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经营一个万亩农场

在加拿大经营农场，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加拿大的农场主，可能是从国内移民来的，也可能是本地世代务农的欧裔家庭。他们的节奏、困境与收获，也许能为我们这些身处城市、常感疲惫与焦虑的人，提供另一种解答。

这篇长文是我正在进行的“加拿大农场主系列”第一篇，我将陆续采访散布在加拿大各地的农场主，讲他们的故事，也分享他们对自然、劳作、家庭、孤独的理解。

他曾是化学博士，也曾是北京的创业者，命运无数次改变了他的方向。后来，他成了加拿大草原三省上为数不多的华人农场主，在风大雪厚、地广人稀的萨斯喀彻温省，经营着上万亩土地，种麦、种豆、种菜花，春耕秋收，看天吃饭。

岁月像是绕了一个圈，把那个从书本中突围的农村孩子，又送回了田野。只是这一次，换了一片大陆，也换了一种命运。

如今的付德超，是加中农业促进会理事长，阳光农场的经营者。他和风打交道，和雨水讲条件，和邻居一起修机器、谈天气。他的身影，已然融入这片辽阔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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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德超出生于1960年代的河南农村。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冬天没有棉衣，鞋是母亲纳的布鞋，一旦下雪就湿透，走几步就冻得脚麻。家里缺油缺蛋白，孩子们多是黄头发、大肚皮，典型的营养不良。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却意外地长得极高，成年后个头接近一米九。村里人都叫他“大付”，这个外号一直跟着他，直到移民加拿大后，朋友们依然这么称呼他。

1979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三年，他考上了大学。从此一路读到南开大学的博士，用时整整十年。

1989年毕业后，他进入深圳的南海石油公司。虽然名义上是石油公司，实际上既没有油田也没有炼厂，只能靠自主研发洗涤剂、润滑油等产品维持运转。他在那里做过研发，也跑过销售，摸索过市场。

几年后，他去了北京，尝试创业，在建材城经营涂料生意。

那时候，大付的生活几乎被应酬填满，每天都在奔波，顾不上家人。儿子对下棋感兴趣，他棋下得也不差，原本是个可以一起安静坐下来的父子时光，但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只能让儿子去报名参加棋艺班。

他的妻子出生在陕西，大学学的是文科。两人在深圳相识、成家。相比之下，太太对出国一直更为积极，而付德超本人当初对出国并无明确意愿。

那几年，身边很多人都在办理移民。他也动了心，加上当时在北京做涂料生意并不顺利，便顺势提交了申请。这一步，其实和当年离开庄稼地上大学一样，是对另一种活法的尝试。

1999年，加拿大向中国开放技术移民。他有化学博士的学位，得以顺利移民。温哥华是第一落脚点，因为那里有老同学可以接应。刚来时最难的是钱——北京的房子卖了几十万人民币，换算下来也不过几万美元，根本就不够花，也不敢花。他和妻子的当务之急是找工作。

妻子最先找到工作，打一份小工，每小时7.5加元的工资，头几个月就靠着这份收入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后来，大付也在一家化学公司找到了对口岗位。

这一做，又是十年。

2010年，大付突然病倒了，病得不轻。他不得不停下工作。那段时间，有朋友说，萨省的土地很便宜，何不去看看，搞个小农场，养身体，也换个活法。

他犹豫了一阵，最后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一到那儿，一望无际的田地让他怔住了。那是他从未拥有过的辽阔，童年时的饥饿、拮据、紧张，仿佛突然被某种东西一股脑唤醒了。他站在风里看着那片地，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悲凉，但有一个念头特别清晰——有了这片地，就再也饿不着了。

于是他留下了。也许是气候、水土，或是简单的饮食习惯适合他，身体状态竟然慢慢好转了。人也变得安静，整日和土地打交道，看庄稼出苗，看四季轮换。

其实那几年，萨省的农业正处在低谷。农产品价格低迷，很多农场主撑不下去，开始抛售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挂在市场上，价格跌得厉害。大付原本只是来养病的，倒没想过真去种地，倒是他的大儿子听说这事后特别兴奋，天天撺掇他：“爸，这地一定要买下来，钱不够咱借也得买，错过这机会就没了。”

