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国教授“搞好关系”后 我的留学开挂了

大家好，我是张骏，正在美国上大学。

上一次，我在“谷雨星球”分享了我从听障孩子到纽约大学、再到美国TOP10西北大学全奖博士的经历，很多朋友问我：

“你是怎么在美国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站稳脚跟的？”

然而，进入国际教育体系之后，我发现还必须要学会“跨文化沟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和教授沟通交流。

尤其是在美国，学习很重要，跟教授“搞好关系”也重要。

我也历经焦虑，担心自己无法成为那些自如表达的“西式完美学生”，最后，在两年半时间提前毕业（通过夏校和高中学分提前修读）和全奖拿到博士录取的过程里，我意识到：

理解美国的人脉文化，是留学生从一个点变成一张网，构建自己社会信用的必经之路。

01

中式老师是“父母”

美式老师是“服务平台”

在我习惯的教育体系里，老师极具权威，也会频繁跟进学生的表现与需求。

而在美国的学术体系中，教授更像是导师、资源协调者，甚至是团队的“上司”，更希望看到的是学生的主动性——主动思考、主动沟通、主动寻求资源和反馈。

我的亲身感受也是如此。

作为听障者，在国内读书时老师通常会主动来询问我是否需要调整或额外的支持。而在美国大学，尽管我的教授很多都是研究听力语言障碍的专家，却从未主动向我提出这类询问。

直到有一次，课程涉及听力考试，我不得不写邮件向任课教授咨询是否有为听障学生设立的特殊考试支持。她回复非常快，并告诉我：

她其实早就留意到我的情况，但她一直在等我主动表达需求。

■在我们跟《留学的孩子》一书作者，美国大学马颖毅教授的对话里，她提到“中国学生擅长学习任何有明确结构的东西，但在开放式学习方面则很不擅长。”害怕问出“愚蠢”的问题，从而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

当我表达需求后，她立即帮我安排了单独的听力测试，甚至安排了助教为我朗读题目。

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在中式教育里，老师常常是“父母式”的角色，有责任主动关注和照顾学生；而在美式体系中，教授更像是一位“服务平台”，他们给予支持，但不会主动干预。

所以在美式体系中，主动沟通并不是简单的“自我推销”，也是学生在学术共同体中履行责任的表现。

作为一个性格偏内向、社恐的i人学生，我很难像那些“西式优秀学生”一样，在课堂上频繁发言、课后堵老师聊天，一度让我很迷茫。

然而很幸运，我的学术导师（Academic Advisor）或者说指导员在例常会面中了解到我的困境。他建议我多利用Office Hour（教授办公室时间）。

他告诉我，不要怕麻烦教授，教授其实很欢迎学生们在课后继续跟他们接触。有些教授甚至抱怨除了期末前集中来抱佛脚，其他时间的Office Hour基本不来的人。

■美国大学教授都有office hour，学生可以主动预定去沟通。

因此，我开始学习通过Office Hour来寻求和教授一对一沟通的机会。

在NYU读本科期间，我通常选择在测验之后或者期中期末前，带着问题去找教授。这既符合我“带题问老师”的习惯，又能让教授记住我是一个“认真对待课程的学生”。

随着交流逐步深入，我在对话中探讨职业规划、研究方向，征询建议，大多数教授都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起初，我也像很多中国学生一样，担心贸然找教授会显得突兀，我的小技巧是会在课后简单提一句，或先发邮件表明沟通意愿与大致问题。

即使课程结束后，这种通过Office Hour建立的“熟面孔”关系也常常在后来发挥作用。

例如，在准备申请PhD时，我曾考虑申请范德堡大学。某天我突然想起，自己神经科学课的授课教授正是范德堡的PhD毕业生。于是我鼓起勇气给他发邮件，请教关于该项目的情况。

在我等了将近一个月，刚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发来了回信。

他不仅记得我，还很快安排了线下面谈，详细向我介绍了项目内容与招生建议，就这样，我们就建立了联系。

■我和纽大本科指导员Benjamin在毕业前最后一次会面。他很喜欢木雕饰品，所以我准备了一条核桃手串作为临别礼物。

02

有时只需多发一封邮件

除了维护与现任教授的关系，我也会通过两种方式主动接触非任课教授：

一是由熟悉的教授引荐，二是自己直接发邮件联系。前者因教授之间互相了解，成功率更高。

比如，刚才提到的范德堡毕业的教授，在和他的聊天中我同时表达对哈佛某个PhD项目的兴趣后，他立刻想到系里有一位教授也曾毕业于该项目，并通过邮件主动帮我引荐。

有了这层介绍，对方教授即便从未见过我，也很快理解了我的诉求，并详细回复了我关于项目的所有疑问。

■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素人分享留学期间自己与教授的互动经验，圈里有一个词“套磁”：如何才能吸引教授。

