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两种逻辑：从三十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

“万有引力思想”的乔木是我的思想好友，我从他那里受益良多。对于我写的启蒙系列，他予以鼓励。对于最新一篇《理性为何会杀人？——德国思想线索中的启蒙自毁机制》他回馈道：

“是的，宗教纷争会杀人，理性一样会杀人，三十年战争和法大都是反面典型。”

我回他：“哈哈，谢谢回馈。你第一次谈到时，我就有思考。回头给你我的进一步回馈。”于是有了本篇文章。

暴力在不同文明结构中，是如何被理解、被解释、被继承的？

真正需要区分的是：

暴力究竟被视为失败，还是被视为使命。

一、并非是否杀人，而是如何看待杀人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无疑是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宗教冲突之一。死亡、屠戮、流离失所，触目惊心。

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这场战争中，杀戮从未被稳定地神学正当化为“善本身”。

即便在最狂热的冲突时刻，战争仍被理解为一种罪性的爆发、秩序的崩坏、必须被终止的灾难。

基督徒学者 Hugo Grotius（格劳修斯），正是在战争中期、流亡期间，写下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试图为一个被宗教战争撕裂的欧洲，重新寻找可共同承认的秩序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格劳修斯并不是要“取消信仰”，更不是要为暴力寻找新的合法性，而是试图回答一个迫切的问题：

当人类因对真理的不同理解而彼此杀戮时，是否仍存在一套高于暴力、能够约束各方的公共规范？

正是在这一追问中，自然法被重新阐释为一种先于国家、也不等同于任何具体教派的道德—法律秩序。

它的功能，并不是宣告“谁更正确”，而是为冲突划定边界，为权力设定禁区。

正因如此，战争结束后，欧洲并没有得出结论说：“我们杀得还不够彻底！”

相反，欧洲的反思方向是：

• 如何限制宗教权力

• 如何限制国家权力

• 如何防止信仰再次被动员为全面战争

换言之，暴力在这里被悔改、被反省、被设限。

由此，欧洲的反思逐步走向三个方向：

第一，信仰不再被允许直接转化为国家暴力的授权书。

宗教可以塑造良心，却不能垄断强制力。

第二，国家被明确理解为有限权力的集合体，而非真理的化身。

即便是为了“正义”，国家的暴力也必须受到约束。

第三，战争本身开始被视为一种需要被规范、被限制、而非被赞美的“必要之恶”。

这正是近代国际法、战争法与主权边界观念逐步成形的思想土壤。

最终，在这一类思想探索与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 1648）及其所代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步确立，尊重国家主权成为共识，人类文明出现重大转向。

1.它承认：宗教分歧不能再作为全面战争的正当理由

• 不再试图用“真理统一”来解决政治秩序

• 承认信仰差异的长期存在

• 从“消灭异端”转向“限制冲突”

这是对暴力的去神圣化，而不是对信仰的否定。

2.它默认：战争是失败管理，而非正义实现

在威斯特伐利亚之后：

• 战争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政治失败

• 而不是通向更高真理的“必要阶段”

• 战争开始被法律化、程序化、边界化

因此，暴力被“放回审判之下”。

3.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文明底线

不是“谁对谁错”，而是：

• 哪些行为无论对错都不可越界

• 哪些暴力不因名义而获得豁免

• 哪些权力即便出于信仰或正义，也必须被限制

这正是近代国际法、战争法、主权边界的共同母体。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三十年战争虽然造成巨大灾难，却并未被文明继承为一种“可重复的正当模式”。相反，它成为一个必须被反省、必须被防止重演的失败案例。

换言之，这里的暴力，并没有被赋予终极意义，而是被放回到一个需要被审判、被限制、被悔改的位置。

二、法国大革命：当暴力被赋予使命

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条不同的逻辑路径。

在革命话语中，暴力不再只是失控的悲剧，而被重新理解为：

• 历史进步的工具

• 理性清除“旧秩序”的必要手段

• 通向自由与平等的过渡成本

当恐怖统治出现时，问题不再是：

“我们是否犯了罪？”

而是：“革命是否足够彻底？”

或者干脆高喊：“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于是，失败不被视为对理念的否定，而被解释为：

• 敌人太多

• 阻力太大

• 理性尚未完全贯彻

暴力在这里不再等待审判，而开始自我证明。

三、关键分野：是否存在高于暴力的裁决者

这两种暴力的根本差异，不在死亡人数，而在一个更深的层级：

是否存在一个高于人类行动的终极裁决者。

在宗教战争的文明结构中，即便人们以宗教之名杀戮，神仍被理解为审判暴力的那一位，而不是暴力的代理人。

而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启蒙激进化中，“理性”“历史”“人民”逐步取代了这一位置。当这些概念被推上终极裁决的王位，暴力便不再需要被外在审判，因为它已经被解释为：

符合历史方向、符合理性判断、符合人民意志。

这是文明层级的根本转折。

四、被约束的暴力，与被正当化的暴力

因此，这里真正存在的是两种暴力逻辑：

• 一种暴力，被视为秩序失败的后果，必须被悔改、被限制、被终结；

• 另一种暴力，被视为通向正义的工具，可以被继承、被制度化、被不断升级。

前者令人警醒，后者令人恐惧。

因为当暴力被正当化为使命时，它就不再承认失败，也不再承认自身的罪性。

如果仅以死亡人数计，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灾难已足够惨烈，欧洲部分地区人口损失高达三分之一。

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这一场战争的数字规模，而是另一种暴力逻辑在近代世界中的扩散。

当暴力被理解为通向正义、理性或历史进步的工具时，它不再被限定为一次性的悲剧，而是被继承、被复制、被制度化。

正是在这一逻辑之下，近代以来以“解放”“革命”“进步”之名展开的政治暴力，在多个文明语境中反复出现，

其累计后果，在规模与持续性上，早已突破宗教战争时代的数量级。这并非因为人类变得更残忍，而是因为暴力本身，被赋予了“使命”的意义。

结语｜真正的问题

决定文明走向的，不是是否流血，而是流血之后，暴力是否仍被承认为需要被审判的罪。

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宗教是否也杀过人？”

“理性是否也会变得残酷？”

而是：当一个文明失去能够审判暴力的上位秩序时，暴力是否会被重新包装为真理、进步与正义？

这，才是三十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真正值得被分辨的文明分野。

正如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其作品中反复揭示的那样：“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皆被允许。”

是的，世界的可怕之处不在于罪恶本身，而在于罪恶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与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