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助理教授第一年：别习惯说OK

我工作的大学校园坐落在一处山丘上。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我都会开车穿过中西部平原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朝着远方云朵触碰大地的方向。车程的最后2分钟，我开始爬坡、转向，在高处回看来时路已被树冠遮挡。迎面而来的是停车楼里的漆黑一片。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助理教授，终身教职轨道。31岁，第一份工作才刚开始。此前的七年博士研究生时光，我把人生意义附着在对这份工作、这个头衔、这种轨道的希冀上。签好合同后，我在朋友圈宣告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但我深知，这其实是一个谎言。一个幸存者粉饰的谎言。那七年间，我每周几乎都有想放弃的瞬间，也试图探索过别的职业路径。仿佛只有在幸存之后，那些不坚定和彷徨才能够被原谅。

他们说，一个外国人能在私立文理学院找到一份文科教职，你一定拥有过人之处。于是，当我第一次走进写着我名字的办公室，坐在崭新的升降桌前，我便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拥有任何“过人之处”。以及如果有，我是否需要不停地向他人展示、证明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办公室助理向我介绍了系里的打印机使用方法，交给我一台空气净化器，告诉我这边、那边柜子里的文具用品都可以随便拿。此外，她提醒我买书记得告诉她，因为她会用系里的资金帮我下单。博士期间因为打印限制以及纸质书的昂贵，我已经强制自己养成了电子阅读的习惯。当听说无限制的打印和购书可能后，有一瞬间我觉得来到了天堂。

正式开学前为期一周的入职培训，我照例坐在会议室角落，心里默数着新老师中的非白人数量。好的，那是一个深色皮肤的男老师。好的，那位女老师头发和我一样黑。啊，坐在那边角落的看上去是一个印度人。不对，他的英语太标准了，应该是出生在这里的印度裔美国人。OK， 深呼吸，我是唯一的东亚面孔。没关系，我可以的。没关系，应该不会比读博更困难。

第一个学期我要教一门课，两个班。系主任告诉我这是新入职才有的特权，有些系的老师一学期要教三门不同的课程。她问我对排课时间的偏好，我回答都行。我的课程于是被安排在了周一和周三下午1点到4点之间。显然，其他时间都是其他老师的偏好。渐渐地我才明白，周二和周四上课意味着周一和周五连上周末，每周都可以有四天小长假。上午上课，老师和学生的精力都更好，下午也方便早回家陪孩子。我没有生活，不需要周末。我没有小孩，下午也不需要早回家。年轻新老师，也就意味着没有偏好。

第一堂课的情形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能想起18个学生毫无表情盯着我看的样子。这是一门我没有教过的新课，女性主义概论。与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有重叠，但更多的是陌生的理论、人名、以及文章。第一周课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我需要用一门不是我母语的语言、讲述那些并不是从我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知识。”

学生们都叫我Dr. Yao或者Professor Yao，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是在喊另一个人。我则花很大力气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非白人学生的名字比较少见，让他们教会我正确的发音后就能很快记住。大部分白人学生的名字重复率则很高，很多在我看来长得也很像。我在课堂上不止一次把Michael叫成Jacob。有一次他们俩甚至挨着坐在一起，还同时举起了手。我看着他俩相似的运动装以及同样卷卷的金发，只能在心里默默尖叫。

听别人说，文理学院课堂看重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于是我尽量缩短自己的讲课时间，在课堂中设计不同的活动，用提问的方式教授知识点。我还积极参加学校每周的教学工作坊，从别的老师那里学来一套套辅助课堂讨论的方法，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发言。每次提问后的沉默时间，我都觉得是那样漫长。在学期末的教学评估中，一条评论却写道，“能看出这是她当教授的第一学期。上课她自己讲得太少，反而都让学生来说。”看来我和他/她对文理学院教育有着非常不同的想象。

走在校园中我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学生。一位行政人员因此向我道歉，发来长长的邮件解释，还夸赞我年轻、羡慕我的“亚洲人基因”。“不能怪他们”，我告诉自己，“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经常穿着和学生一样款式的运动鞋、Z世代女生中流行的紧身上衣去上课。我使用和他们一样的时髦水壶，放在办公室的润唇膏也是TikTok上很多人推荐的品牌。是的，我也会刷TikTok，我想知道我的学生们每天都在关心些什么内容。我的学生中一半以上都是运动员，虽然我对职业体育项目一窍不通，每周有空也会看棒球、橄榄球、篮球比赛转播，或者至少知道近期大的赛事。我想做一个和学生充满共同话题、打成一片的老师。

但我也逐渐意识到，对于大学老师这份职业来说，年轻和平易近人实则是一种劣势。系里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在旁听完我的一次课以后，说起我上课说了太多“OK”、我太“sweet”，学生可能会觉得我没有权威。权威，威严，这是离我多么遥远的词。课上我和学生讨论起一位典型的大学教授或者科学家的形象，我意识到我在所有维度上和一位“典型的大学教授”都不一样。每当我在答疑时间或者邮件中，向学生一次次解释我的打分方式时，我都会想，如果我是一位年长的白人男性，他们还会用理直气壮的语气让我打更高的分数吗？

春季学期开学前，我决定向系里表达我的偏好。于是我的课程被排在了早上10:30-12:30，清醒且活力充沛的时间。我依然教上学期教过的女性主义概论课，以及另一门崭新的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AI技术的课。对此我充满期待。我给学生布置了关于AI技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影响的最新研究文章，和他们一起讨论现代科学与数据化背后的认识论假设。每周我们还会用定量方法尝试回答一个女性主义的研究问题，试图打破学科界限与方法壁垒。这些话题和讨论都让我着迷，虽然时常备课到深夜，但我每天都感受到智识上的进步。这段时间的日记中我写道，“应该很少有人会说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真的想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而当周围世界一切都走上正轨时，外部世界却开始风雨飘摇。行政令、裁撤政府部门、缩减科研经费、移民遣返、关税……一条条新闻爆炸式涌来，人人都忧心忡忡。另一头房间中的大象，则是AI技术对教学过程的冲击。学校要求我们设计的每一项课程作业都要考虑AI的潜在影响，越来越多的作业和考试都回归到课堂手写形式。这两方面冲击对现在的美国大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叩问的也都是大学教育存在本身。

在这些忽远忽近的冲击中，我谨慎且专注地上完了春季学期的课程。我试着改掉说太多OK的习惯，但不知是否奏效。在学生口中我是那个“超级友好和平易近人的老师”，这也就意味着我离权威依然还有很远距离。我的办公室有了几个常客，他/她们与我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关于友谊、爱情、信仰、政治等等，我则招待他/她们质量上乘的中国茶叶。在他/她们的邀请下，我去了女篮队比赛、穆斯林学生组织的开斋节、以及琳琅满目的跨学科讲座。我时常感受到外部世界在崩塌的同时，我的周围生活却越来越具体。“你只能做好你正在做的事情”，一位年长老师这样对我说到。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回家的路会从缓缓驶下小山丘开始。这时学生们都不知所踪，校园变得安静而神秘。道路两旁的树林间，经常能看见鹿群正低头吃草。偶尔它们决定要穿过马路，车辆都会停下来给它们让路，排成一条长龙。司机们都探出头来张望，仿佛此刻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鹿群平安通过。一只、两只…五只都通过后，鹿群消失在教学楼背后的树林中。下班的车流开始恢复，行驶仍在继续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