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社工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不了纽约客

01

纽约的母亲河哈德逊河上，绿色的自由女神像威严地立着，密密麻麻的游人乘着船来到她跟前，仰视着、围绕着，好像在进行着某种宗教仪式。神像的阴影里，我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藏起未知的惶恐，试着在往后的几年里像一个纽约客（New Yorker）一样生活。

2016年8月，我来到纽约，在华盛顿广场边的社会工作学院上学。学院里有欧式的雕花廊柱，深红的呢子地毯，大堂里的水晶灯管里微微跳着淡黄色的光。庄重的大理石墙面上镶嵌着半地下室的大窗户，白炽灯永远亮着，好像商店精美的橱窗在对外展示着年轻学子特有的轻快。

我原本想读心理硕士，奈何心理课程对数学统计的要求很高，走向常常是融合生物或者计算机学科，作为文科生的我因而改道选择了包含很多心理学课程的社会工作。

课堂上，基本没有什么规矩。学生们坐在座位上，不用举手或者起立，就能和教授交流看法。教授们是典型的美式教育风格，每个观点都能得到他们热烈地回应和夸赞，唯一的要求是，大家在课上都要使用英语交流——比如，课上碰巧有两个中国学生，小组讨论时两人就会忍不住说几句中文。教授觉得这是对其他听不懂这门语言的学生的不尊重，我们觉得老师说得有道理，基本还是能遵守要求。

我的同学中有戴着黑色小帽的犹太人，完成学业的同时在准备宗教的测验，预备成为受人敬仰的拉比（Rabbi，犹太社区中的宗教导师）；有生活拮据的美国小镇男孩，为了赚生活费，周末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做兼职男护工；有叫自己“山姆”的酷酷女同学，手腕上深深浅浅的刀痕和奢侈品金镯子交织在一起，她会在课上用沙哑的嗓音跟我们分享过去的创伤；还有白化病女孩，牵着一条高大的导盲犬来上课，思考的时候，她垂着眼帘，白色浓密的睫毛会轻轻颤动。每次她来，教室里总是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同学们都喜欢在课间和她聊天，抚摸趴在她脚边的大狗。

社会工作学的课程涉及心理、文化和政策，帮助学生成长为能帮助弱势群体的人。课程都是小班制，注重实操和交流。有一门课教的是小组治疗（Group Therapy）。大家每堂课模拟一场治疗，充当需要帮助的人群围成一圈，一位社工角色的同学则坐在中间主导这场谈话。大家一个接一个分享，在某个人说得太多或者太少的时候，“社工”会适当介入，确保每个人都有时间分享。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互相帮助，消除羞耻感的同时找到认同和归属。电影里的戒酒会就是这种形式。

每次小组治疗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谈创伤”，大家就讲自己生命中的创伤，有人太过投入，甚至会落下眼泪。一次，一个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女同学分享，她妈妈是被迷奸之后生下了她，又怀着对人生绝望的心情嫁给了迷奸犯，虽然在她记清生父的样子前两人就离婚了，但她仍然活在间接毁掉了母亲一生的愧疚感中。

这是2016年夏天的尾声，树影正渐渐褪去浓郁的绿色，淡蓝色的天空开始变高，空气中有了些许清凉的气息，街道上还能断断续续听到冰淇淋车“铃铃”的音乐声。那会儿我来纽约不久，还是个懵懂的青年，带着少年过渡期的天真。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异国的课堂上，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陌生人，会分享彼此心底最深的秘密。这让我对纽约的印象新鲜又生动，对未来的希望，好像洛克菲勒中心巨型圣诞树顶端的水晶星星一样透亮闪耀。

2016年11月，川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当晚，我正在学校里上课，窗外，失望的示威者在街道上游行，反对川普的口号一浪浪翻涌，敌对的蓝色旗帜的残影无数次掠过窗口。窗内，是反差鲜明的安静。金发的中年女老师语气和脸色一样苍白，已经没有办法讲课。

