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零分的女生:我就是对高考制度不满!

　　

图片说明:蒋多多感觉对不起父母而流泪

　　
　　看着女儿密密麻麻的小说手稿，母亲感到很无奈。　　

    “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这是河南南阳八中的高考考生蒋多多，在数学考卷上写下的“抗议书”。

　　她的目的，就是想得零分。她想做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06年6月7日，河南南阳八中女生蒋多多，像许多高三生一样坐进高考考场。这一场是考数学，但还没开始答题监考老师就盯上了她。

　　老师走过来拿起她的身份证，“我当时特别紧张，怕他们不让我考试了”。

　　蒋多多根本不是来答题的。

　　“你这是在说胡话”

　　为了能够判零分，她故意用黑蓝双色笔在试卷上写上，“现在有人因为高考自杀和杀人。我向教育部门建议，不要让学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问题……”她还写，“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考试快结束时，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试卷，问她：

　　“你这是在写什么？”

　　“我对于高考制度的一些看法。”

　　“你这是在说胡话。”

　　这个瘦弱黝黑的小女生回答说：“这代表教育制度的改革。”

　　听完这句话，老师放下试卷说，“那你写吧。”

　　蒋多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不答题，他们觉得我很可笑。”

　　就像这样，之前的语文，之后的英语和文科综合，四科试卷的卷面都被蒋多多拿来抨击当前的高考制度，她还故意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在密封线之外。“现在社会最重视的就是高考，我的想法如果是仅仅说几句话肯定没什么用，只有这样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铃声响起，高考结束。多多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考场。有人问她考得怎样，她说不好。回到家，妈妈也问她，她也说不太好。她在班上的排名已经是后十几名了，而高一的时候她还是班上前二三十名的学生。

　　记者问她，是故意从优生变为差生的吗？“有一点吧。”

　　“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南阳八中是一所市重点中学，实行封闭式管理。“老师太负责任，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都在班上‘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像囚犯。不想学还要装着学，怕老师批评。”

　　高一高二时，学生们两周放出去一次。到了高三，就变成一个月一次了。早自习就是上课，一三五语文，二四六英语。“早上记忆力好，所以就拿来背书。”然后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晚自习，天天如此。记者问多多晚自习上到几点结束，她说不知道，“反正有铃声，铃响了就结束了”。

　　“我们村上考上高中的就没几个，考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初中时候的蒋多多成绩还不错，刚上高一时，她也像许多背负着家庭希望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听课学习，成绩中等。但是高二的时候，她开始沉迷于写作。她的课余时间全花在写作上了，没钱买稿纸，就在她用过的英语练习簿上行与行之间空白的地方写。

　　她写了中篇小说《睡美人复仇记》，“有关台湾统一的，就是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本来很相爱，但后来由于一些小事他们各自的地区引发战争。当然地名是虚构的。不过最后一段写了，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像上面所写的一样。”还有《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网中人》等。这样的本子有20多本，共计100余万字。小说创作不断增长的同时，蒋多多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她对于高考的抗拒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潜能，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对有些同学来说完全是在压制他们，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下，根本就没时间、没机会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抱有如此想法的多多对高考产生不屑，“我根本看不起那些优等生，他们都是死学。”她感兴趣的只有语文课，因为自己作文写得好，老师对她印象也不错。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找她的语文老师，老师开导她，听她质疑高考制度。“老师他也觉得目前的制度不合理，但是那些都是课下。而课上他就是为了高考去上课的。”数学课在她看来没什么大的用处，“听也听不懂，对老师也没什么感觉”。

　　多多说写作只是她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她还想学影视表演。她和父母商量，“他们说我太内向，不适合学表演，其实主要是没钱，听说学费挺高的”。她和他们争吵起来，但是马上又沉默了。“我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相反的。”

　　多多和父母之间的交流常常是以这样无声的方式结束，“主要是没钱”，多多又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其实影视里有很多角色，并不都是外向的人，也有为内向的人准备的。”她也想过退学，结果自然是遭到大人的反对。就这样，多多继续在学校里等待高考，“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学不了表演，也退不了学，多多对高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考试前一两个星期，她忽然想到了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关注的方式——就是在高考中违规，在试卷上写上她认为考试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有这个想法以后，并不敢太坚定，最主要还是想该怎么向父母交代。”但是慢慢的，她的想法坚定了下来，“因为这个考试制度太不合理了”。

　　于是，她便去做了。“我不后悔。”

　　“我已走投无路了，我该怎么办？”

　　6月12日上午，多多来到学校，那天是填志愿的日子。她到了学校才发现原来很多同学都没去。老师说觉得自己考得好就去拿志愿表，多多看着身边都是她“根本就瞧不起”的优等生，她也不敢去拿表，怕老师问这问那的。

　　但是，“总不能白跑一趟”，于是她就让同寝室的同学给她拿了一张。她拿出笔，在志愿表本一栏上填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二栏上填了“华侨大学”。

　　填完“填了也没用”的志愿之后，蒋多多坐上了下午去郑州的火车，她和父母说去同学家，带了些衣服和一两百块攒下的零花钱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喜欢山东”，她又在郑州转车去了山东。凌晨一点多，她在荷泽下了车，在车站等天亮。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当时心里挺烦的”。天亮以后，她就一个人在荷泽的街上随便走走转转，在“环境特别美”的荷泽转了半天，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她又坐火车回到了郑州，在郑州姐姐同学宿舍呆了两天又回到南阳。