2011年，终于下手了，买了一块地，11000亩，差不多是1000个足球场那么大，花了56万加元。其中一半是贷款，手续意外地简单。那时候加拿大对农业扶持力度很大，农业贷款几乎是白送，年限长达99年，没有利息，也不要求你有什么职业背景或收入证明，基本上你愿意种，就能贷。

那几年，一些中国人也闻风而至，大举买地。但他们多数不亲自下地，而是将农场变成资本运作的工具。地价飞涨，当地人很愤怒，最后政府收紧政策，把贷款通道彻底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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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大付父子连播种都不会，所有农活全是跟着别人一点一点学的。他们能赶上贷款政策的红利，赶上地价的上行周期，这些是运气。但更重要的，是人。

邻居帮了很多忙，萨省农民的淳朴让大付感慨良多。但最让他意外的，是当地的县长，Richard，他本身也是个农民，只是兼职管理政务。他没事就开车来地里看看，问大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后来，大付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问他为啥对我们这么好？县长说：“我不是在帮你，是在帮你儿子。你儿子肯种地，我们这儿六十岁以下的农民已经不多了。来了一个年轻人，肯弯腰下地，我当然得想办法帮他。”

那一刻，大付挺震撼的。和他在河南小时候经历的农村相比，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政府不是来管你的，而是真的在扶你托你。

对大付本人来说，在加拿大做一个农场主，和他残留在记忆中河南农村的种地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加拿大，农业高度机械化，人工劳动几乎被设备取代。他笑称，在这儿当农场主，只需要知道哪是麦苗、哪是杂草，知道什么种子埋下去会发芽，地就能种起来。但话虽这么说，他却一点不觉得这份工作轻松。在他眼里，“农场主是一个万能人”。

从最基础的驾驶技能说起，在加拿大，只要持有一级驾照，就可以开巨型卡车，这在别处已是一份体面的职业，而在农场主这儿，只是日常操作。除了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收割机必须了如指掌，还得会修、会保养。近年来，无人机、精准喷洒系统等高科技装备也逐渐成为标配，农场主也得跟着不断学习、升级。

而农场也是一门生意。在加拿大，粮食是可以卖期货的。在经营的第一年，大付试着用期货交易来卖粮食，播种时就将未来的收成卖了出去。结果当年秋天收购价上涨，他们虽然保本，却错失了一笔可观的利润。这次经历让他明白，农场主不仅要会种地，还得看盘面、读数据，做的是综合判断力极高的工作。

“我们理念中的农民，往往是文化水平低、靠体力吃饭的人。但在这里，农民要掌握的知识面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多得多。很多所谓高级职业的技能，在这儿不过是农场主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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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便利，大付在萨省首府里贾纳买了一套房子，农场离那里约有80公里。每天早上，带上食物，出去一天，晚上再回来，生活简单而规律。

萨省的夏天日照时间长，早上五点多天就亮了，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天黑。这一季是最忙的时候。播种期集中在五月和六月几天里，时间窗口极短，一旦错过，整年都要受影响。那几天，他恨不得不睡觉，白天干，晚上继续干。农机装备了大灯，夜间也能作业。播种时，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够用，得累趴下才甘心停下来。

但收割又不同。因为夜里有露水，潮湿，机器进地后容易卡住粮，不仅效率低，还可能损坏收割机。所以秋收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争分夺秒地抢时间。整个收割期里，他和三个儿子几乎可以包下全部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就临时雇上两名帮工。

冬天相对清闲。虽然田里不忙，但也不能完全歇着，因为设备要保养，有时还要处理账务和来年种子的预订。

相比城市的四季如一，农场的生活是跟着天光与土壤走的。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也没有假期的概念。但节奏清楚，身体知道该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歇，土地也会用收成告诉你这一年到底过得怎么样。

刚到萨省时，付德超对加拿大农业的认知几乎是一片空白。他过去在中国农村积累的有限经验、方法，在这里几乎派不上用场。一切都得重新学习。

萨省的面积是四个河南省的总和，人口却不到110万，相当于中国一个县的人口。地广人稀，邻居之间的距离以公里计，十公里之内有人家，就已经算是近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和人之间更依赖彼此，这不是出于社交，而是出于求生。