几天前，老师还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要是川普都能当选，她就穿着川普支持者的印花裤子去川普大厦门口跳舞。那时同学们都笑了，都觉得川普当选是没有可能的。教授们听到川普的名字，都会从鼻孔里冒出一缕冷哼，根本懒得提起他的政治主张。纽约，连同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所在的其他东西部沿海城市都是坚定的“反川城市”，满街都是反对的横幅和模仿川普样子做出来的滑稽玩偶。

女老师脱下黑框眼镜，不停地揉着眼眶说：“太遗憾了。”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几乎在用安抚小猫咪的语气跟丧气的学生们说话。没讲两句，教室的后方隐隐传来啜泣，然后传染了整个教室。几个白人女生搂在一起无力地呜咽着，好像没有其他人的支持，就要瘫倒在桌上一样。男同学把手叉在胸前，锁着眉，面无表情地看天花板。作为外国人的我并没有跟着哭泣，只觉得陌生和迷惘。虽然在留学生当中，对川普要收紧绿卡政策的恐惧已经蔓延开来。

随着选举结果公布，川普“赶走移民”的口号触发了很多美国人心中对亲戚朋友将被驱逐的愤怒，和对自己国家吸纳移民而繁荣伟大的基础即将崩塌的恐慌。与之相反，川普最坚实有力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红脖子”大喜过望。他们是最早的白人殖民者的后代，固守着位于美国中部和南部面积不小的庄园和农田，裸露在衣领外的白皮肤因从事农活晒得红通通的，因此得名。

“红脖子”受教育程度往往很低，笃信严格的宗教教义，跟不上现代化的脚步，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越来越低。他们常觉得是外来移民和过于开放的文化抢走了他们曾经的优越地位，而川普的上台重新燃起了他们夺回“家园”的希望。这个群体对川普的拥护近乎疯狂——后来川普连任失败，他们甚至狂热地为川普武力占领了象征美国最高权威的国会山。

课后，在等车的时候，一起实习的拉丁裔同伴与我闲聊。她本科读新闻系，对我说川普对新闻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她郑重地总结：“美国人失去自由了。”

列车进站，“隆隆”声吞没了她尾音里的叹息。

02

纽约地下从不熄灯的站台上，列车24小时来来往往，生活也像站牌上的列车走走停停，无论符不符合预计的时间，仍旧要驶向下一个节点。

在我很喜欢的艺术治疗课上，我跟着老师画画、捏橡皮泥，有种久违地回到小时候课堂的感觉。从前接受心理咨询的人叫病人，现在为了不触犯美国社会中重重歧视的陷阱，叫客户（client）或者参加者（participant）。我们要学会用这些方式带着客户放松心情，也要学会从艺术作品里读到客户的心情和想法。

那天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每人画一个小人，我随手画了一个睡着的小女孩，双手摆在胸前，睫毛长长的，睡得很甜。老师又让我们把自己的小人剪下来，和邻座同学的小人拼起来，围成一圈。老师走过来，看着同学们的小人都拼成了手拉手的样子，唯独我的小人手摆在胸前，只能和大家尽量挨着。

我是这堂课上唯一的亚洲人，一头金色小卷发的老师关切地看着我，眼神里竟然有点难过，“你是不是有无法融入的感觉？你的小人是防御的姿势，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呢。”

想来想去，老师惊人地没有说错。

到美国不满一年，我就发觉即使在纽约碰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和善又富有教养的，可还是会偶尔遇到像踩到下雨天松动的地砖一样往外喷溅污水的人。嘲笑不总是无声的，刺耳才是常态。

海外华人骄傲地坚持自称“唐人”，试图用盛世装点名头，但一些外国人不理会，执着地揭我们被鸦片烫伤的陈疮，用双手提拉着他们想象中的单眼皮。他们拉高了分贝，嘲笑任何与自己的不同。一次，我和同样来自中国的同学走在公寓楼下，路口疾驰过红色的敞篷车，年轻的白人故意猛踩刹车，就为了在刺耳的“吱——”声里歇斯底里地和同伴高喊：“Ching Chong”（由清朝发音引申出来的对华人的侮辱性说法）。后来再遇见了几次，我们都能波澜不惊地比中指了。

