增的“巨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