如果车子陷入沟里，周围的农民要是知道了，哪怕手里农活正急，也会开着车过来帮忙拖车。

有一次，他的弟弟在农场帮忙时受了伤，才真正感受到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紧张。镇上只有一个卫生室，平时只有护士值班。护士能做最基础的包扎和判断，如果需要医生，不是病人去找医生，而是由她决定是否联系医生，甚至是否启动直升飞机的医疗救援。一次，邻居突发心梗，政府的直升机二十分钟就赶到，把人救了回来。后来那位邻居说，自己已经被直升机救过两次了。这些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萨省的冬天极冷，最冷时可达零下五十度，但没有人冻死。当地人常说，没有不合适的天气，只有不合适的穿着。这里，每户人家都习惯性储备足够一周的食物，风雪来时窝在屋里，政府的铲雪车会在风雪结束后第一时间清理主干道，生活从不因此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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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让大付感到震撼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农业逻辑。

起初他仍本能地带着中国农村的思维方式来管理农场，但很快发现处处不通。首先是耕种方式。在中国，不翻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在萨省，翻耕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操作。当地人推崇免耕，即不翻地，直接在前茬作物残体上播种。这种方法可以有效保留土壤表层结构，减少风蚀，维持微生物和蚯蚓的生存环境。有人告诉他，萨省至少有六十年没有大规模翻耕土地了，但土壤并未退化，相反更健康。而中国的沙尘暴，部分根源正是来自于对土地的深耕滥翻。

中国农民觉得翻耕是必须的，但实际上它代价极高，不仅耗费大量柴油，还会破坏土壤结构，导致板结。加拿大农民讲的是顺势而为，能不动的就别动，不去打扰，是一种尊重。

农业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大付经常思考。是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压榨价值？还是留给下一代一块健康的、可以继续耕作的农场？”

在他的家乡，为了保产可以抽干地下水，小时候两米就能打出水的地方，如今打一百米也难觅水源。而萨省，地下水位依旧稳定，不是因为这里更富裕，而是因为制度和文化不允许透支未来。

当地农民不会为了追求高产而滥用农药化肥，也不会为了眼前方便去破坏自然结构。有华人买下农场后，想填掉地里一个碍事的水坑，结果被周边农民质疑，“它比你来的早，怎么就碍事了？

在这片土地上，自然不是可以随意征服的对象，而是需要共处的生命体。

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农民习惯从每一寸地里榨取最高产出，加拿大农民却更看重长期平衡。这也是为何他们很少在地里施重肥、打毒农药，宁可产量少一点，也要保住土壤的活性。

你想的是赚一季钱，还是传一块地给下一代？这个问题，大付如今早有答案。

在萨省，农业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产业形态。

这里地广人稀，人均土地占有量极高，农场普遍规模化、设备大型化、管理高度自动化，加之低人口密度，整体劳动效率远高于中国农村。

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是农业资本家。哪怕是最普通的一户人家，其农场也往往拥有几百万加元的设备资产和清晰的经营账目，运行方式更接近一家中小企业，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种地糊口。

这种产业结构带来的最直观结果，是极低的单位生产成本。以小麦为例，萨省的农民如果能卖到五毛钱一斤，已经非常满意了。而在河南，即使小麦卖到一块多，农户也未必能真正赚到钱。两者差距背后，不只是价格，而是体制、方式与效率的全面差异。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的作物产量虽然不高，但品质出众。他们不追求“N连增”，而是慢慢地种、合理地管，土地不过度施压，作物可以悠悠然地生长，这样种出来的粮食当然也更健康。

中国之所以要对加拿大小麦征收高额关税，正是为了抵挡这种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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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在国外种地是件轻松赚钱的事，但在大付看来，这并不准确。

在加拿大做农场主，是苦乐参半的职业，需要运气、知识、技术，也需要对不确定性的长期忍耐。表面看，它充满诗情画意，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门高风险高投入的生意。

“不是轻松赚钱。”他说，“养活一家人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你有一定的规模。”农场经营的难度，不在日常劳作，而在不确定性。农业受自然影响极大，加拿大粮食大部分依靠出口，收入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粮价波动。如果哪一年俄罗斯、巴西也大丰收，加拿大的粮价就可能暴跌，甚至赔钱。

有一年病虫害来得早，农药使用受限，眼看着地里出问题，却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眼睁睁损失掉一季收成。

2017年，萨省大面积干旱，大付的农场也未能幸免，当年亏损严重，是这十几年里最难的一年。

大付的大儿子是全家里最热爱农业的那一个，也是最早鼓动父亲购买农场的人。从学习耕种到投入管理，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情感。那一年，他投入最多，种得最勤，赔得也最惨。