还是这个同学，她在公交车上遇见了一个白人小伙，坐在后座的小伙压着低低的鸭舌帽，朝前靠在她的椅背上嘟嘟囔囔。见她没有理会，忽然用英语大声叫她“滚回中国”。这位同学以前在国内做英语老师，口语很不错，流利地反击让他滚回他的国家。

小伙不解地说：“我是美国人。我滚回哪里？”

同学轻蔑地说：“这是印第安人的国家，你从哪来滚回哪里去。这可不是你的家，我为你感到羞耻……”白人小伙瞬间哑火，把鸭舌帽压得更低缩回椅子上。一个不注意，从后门溜下了车。

这就是纽约。如果装作只看到中央公园里的滑冰场，无色的冰面上，翩翩起舞的、和谐共处的各色面孔，就会轻松很多吧。

03

2017年的2月，开春的新学期，雪花还是时不时造访这座北方的滨海城市，城市地面上半化的积雪堆被踩得黑一块、白一块。结着霜花和水汽的玻璃窗后边，多元文化课上教授介绍着美国社会，讲文化、历史和政策，讲美国社会少数群体的现状和未来。

那次，西装笔挺的黑人教授给大家放美国西部开发史上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的电影。一组长镜头缓缓推拉，鹰羽冠下的尸体伏倒在高高低低的黄色土坡上，安静的旷野里回荡着白人胜利者“突突”的马刺声。

看完以后，照例是交流心得的环节。班上坐在教室后方的白人女孩激动地大声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建立在抢夺别人、奴役别人的基础上，总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把自由的人变成奴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她越说越愤怒，“到今天还是在伤害、打击少数族裔，剥夺别人的种种权利。过去我为自己的祖国骄傲，现在我已经没办法，再这样……”最后她哭了起来。

旁边的人递去了张纸巾。教室里是久久的沉默。

距离这堂课，已经快过去十年。我的脑海中仍旧时不时回荡那句“建立在抢夺别人、奴役别人的基础上”。当幼发拉底河畔的叙利亚升起窜天烈焰，当地中海岸的加沙城儿童在白磷弹和饥饿中哭泣的时候，这句话在耳边久久不能平息。

黑白种族在美国矛盾长存的根源不外乎是这句话。

有人觉得黑人在美国的困境全部来自于他们的怠惰和野蛮。事实是，1921年，一批重视教育、从事高薪职业的黑人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郊的格林伍德镇建立起了一个繁荣安定的高级社区，被称为“黑色华尔街”。周边的白人对于一向低自己一头的黑人的富足和体面深感不忿，借由一次黑人青年和白人电梯员的口角，爆发了白人居民荷枪实弹的劫掠。

白人暴徒驾驶装满汽油弹的飞机袭击住宅、教堂和学校，杀死儿童、老人和手无寸铁的上班族。整整一周，妒恨的双翼划过格林伍德镇社区，倾下成吨吞噬黑与白的燃油，焚毁了数万人的过往和余生，劫走了相信双手和汗水的人最后的信仰。

想象着飞机上胜利者的微笑，我脑海中又是电影里那片起起伏伏的黄色山坡，和起起伏伏的印第安人的尸体。

还是在多元文化课上。我们聊种族和社会，有个白人女生说自己的黑人男友是非常聪明、有学习天赋的一个人。他现在在做音乐，只是因为身边的人总是下意识地觉得他应该擅长音乐，鼓励他做音乐——即使他心里更喜欢数学。

“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黑人就只能从事这么几个职业？都是那些白人拍摄的主流电影里，黑人不是在唱歌，就是在打篮球。这限制了黑人的发展，扼杀了他们的潜能。”女孩有点愤怒。