除了Office Hour外，也可以积极参与学校的实验室项目，这是建立与教授深度沟通最直接也最高效的方式。

很多学校（包括NYU）都有面向本科生开放的研究机会，允许我们参与教授的课题组。每学期皆可报名。

在实验室的学习中，不但可以和教授接触，更能和他们的学生或博士后有更频繁的沟通，在学习和职业发展方面，他们的建议和看法也是非常有用的，并且和教授是不一样的视角。

那校外的资源，自己又该怎么开展和沟通呢？

必须承认，刚开始沟通非常靠运气——我第一封邮件就恰巧被一位热情的教授快速回复。那是我第一次尝试校外科研资源，很幸运收到了NYU医院实验室教授的回复。

但大多数情况下，几封邮件可能只有一两个回复，这是常态。

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直接联系实验室的学生或博后，回复率可能更高。

不过，要让这些沟通真正产生价值，光靠热情和努力还不够，更需要明确的自我规划。

每次和教授对话前，最好都可以提前梳理自己的阶段目标——比如这个学期希望学习哪些技能，了解哪些方向，下学期准备申请什么项目等等。

这样不仅能帮我提出更具体的问题，也让教授更清楚我在哪个阶段、需要哪些资源。下一次再见面时，我也会简要更新自己的进展，让对话有延续性，而不是“从头来过”。

这些阶段性的自我更新，让我在教授眼中逐渐从“来观摩学习的学生”变成“有目标、有想法的行动者”。

■和David Landsberger教授（右）在北卡参会前一天体验当地特色烧烤

我在NYU医院实验室基本就遵循了这样的曲线。

在头半年中，我一直是作为受试者或者第三方观摩实验过程。在开始对科研有些确切的兴趣后，我跟实验室教授详聊我的收获后。

他迅速理解了我的兴趣方向，并给我安排了最符合我需求的相关项目。短短一年内，我就在毕业前做出了我的第一份学术海报并在7月会议上得到展示的机会。

我的工作，就这样上了快车道。

■人生第一次海报展示。还是在人工耳蜗研究领域历史最悠久的会议之一做展示！激动又紧张。

03

从一个节点到一张网

而当通过邮件敲开了第一扇大门后，只要努力，真诚，主动，第二扇门，第三扇门都会向你打开。

刚加入实验室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具体该干什么、能做什么。回头看，其实观察学习本身就是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任务。

实验室并不是课堂，没有老师事无巨细地安排任务，也没有“标准答案”等着你去填空。

这全靠自己主动发现、主动融入。

尤其是在初期，如果实验室里有操作性强的任务，比如设备测试、数据收集或软件演示，不妨主动询问是否可以旁听或参与，这也自然拉近了我与团队成员的距离。

在几次简单的协助、吃饭间的闲聊之后，他们渐渐了解了我的背景和兴趣方向。他们不仅鼓励我继续探索，还主动帮我牵线，把我推荐给与我研究兴趣更接近的研究员。

由于是他们亲自介绍的，我的邮件常常能得到及时回复，甚至获得了与其他大学感兴趣项目教授一对一面聊的机会。

■7月份在加州开会，David Landsberger的实验室全体成员合影。这也是我离开他实验室前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

回过头来看，我的社交模式其实遵循着一个朴素但高效的原则：抓住关键节点，逐步扩展半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networking”。

Networking 并不是泛泛之交，而是编织一张真实可触、资源互通的关系网络。在学校里，教授、实验室成员、导师，都是这张网中的关键节点。

一旦建立起真诚的联系，你就会发现，信息、资源和机会，常常正是通过他们向你流动起来的。

来自信任人的推荐，是教授们最看重的文化信用，每个人也需要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信用。

比如在一次专业会议期间，我的实验室导师也把我介绍给了几位在文献中“高频出现”的领域大牛。原本我只敢远远仰望的名字，此刻却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和我交谈、回应我的问题，甚至留下联系方式。

这种“连接”的力量，在那一刻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科研的世界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遥远。

■苏州博物馆文创小书签。非常有辨识度。通过先介绍书签上的文化内涵可以给后续沟通做个很好的暖场。

当然，关系的维护也需要一些用心的小细节。

比如，在正式见面前准备一个小而有心意的礼物，传统节日时我也会顺势送些小点心作为节日问候（虽然我每次买点心都略感“肉疼”，但也是真心想表达感谢，也真心羡慕那些会亲手做糕点的同学！）

有一年端午节，我正好要去医院实验室，就带了几份中国小甜点。实验室的团队非常惊喜，甚至还有一位博后至今还保留着那次我带的甜点包装盒作为纪念。

不过，也通过这些真诚的小举动，我和团队的距离一步步拉近了。

回头看，我也曾和许多人一样，害怕打扰教授、不知道怎么开口、担心英文说错、怕显得唐突等等，结果不知不觉错失了许多本可以建立深度连接的机会。

但在每天要面对上百名学生的教授眼中，最容易被记住的，不只是那个最“完美”的学生，也包括那些愿意表达自己、愿意提出问题、愿意更新进展的学生。

所以，如果你也正走在这条路上，也不用着急，也不必逼迫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只要真诚、主动、适度地表达和靠近，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孤立的节点，成为一张网络。

我们的名字，会逐渐在这张网络中获得自己的分量。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一次会议，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西北大学的博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