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学生逃避高考压力 留学成风

不愿意“一考定终身”，于是通过留学逃避中国高考的思思，在国外完成了大学学历。这是思思（左）和她在国外的小伙伴张瑞 

   高考制度恢复30年以来，外界对它一直褒贬并存，尤其是第三个十年更是漏洞渐多、改革不断。在浮现出的众多弊端中，一试定终身最为人们所诟病。

　　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在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广州，家长花巨资送孩子出国留学以逃避高考压力这一极端行为竟然渐成常态！而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惧怕高考制度的“一试定终身”。

　　“孩子聪明，但不是读书的料，现行高考会打击孩子一生的自信心。”

　　廖大姐的女儿思思从高一起就被送往新西兰留学，在国外参加高考，读大学，目前已经准备进入英国大学学习金融学硕士生课程。像思思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廖大姐所在的省属科研系统里，近10年中的100多名在学子弟中，有20多人在中学阶段就留学国外。理由几乎一样：怕孩子在一试定终身的国内高考中失利，选择了最费钱的逃避高考的方法。

　　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就送孩子出国留学？廖大姐的回答很干脆：“怕孩子面对可怕的高考，更怕她辛苦了还考不上重点大学。”在熟人眼中，廖大姐的女儿思思是个聪明的孩子，只有廖大姐清楚，思思并不是会读书的孩子，偏偏她很要强。记得从农林下路小学电脑派位进入原沙东中学读初中时，思思情绪就很低落，担心自己就是在班里前几名也考不上重点大学。于是，中考结束后，廖大姐托人交了赞助费，将思思送进了华师附中。但随即她就发现，思思成绩跟不上，自信心更受打击，变得郁郁寡欢。廖大姐担心孩子从此就毁了，认为避开高考才是挽救孩子的唯一办法。

　　2002年，廖大姐与丈夫一咬牙，将思思送到了新西兰重读高一。思思留学后以学英语为主，其它的基础课程都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只是广州的初中水平而已。她重拾信心，甚至主动要求跳过高二直接读高三。高三毕业后，思思自己找到大学，顺利完成学业。

　　廖大姐表示，如果国内高考不是“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60～70%的公立大学本科录取率，她也不会狠心送走孩子。事实上，孩子留学5年的花费已经超过100万元，这还是节省着花的：思思每次回国，别的不带几大箱方便面是必带的；在国外连公交车都坐不起，全靠走路；也不敢在外面吃饭，外出时喝杯饮料（合30元人民币一杯）都算是奢侈的了。“孩子在外吃苦，家长在国内也过得紧巴巴。”

　　送孩子出国避中国高考的家长们强烈建议，取消一考定终身，高考要全面考核孩子的素质，而不是只考读书。

　　国外考试制度三点可借鉴

　　“要考就考我喜欢的！”

　　家长说的，孩子认同吗？思思告诉记者，出国留学的确帮她成功逃过了高考这道人生最大的坎儿。国外的考试入学制度，起码有三点值得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借鉴。

　　首先是高考一试与平时成绩合成为总成绩，作为升学成绩。思思说，国外也有高中毕业后的高考考试，不过升学成绩并不集中在这一试，各课程都是高考考试占80%，平时成绩占20%。平时上课，教师便会说明哪篇论文、哪次考试是计入平时成绩的。这样，成绩压力就从一试分成了十多试。

　　其次，思思最欣赏的是外国的高考科目不是千篇一律的“规定动作”，学科很广，深度属于入门和稍浅。国内高考最多分个文理科，或“3+X”，总脱不了数学、物理、英语、生物、化学、地理、历史、政治这些课程。事实上，很多科目考试出题偏、深，需要考生死读猛K，但对于以后的人生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国外高考则将科目设置很广，经济、统计、微积分、设计，甚至中文，都可以学，高中就可选修，高考时自选考试科目。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自由度大，而且学到了自己想学的课程，终身受用。国外的中学让学生平时就多尝试各种科目，预先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也不会与社会需求脱节。“要考就考我喜欢的！”这是思思最高兴的。

　　第三，就是大学入学制度。国外高考不是大学统一招生，而是充分给予学生和学校选择权。思思高考后，拿着自己的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合成的学校总成绩，加上雅思考试成绩，将学校推荐和自荐信投到自己心仪的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然后就录取了。这样的入学方式，学生没有与别人竞争而考不上的压力，只有合不合格的顾虑，爽呀。

　　人事专家：六成大学生专业不对口

　　“高考改革应该是向公平选拔专业人才而非读书人才方向发展。”

　　侯先生是一家省直属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多年的大学毕业生招录工作，使得他对于中国高考制度存在很多质疑，他提出高考改革应该是“向公平选拔专业人才而非读书人才方向发展”。

　　侯先生认为，高考是为了升学，而大学阶段应该是获得专业知识，应用于毕业后的工作需要。但就他10年的人事管理经验来看，经他招入的大学毕业生近六成大学专业与工作职位不对口。这里当然有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部分人走关系就业而使专业对口变得次要等原因，不过最大的原因还是在高考前和高考时的科目设置不合理。

　　因为目前的这些全部都是基础理论科目，为了应付高考，考生们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实质性的专业课程，这种的情况下，会读书、会死读基础书的考生就能 通过高考，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是，在完全未接触过实际专业的情况下，让学生在入校前确定大学专业，而且在4年里学成，毕业后应用，这样的切合率很低。很多人上了不喜欢或者不适合自己的专业，那就是“混文凭”。这样一来，各单位的人事招聘工作就相当盲目，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专业是不是毕业生认真学习过的。

　　侯先生建议，中学的科目设置应适当细分专业课，将目前大学适应专业、找主攻方向的阶段放到中学，顺延的设置就是改革高考科目，由专业课、基础课构成。

　　这样，靠死读书来获得基础的数学、英语、语文等就可在中学阶段完成学习和考核，而高考则真正成为公平选拔专业人才、进一步进大学深造的考试，这也能消除大学专业不是自愿进修的盲目，避免了大学生毕业后出现的目前大规模专业不对口的人事任用问题。

　　编后语

　　这是时报《高考30年》大型策划报道的最后一组了，读者的热烈反应给了我们极大满足感的同时，也使我们对它终究要结束有点依依不舍。

　　此前，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撷取了一小滴，来审视高考的恢复对中国社会以及对我们个人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我们给了它一个很高的评价，因为我们觉得它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而今天我们则将目光投向了未来：高考在改变着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同时，也越来越被它自身的一些痼疾所困扰，对这个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的唯一一种相对公平的、全国性的人才产出机制，有人甚至提出了“废除高考”这样的极端建议，但我们觉得更需要的是像今天专家们所展示的、建设性的思考，在这个几乎影响到全中国每个家庭的、令人爱恨交加的制度——高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我们必须找着北，我们一定能找着北。

　　也许，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贡献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