黑人教授默默点头。

我想，如果这位同学听过孔子说的“匹夫不可夺志也”，也许会喜欢这句话。

04

2017年3月，暴风雪仍旧在纽约和新泽西之间游走，我获得了一份在新泽西成人日间中心的实习。那个中心的员工大都是白人，或者混血的拉丁裔。我的主管是个混血的拉丁女人，她有着雕像一样的侧脸，小麦色的皮肤，高挑又漂亮。但是从一开始，她对我、对中国就有种说不上来的敌意。

我有双趁打折时买的蔻驰纯黑色皮鞋，标记小小的，我特意为了实习的时候正式一点才穿上。主管看到以后皱着眉头训我：“我知道中国人有钱，你可以不要穿带品牌标志的鞋子来吗？你不知道我们服务的是弱势群体吗？”

我局促地绞着手站在一边，不知道怎么回答。

跟我断言说“美国失去自由”的那位拉丁裔同伴悄悄在主管背后给我比大拇指。等主管走开，她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鞋子很好看，她不觉得这是名牌，标记也不显眼，她看不出穿这个能有什么问题……同伴宽慰我说主管这样讲大概是因为心情不好。

后来我发现，来中心的客户也不见得都是穿“三无”的鞋子的人，在本身就像个打折大商场的美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本土品牌商品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只能安慰自己，主管向来节俭，她也是为了客户着想。

主管说过，她从小跟着家人环游美国，一家人没有住所，每天睡在帐篷和房车里。她在一家中学做雇员的时候，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在社区大学的学业，来到这家日间中心慢慢做到了社工主管。

可是后来，主管给我定的规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奇怪：她不许我私自跟病患说话，因为她觉得中国人英文不好；她要求我在会后一字不落地复述会上每个人说的话，漏一句她就说“你果然英语不行”；她会找经理跟我一起谈话，质疑我在学校的课业怎么拿到“A”，还问我有没有朋友，周末都是怎么过的。

当我在课上忍不住说出这些经历的时候，同学们大声地告诉我这是职场霸凌。他们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教我怎样还击，还不停地安慰我，说我在课上的发言很好，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忍着眼泪，告诉自己要按同学说的去做好这份实习。

天晴的时候，在这家令我痛苦的日间中心，能够从医生办公室窗户看到对岸的自由女神像。背后的档案架上放着厚厚的两大本会员名册，一本叫“Freedom”，一本叫“Liberty”。都是自由的意思。拉丁裔同伴耸耸肩：“我猜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习惯吧。我们国家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扯到freedom或者liberty。”

窗外，哈德逊河温柔地抚摸着纽约慵懒的轮廓线，从世贸中心到帝国大厦，从华尔街铜牛到时代广场，海风裹挟着股市的凯歌，飞浪叩击着这片近代史上的奇迹之地。河道入口，自由女神像头顶桂冠在阳光下接受络绎不绝的顶礼膜拜，手中的火炬直指穹顶，任由人们投射民主自由的幻想。

在川普噘着嘴重复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的竞选口号）里，在这西风吹拂的海岸边，或许本没有什么白色的灯塔。在真正的黑暗来临前，太阳却始终会落下。

在这段实习期间，回学校上完课，我会去图书馆逛逛。我们学校图书馆高层的扶手外，交叉着金色的装饰金属条，俯瞰是数以千计的金色十字架。高年级的学生说，之前有人在图书馆跳楼，装上十字架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把人拉回来。我木然地站在这些金色的十字架前，脑子里经常一片空白。

后来，主管跟学校说，要换掉我。我坐在院长办公室，感受血液从周身流走，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开口。副院长和助理和蔼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忍不住一下子哭出声。半天，我缓过来，说这是种族歧视。灰色羊毛卷的白人副院长听到关键词很紧张，她仔仔细细地在笔记本上稀里哗啦地记了一页又一页。他们轻声细语安慰我，郑重承诺要保护我。

