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王立山：我和在1997年相识，曾经是邻居

王立山是1991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本科，并非网上说的同济医。他于1995年来美的。开始头4年是在印第安那大学的遗传系度过的。我跟他相识在1997年。后来，他也搬到我住的小区。我们就成了邻居。我们家当时开放做查经班，他也时常来往。他的大儿子当时只有4~5岁，很聪明，但被惯得很野。王立山是从福建一个小城考到北医的。我在福建呆过，我知道能在福建考入北医，他的分数也足可以上清华北大。所以王自视很高，很像现今所说的“凤凰男”。

99年的时候，他说他不读博士了，直接去做博士后。他当年去德州UT southwestern面试，还是我去机场送他接他的。他离开印第安那时，我们还在他家镐party欢送。没想到10年之后，他竟然想不开到这个地步，致病妻幼子于不顾而走上绝路。

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是一个条件非常差的医院，它看上去像中国70年代的医院。它在Brooklyn区里，主要服务没有收入的移民和穷人。Attending（主治）以印巴和中东来的IMG为主。住院医生中，100%的IMG，中国毕业的医生有30%。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有办法，没人原意在那儿当住院医。印度的主治和住院医生对中国背景的住院医，总得来讲，只要你不犯大错，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当然，医生是个高压力的职业，你指望上级医生对你nice是很难的，尤其是当你的英语是很不灵光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医生私底下都瞧不起印度医生和美国本地医学毕业生。王立山毕业于北医，medical knowledge和skills自是不差。再加上他的“凤凰男”的背景，40岁时总算进住院医program，心高气傲在所难免。这必然导致在他两年的住院医生训练中，跟老印们有不少磕磕碰碰。Vajinder Toor是07-08年度的住院总（chief resident）,王立山当时已经是PGY-2的住院医生，最苦的PGY-1的实习医生阶段(intern)已过去了。照说Vajinder Toor已经很难找他什么茬子了。王立山在那时被解雇，跟他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当然，中国人英语不好，讲话一着急，嗓门就高了。人家一听就认为你在yelling at him。进而就认为你在使用abusive language。

不独王立山，很多中国人都吃这种亏。我在数年前，就因为badge的问题，在我前公司门口被security拦住。我当时急得赶个会议，就跟保安争执起来。事后，保安部门到HR告我，认为我使用abusive language and posture。我在一周后被解雇。要知道当时在大药厂正式职位是多么难找和宝贵啊。我当时受到极大打击。但还好我很快找到了合同工作。我之后吸取教训。跟任何人讲话都礼貌有加，尤其在讲英语时。现在想来，如果王立山当年跟我保持联系，他也许能吸取我的教训，那他就不会被解雇，那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即使在08年，王立山被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解雇后，他也不至于跌落到只能找技术员的工作的地步。以他10年的medical research和两年的US clinical experience，他完全有机会到药厂找个pharmacovagilance的工作，作个assistant medical director应该是不难。根据我们公司的招聘条件，他是qualified。这种工作起薪十万美元左右，但非常要求有US clinical experience，一年就可以了。王立山是完全够条件的。可惜我们多年没有联系，他没有药厂的朋友给他这样的信息。我深感遗憾。 此文写给在美国曾艰难奋斗和正在奋斗的数十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们。愿我们能携手共渡难关，为我们的后代开辟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