这次打击几乎压垮了他。那年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缓过来。

十几年农场经营下来，大付真正想放弃的时候并不止一次。有两年，他差点就准备收摊了。好在拉长周期看，还是赚的多。尤其是2022年，全球因俄乌战争导致农产品紧缺，而加拿大正值丰收，那一年几乎赚了十年的钱。

俄乌战争对整个萨省的农业都是一个极大利好。一个七十多岁的本地农场主对大付说，他种了一辈子地，只赢过三次，这就是一次。

疫情那两年，也是萨省农民最好过的光景。通货膨胀严重，但农民反而成了受益者，因为他们正是通胀的源头，他们卖的粮食，也是最底层的原材料。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农民不受边境封锁影响。别人不能跨境，他们可以。一个配件坏了，必须从美国买，就可以豁免出入境限制。

赚了钱之后，农民也会消费。换台新的皮卡、更新农机设备、加盖粮仓，这都是常态。冬天去外地度假，更是一种普遍生活方式，那也是属于农民的犒赏方式。

在付德超看来，土地从来不是单一的概念。它既不是纯粹的资产，也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对他来说，经营农场，是三样东西的叠加：工作、生意与生活方式的完美结合。

“土地很特殊，”他说，“它是一种优质资产，是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它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工具，是农场不可或缺的组成；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一片良田，他可以笑看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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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喜欢的那块地，是房子所在的高地。那是一处地势略高的小丘，站在屋前，整片田野尽收眼底。天气好的时候，视野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每年庄稼盛开的时节，成片的油菜花和豆科作物交织在一起，黄绿交错，在阳光下泛出微微的光晕。风一吹，整个地面像水一样起伏，像是一片无声的浪潮从远处缓缓涌来。站在那里，会生出一种幻觉，不是你在看土地，而是土地在呼吸、在回应你。

阳光、空气、视野、安静，这四样东西组合在一起，成为他心中理想生活的全部定义。没有城市的噪音，也没有人来人往的喧嚣，只有风吹草动和偶尔几声鸟鸣。

他说自己不怕寂寞。相反，那种没有光污染的夜晚，反而让他觉得踏实。站在院子里，抬头就是铺满整片天空的星海，清晰到可以数星座的轮廓。有时候还能看到极光，像水墨一样在天上晕开，远远比照片里壮观得多。

城市里永远看不到这样的夜空。

有时候，夜晚风很大，草在院子外面来回摆动，像是在低声说话。他就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天，什么也不做。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和这片土地之间，不再有任何陌生感。

他们现在经营的农场，前任是一位德国裔老农，靠这块地养大了四个女儿。交接那年，老农夫对他说：“我们一家在这片地上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轮到你们一家了。”

那一刻，付德超心里很有触动。老农夫不再经营农场的原因，是四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家里成了空巢。他觉得，也该退休了。头三年，他们夫妇每年都会回来看看，关心有没有遇到困难。如今他们依然住在附近，有几百万的收入，却租房住，不置产业，也不外迁。那种人和土地的关系，跟他过往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样。

“他们更重过程，我们更重结果；他们更在意土地，而不是拥有土地。”他说。

在中国，土地意味着身份与资源。而在加拿大，许多农民更倾向于租地种植，不执着于所有权，但深切地珍惜使用权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链接感。他们和土地相处的方式，更像是合作，而非控制。

这些年走下来，付德超逐渐理解这种关系。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他经历过高峰与低谷，看到过孩子的投入与失落，也慢慢读懂了农场的节奏。他开始相信，有些价值，不是通过收益表来衡量的，而是藏在一代人又一代人接手土地、走进田野、看天吃饭的生活之中。

大付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曾在农场生活，一起做过农活。但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离开。

其中一个原因，是家庭内部对生活方式的分歧。大付的太太始终对萨省的农场生活不感兴趣。那里的孤独、节奏、社交的缺失，对她而言是一种压抑。她希望孩子们有更多选择，也更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和环境。因此，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她倾向于引导他们离开农场，进入更开放多元的空间。