可到了最后，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就像华人同胞们递去白宫的有着十万个签名的抗议。

埋头苦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特质，可我们的嘴巴却每每在该为自己发声的时候发不出任何声音。

美国的学校分成公立和私立。纽约本地的犹太同学告诉我，公立学校基本是没有读大学的希望的，她从小到大上的都是私立学校，一年10万美金出头。我在新泽西实习的时候，同事带我去周边的一所公立高中参观，学校门口架着两个高大的金属门，每个学生都要通过安检才能进教室。同事告诉我，这是因为那里的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却对舞刀弄枪过分感兴趣。

如果没有钱上私立学校，又想要上大学，甚至是知名学府，那只能依靠公立学校的“天才班”（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s）了。每个年级会通过考试选拔一小批优秀学生进入这个班级。

在纽约，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华人，铆足了劲要让自家孩子进“天才班”，唐人街甚至为此开了好几家辅导机构。在我实习的那家早期干预中心，集中课程上，抱着婴儿的家长已经开始交流选拔考试，他们讲通过考试的某朋友家的孩子，分享那些奇奇怪怪的试题。

大部分华人父母相信，读书是遮蔽在痛苦的藤蔓下，生活唯一的捷径。他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导致华人孩子进入“天才班”的比例比别的种族都要高得多。但到了2019年，纽约政府忽然宣布要取消天才班的分班考试，转变成从五个方面综合考量，包括：课外活动、个人性格……而且规定，班上每个种族的比例必须均衡。这意味着华人孩子再优秀，也只能互相踩踏着，去争取几个固定的名额。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没有量化的指标，孩子的未来变得和评判标准一样扑朔迷离。个人性格这种打分项，总是会让相对内敛沉静的亚洲小孩重重失分，这就像一场从一开始就打算让亚裔失败的比赛。

华人迅速发起线上抗议，呼吁保留标准化考试分班的模式。网络签名很快破了十万，按规定这份抗议的签名早就超过了应该得到白宫回应的最低数量。往常，有些抗议累计了一两万的签名，只要议员掂量票箱的分量达到心里的价码便会接受抗议，改变政令。但这一次，对政治并不感冒，常常放弃投票，贴着“模范种族”标签的华人的呼声迅速被淹没在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拥有心跳的胎儿（反堕胎）的争吵中。唯独没有人保护华人。

华人家长又联合起来，在纽约的寒冬里去公园游行，他们举着大大小小的牌子，顶着时急时缓的雪花前进。这场抗议游行持续了三天，但取消“天才班”分班考试的法案还是如期颁布了。

开学季，放弃抗争的华人家长们又带着帐篷，连夜为第二天的入学申请占位子了——一个学区的好学校的入学名额也是有限的。求人不得，他们只能靠自己去争取机会。零下摄氏度的东北部，雪花不再代表浪漫，割破脸颊的风把他们的帐篷吹得歪歪扭扭。纽约的春天太冷了。

05

曼哈顿下城（Downtown）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中国城，居民会说英文的不多，他们主要是福建或者广东的第一代移民。因为我的第一语言是中文，理所当然被学院分配去帮助不会说英语的华人家庭。

8月，我进入曼哈顿下城一所政府资助的早期干预中心实习。所谓早期干预（early intervention），就是让具备心理知识的工作人员去婴幼儿家庭家访，通过和孩子、家长的互动，对照健康的发育标准，判断孩子的发育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员工可以征得家长同意，请专门的儿童专家来辅导、训练孩子。只要是低收入家庭，专家的费用将由政府承担。这些专家可能是来帮助小孩开口说话的，可能是锻炼他们用勺子的，或者纠正孩子坐姿的，对应的是语言、大小肌肉群等细分的功能。

这所早期干预中心的员工也基本都是华人，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阳光热情的女同事对我非常友善。

“这是树下张开双臂欢迎我的猴子同伴吗？”我想。

小时候，阿姨从公司培训回来给我讲起测试题，说有只小猴子在爬树，可树上的猴子都用红屁股对着它，嘘它、叫它滚开。树下的猴子都张开双臂，笑脸欢迎小猴子的加入。阿姨像考官一样问我：“如果你是小猴子，还会选择继续往树上爬吗？”

即使当年我还是个小孩子，也知道这个故事背后的含义——就是要人在白眼和压力之下，选择要走的路。可如今的我真的面临这种现实问题，会忍受白眼和压力继续往树上爬吗？但是那堆红色的臭烘烘的屁股呢？没有人回答关于头顶屁股的种种实际的困难。

背井离乡，我想得到一些成长，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退回到曾经费力打破的安全区里了。我是否输掉了可能性，输给了无数可能性下的自己。

川普上台后，削减了提供给少数族裔的一些福利。但中国城的华人从不依赖福利，仍旧过着早出晚归、日积月累的勤劳生活。像野草，不论强风呼啸，只兀自拼命生根发芽。

可能是因为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的内容就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在纽约接触的大部分华人过得并不好，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正处在不得不头顶红屁股向上爬的阶段。

我接触过一个福州家庭，家里有两个小女孩，大的两岁半叫艾米，小的刚出生一个月，叫艾丽。他们一家八口住在第二大道附近，是这条因为聚集了许多福州人而被中国城的华人私下称为“福州街”的大街上非常典型的一户人家——出国不到五年的新移民、三代同住、主要收入来自男主人在餐馆打工的工资。

每次去艾米家家访，我在楼下打电话给艾米妈妈。艾米妈妈匆匆跑下来，打开鱼丸店旁边的一扇不起眼的锈红色铁门。从铁门进去，楼梯狭窄昏暗，楼梯井不高的天花板上拉满了晾衣绳，挂着静静阴干的衣物，微弱的灯光挣扎着穿过衣服之间的缝隙。在楼梯上，我根本看不清脚下，时不时会踢到居民们摆在楼道上的鞋子、小凳子之类的东西。

而艾米家里，并不比楼梯间宽敞。一间十平方米出头的公寓，原来应该也算是比较局促的一室一厅，现在硬是划成了两室一厅，住下5个大人、3个婴幼儿。

唯一的房间用一块木板薄薄隔开，分成两间。稍微大一点的那间摆着两个高低铺，一个靠墙，另一个实在没地方，直接靠在了窗户上，暗色的窗帘用床铺死死夹住，没有再拉开过的样子。这里住着艾米，及她的外公、外婆、妈妈和妹妹——艾米爸爸在生活成本低得多的外州的餐馆打工，不怎么回来——这样才能存下在餐馆起早摸黑的工钱，又不在路上浪费时间和钱财。

木板另一边的房间住着舅舅一家三口。舅舅家也新添了一个小男孩，比艾丽大不了几个月。他们睡的同样是高低铺，这半边房间没有窗，是一个挂着门帘的黑漆漆的洞。

屋子的照明全靠客厅中央的一个白色灯泡，功率不大。即使在白天，从楼道到屋子里都还像是深夜。一张四方的餐桌是屋子里唯一的桌子，摆着艾米妹妹和表弟两个新生儿的奶瓶和消毒用具。我去家访的时候，艾米的妈妈和外婆会推开桌上的奶瓶，理出一点地方让我带着艾米做游戏。我摆开家访专用的玩具——通常是皮球、蜡笔或者音乐盒。虽然普通，但也是很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家庭没有多余的精力或者财力采买的。陪艾米玩的时候，我要尽量坐正，不去转动身体，因为椅子的四周围着满满当当的纸箱。那些塞满的纸箱充当着橱柜，一个叠一个地靠在客厅的墙上。

艾米剪着可爱的西瓜头，圆圆的脸蛋，小小的五官，总是笑盈盈地看人。她好像很喜欢小皮球，每次总是最先拿皮球，拿起来兴奋地在地上滚来滚去。玩到兴头上，她会冲我眯起眼睛笑，咧开嘴，但不发出任何声音。