最小的儿子从小在城市长大，后来考入安省的大学求学。太太因工作调动，也逐渐将生活重心移到了东部。老二则在萨省完成了大学教育。

四五年时间里，家人陆续分批离开了农场。那个曾经承载一家人共识与奋斗的土地，逐渐只剩下付德超一个人在坚守。

“很正常。”他说，“当地农民家里，也有人离开了土地，总会有人回来。”他不对未来做阶段性的预期，更不强求子女一定要回来接手。他明白，这代人与下一代之间，对土地的理解方式终归不同。

至于农场的未来，他也有自己的打算。雇人托管是一种可能，逐步退出日常管理，让土地进入新的生命周期。毕竟，加拿大农场断代的问题虽不罕见，却也并未构成真正危机。

如今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极高，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农照样能独立驾驶现代化拖拉机作业；而土地本身，也很少真正流入市场，大多数还是家族内部代际传承，五代、六代，延续至今。国家在政策层面也始终鼓励传承，给出税务、贷款等多方面的支持，以维系农业生态的连续性。

“能不能有人接手，不是问题的核心。土地不会轻易断。总会有人回来，或者另有人开始。”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些关系不是一代人就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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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几年的农场生活中，付德超几乎没有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阂。相反，他始终觉得当地人友好、包容，不论肤色，不论出身。真正困难的，不是文化冲突，而是孤独时刻的心理承受力。

最孤独的阶段，是2017年农场亏损之后。那一年，全家人都受到了打击，太太和孩子动了离开的念头，农场变得沉寂。他却没有动摇，“我挺愿意融入那个环境。”他说，“天地之间只有我，人变得无限渺小，但心也变得宽广。没了傲气，也没了抱怨。”

那种辽阔和沉静，不是一种苦，而是一种洗礼。

白天他在田间驾驶拖拉机，夜晚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吃饭，听着本地电台播报天气、作物行情、城里举办的集市通知。有时开车绕地边巡查一圈，天边亮着霞光，风吹着麦苗，他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是完全的一个人，但却并不感到恐惧。

偶尔遇上下雨天，他就会去镇上的小酒馆坐坐。酒馆不大，里面摆着几张木桌，熟客们喝着啤酒、聊着天气。他坐在吧台边，不急着说话，只听他们讲庄稼、讲机器修了几天才修好，讲哪个邻居的牛跑丢了又找回来。他不属于他们的过去，但在那样的时刻，他感觉自己确实又是他们的一份子。

有人问他，如今怎么看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还是农民？

他停了一会，说：“我是土地上的人。”

他的童年没有关于故乡的眷恋，更多的是饥饿与寒冷。他不怀念那段日子，也并不执念于身份归属。他说，小时候就想着要离开；后来真的离开了，也没再回头。

对他而言，身份不是标签，而是一种状态。他不再期待归属，只想静静地与土地共处——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下雪时在屋里修机器，看星星。

在这样辽阔而缓慢的生活里，他不再焦虑于被理解，也不再执着于证明。他只是认真种地，认真生活。仅此而已。

回望这一段旅程，若说最自豪的事，大概是能靠自己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度过了十几年风雨。而若说遗憾，他也坦然：“如果一开始来到加拿大，就直接下农场，而不是先去化学实验室，可能会更好。”但人生的路径很少能重新排布，他也不抱怨。

至于中国的农业，他仍然在关注。“有些地方已经不翻耕了，比如河南，有的地两季，一季不翻耕了。”他说。但遗憾的是，很多农民不知道这些方法，信息传不到他们耳朵里。他并不责怪农民，而是批评那些本该承担传播责任的农业科研系统：“我怪那些农科所的人，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想不出办法，把技术真正送到地头去？”

他认为，中国农业的问题，不只是技术和产权，更深层的是文化里的急功近利。能不能接受短期减产，为了不透支土地的未来？能不能放下对翻耕的执念？能不能不再把农业当成对土地的挖掘，而是一种合作？

对于农场的未来，他没有预设，也不执着于接班。“这代人的故事，会不会被忘记？也许会。”他说得平静。

但土地会记得。他们已把一段生命埋进风里，融入土壤。那些奔波、焦灼与欢喜，随四季起落，沉入草原深处。也许多年以后，当风穿过田垄，当谁在黄昏聊起旧事，有人还会记得——这里，曾经站过几个远方来客，步伐笨拙而坚定。

如果命运宽厚，或许他们的子孙，会以另外的方式，与这片土地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