其实，早在我刚刚接触艾米的时候，就发现她是个在相应阶段过分安静的小孩。她偶尔会开口说几个简单的词——已经有语言发育迟缓的风险。到最近的几次家访，艾米竟是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了，连“妈妈”都不叫了。

06

回到早期干预中心，我向主管上报了艾米的情况。后来，主管跟我一起去艾米家做评估，判断应不应该给她提供后续免费的专家服务。

外婆说，艾米的问题不只是不说话，她还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爬起来玩耍，大半夜把家里的油盐酱醋从箱子里搬出来又放回去。有次，她把厨房里的瓜果放到熟睡的妈妈的脸上，妈妈醒来看时间，才凌晨四点。

经验老道的主管一眼看出了问题所在——这个屋子里光照太差，小孩子不能分辨日夜，生物钟就乱了。而艾米不说话，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屋子里有两个新生儿，一家人做事、说话的音量都压得很低，每个人说话都很少；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艾米生活在英语、普通话、福州话掺杂的复杂语言环境中，这让她产生了疑惑和错乱。

主管下了结论，艾米的情况确实已经符合派专家上门的条件了，有必要介入干预。我充当起了翻译，并向艾米的妈妈和外婆解释专家上门训练孩子讲话、矫正生活习惯都是免费的。如果她们觉得不需要，也不会强行派专家上门。

艾米的妈妈什么也没说，顺从地在同意专家上门服务的表格上签了字。她的爽快让我有些惊讶——一些传统的华人家庭往往会觉得小孩接受专家服务，就是孩子有什么“问题”，被人知道了不光彩。所以，家长遮遮掩掩、拒绝专家上门是常有的事。我的同事们对此颇有经验，提前给我打了几次预防针，本来我都做好了要费一番口舌解释，甚至要再多跑两次上门劝说的打算。如今看来，也许初到美国的生活环境仍旧脏乱和不堪，但是新的年轻移民的心境和想法都已经悄然改变了。

后来，艾米的专家上门服务申请被批准了，我不用再去家访了。我想，艾米大概很快就能开口说话了吧，她在语言间的疑惑，也许会在成长的时光里慢慢消解。

早期干预中心的同事晓青也是福建人，是个爽朗又健谈的女孩子，她教了我很多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技巧，帮助我更快地熟悉我家访的小朋友。她告诉我，像艾米爸爸那样去外州做餐饮的不是少数，“福建人刚到美国，是最不容易的时候。谁不想舒服地待在家里，又有谁不想和家人待在一起呢。”

晓青说很多福建人是靠同乡介绍的蛇头偷渡来的美国，蛇头要价不少，每人要支付7、8万美金。基本上人刚到美国，就背上了5万美金左右的债务，这需要拼命打工来还。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还只能打黑工，年轻人就去老乡开的餐馆洗盘子、端菜碟，一天往往要工作18、19个小时。“那种累到晕厥的感觉，没有做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晓青一家也是这样来的美国。她在社区大学读完了学士学位，每学期学费不及我的十分之一，然后在中心找到了这份社工的工作。读书的时候，晓青做过数不清的兼职，以至于每次同事们一起出去聚餐，晓青总是能给出不错的推荐——她并不是老饕，只是因为这些餐馆她都打过工。

另一个实习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咂舌说：“那也可以不出国嘛，何苦呢。”

晓青认真地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吧。我们那边经济不发达，大家一直觉得在这边也许有希望做几年就会变得有钱，会过得很好啦。当然，不是说所有人来了这里生活都会变好。就像我大伯家的儿女，其实在福建时成绩很好，绝对可以上还不错的大学。但是大伯一定要带他们出国，高中就（让他们）辍学了。后来到了这边，因为没有身份，错过了中学入学，就再也没有读书了。现在还在打很辛苦的工。我总觉得，他们要是留在国内，会过得不错吧。”

我突然想到“福州街”公寓楼上那条昏暗的楼道，如果再给艾米家一次选择的机会，不知道他们是会选择继续拾级而上去捉湿衣服缝里的微光，还是转身回到从未负债的那一天？

晓青继续说：“当时，我们村里的风气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自己早点晚点都是要出国的，所以没什么人学习。我中学的时候基本都在疯啊、玩啊，没有好好听完一节课。现在想想很后悔，那时候是最学得进去的年纪，真的是浪费最好的时间！”晓青的眼神黯淡了一下，转而又亮起来，笑着说，“所以我现在只能加倍努力咯，今年申请研究生看看。”

每天下班后，晓青至少要在线上上三四个小时的专业课，白天家访的间隙，她会回到办公室复习前一天的功课。这样的日子，她已经坚持了两三年。

这年夏天，晓青如愿入学了我在读的研究生学院。她和父母、哥哥一起存钱在布鲁克林买的房子也租了出去，她把分到的房租和自己挣的工资都存起来，计划着将来要去考幼儿语言训练或者小肌肉功能诊疗的证书，之后成为政府机构聘用的专家，这样收入会更高，职业选择也会更多些。

像晓青一样，我也曾畅想靠努力学习拿到毕业证和更多的证书，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无忧又自足地生活在纽约这座忙碌的城市里。可是在2017年年底，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志”。怀疑这是否合理，又是否可行。

这种怀疑要从我的人类行为学课程说起。这是一门研究人类为什么会出现某些特定行为的课程，我非常感兴趣。为此我读了不少论文，上课听得很认真，论文成绩也都还不错。

教人类行为学的老师并不符合传统老师的形象，倒是很接近影视剧中个性老师的样子。他岁数很轻，光头，戴一副金属边的薄眼镜，是个个子偏小的白人男性。他给我们布置了很多长篇论文，有的需要看完一本书、有的需要看完一部电影，再让我们分析人物的心理问题、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生活中的支柱，等等。

下次开课，他会分享大家论文的观点，眨着眼半真半假地说起以前自己读博士的时候写论文也痛苦得不得了，常常需要吃点大麻来坚持下去。他安慰大家，说谁都年轻过，绝对每个人在学习的时候压力都很大，不要因为一篇论文憋不出来就怀疑自己。说完，他扫视教室，眼神很真诚，像少年时候在考试发挥失常时努力劝慰别人的同桌。

这位老师偏爱班上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学。在美国，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突发奇想辞职读个书的人有挺多。这位女同学原本是个作家，她写的论文常常让老师眼前一亮。记得有一次，老师念到她的文章，她分析人物处境的时候用到“bubble”这个词——我只知道它是名词“泡泡”的意思，但是这位女同学作为母语者把它当动词用，把一种迅速又微小的变化在一个词间表达了出来。

我惊讶于这句话的精妙，却连嫉妒的勇气也没有。

老师欣赏地反复朗读那句话，随后两人投机地交流着更多灵活的用词。他们的语调因为兴奋越来越高，我却感觉讲台离自己越来越远。我明明听懂了所有字眼，但我在这些熟悉的字符间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我突然想起在早期干预中心实习的时候，一天同事告诉我，一个在餐厅后厨上班的广东爸爸碰巧轮班休息，带孩子来参加当天的交流分享课程。讲到国内的生活，他忽然在一群年轻妈妈中痛哭了起来。大家这才知道，他在国内是个小有名气、需要预约挂号才能见到的医生。而现在，那双曾经操作精密仪器的手，已经在后厨的灶台上烫出了即将结茧的水泡。

我后背发寒。

在别人的语言里，我失去了自如的语感，失去了过去免不了偷偷得意的灵光一现的幽默。我害怕努力了半辈子，剥开职业的表象，自己其实也是站在后厨的油锅边，除了熟练地活着，只是活着。

现在想来，我想要留在美国的心情，就在那时如泡泡一样不为人注意地破碎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