　　她还是没有回家，而是在南阳找起了工作。看见电线杆上的招工小广告就打电话过去。“我本来以为就是直接招的，谁知道是中介，还要钱。”她又看见酒店门口贴着“招聘服务员”，就走了进去。人家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六、羸弱消瘦的小女生，“说太小了”，不要。她在亲戚家住了两天，觉得很不自在受拘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心里想着只要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但是，她这样在南阳市里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找工作真难”。

　　26日，同学带着她去网吧上网，她不会上，同学帮她查了成绩，114分。有些意外，因为并没有出现她所希望的各科零分，而按规定，用双色笔答题的都应判零分。

　　“那些应该是选择题拿的分，时间太充足了，所以我做了选择题。”在前两天，在被叫到学校去的路上，她还想着肯定是学校知道了高考违纪的事。“当时还以为是上面看到我写在试卷上的建议后比较重视，找我谈话呢。”到了学校，才知道是让她在“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班主任告诉她，因为用两色笔答题，她“文科综合”被判为零分了。

　　没有得到意料中的各科零分，也没有什么教育部门对她在试卷上写的那些话做出反应，她设想中的社会反响和考试改革并没有发生。19岁的多多继续在南阳街头兜兜转转，一心一意要找一份假期工。找不到住的地方，她就坐在南阳师范学院的教室里，前后座都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多多第一次买了本《小说月报》，“其中最好看的一篇叫《我们能拯救谁》”。她听见身边的学生在讨论工作，“他们在议论为了赚钱而去工作，很俗气。”

　　她觉得金钱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喜不喜欢那份工作。她环顾四周，觉得学习气氛不浓，大学里管理太松了。“可能是我刚从高中出来，觉得人都应该胸怀大志的。”

　　看书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有一天她就在一栋宿舍楼下坐了一晚上。她在学校里转转看看，觉得大学也不怎么样，“我根本不想上大学”。她很想回家，但是又不敢回去。“他们肯定会问，但是我没办法回答他们。”在外面十多天，多多觉得很孤独，“自己像条流浪狗一样”。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之前曾报道过她“课余写作100多万字”的河南一家报纸，她拨通电话说，“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于是，当地记者在29日陪她回了家。

　　她的家，在南阳市卧龙区毛庄乡罗冢村，家里有父母——两个普通的村民。

　　“我根本不想上大学”

　　现在的多多在家，有空的话就下地锄草干活，没事就看看书，看看电视。遥控器不在她手上，他们看什么台，她就跟着看什么台。她觉得现在电视上的角色没一个是她真正欣赏的，没什么特别有个性的。

　　“我编的电视剧里就有有个性的人物，他们光明磊落，有侠义。”她编的武侠古装剧《扫荡江湖》已经写了几十集，在一个虚构的朝代里有个公主，看不惯不平事，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记者问她里面有爱情故事么，她说，“有，穿插着，但不是主要的”。

　　多多住的是大伯家的房子，自己家的下雨漏得住不成。她妈妈要她再复读一年，多多的姐姐在郑州上大学，弟弟今年4月份到深圳打工去了。供孩子上学，让家里欠了很多债。多多对记者说肯定要辜负他们的希望了。

　　“但又是没办法的事情，要我去做不感兴趣的事，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事隔一个月再回想她在考场上的举动时，多多笑笑，“我挺愚蠢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聪明啊，知道枪打出头鸟”。

　　人物周刊：回来以后爸爸妈妈有和你谈话么？

　　蒋多多：没有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爸知不知道不清楚，他每天很早就出去了。我母亲应该知道，但是，事实已成定局了，她也没办法。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要在高考试卷中写你的看法的呢？

　　蒋多多：就是对高考制度不太满意。而现在社会最重视的就是高考，如果我就这样说说，说出去的话就没有什么反响，所以我想到要利用高考这个机会，来引起大家对考试制度的重视。

　　人物周刊：你当时觉得如果成功的话，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蒋多多：为社会所看到，能够对高考制度做出一些改革。很多人说这是国情决定的，我觉得不是，是你们不想改变而已。

　　人物周刊：但是即使有所改革，对你来说会有什么马上就有的意义吗？

　　蒋多多：对我来说是没什么用了，但是还有很多以后要参加高考的人。

　　人物周刊：如果你成绩不错，是个优等生，那你还会觉得高考有很多弊端么？

　　蒋多多：会。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进？既然不满意高考，为什么不干脆就不去考？

　　蒋多多：干脆取消！不去考没办法向父母交代啊。(记者：那现在也没办法交代啊！)是啊，所以觉得自己很无奈。

　　人物周刊：再过两个月，你的同学中很多人都去上大学了，那时会怎么想呢？

　　蒋多多：我根本不想上大学，我也不羡慕他们。

　　人物周刊：怎么会想到用“碎心飞魔”这个名字？

　　蒋多多：这个是我的笔名。社会有太多黑暗和不公平的地方，这些都在生活中，通过细小的细节表现出来。像官场的黑暗啊，再比如说这个社会对有钱有势力的人态度特别好，对没钱的人特别地凶。碎心有那么一种意思。(记者：那飞魔代表什么呢，魔幻吗？)因为我喜欢小魔女啊，我很崇拜那种孤魂野鬼的自由自在。

　　人物周刊：你有想过以后的生活吗？

　　蒋多多：目前就是想着假期去打工，然后上一个技校，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记者：什么专业？)感兴趣的，影视表演。当不当明星无所谓，关键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至于赚多少钱，都是身外之物，钱是最最次要的东西了，希望能够自编自导自演。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蒋多多：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工作，人与人之间和睦融洽，互相真诚。不要对人特别冷淡，现在势利眼特别多。

　　人物周刊：你有想过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么？

　　蒋多多：我就想着自己能够独立，不再让父母操心，有些事情能够自己去办。

　　人物周刊：知道韩寒么？新概念作文比赛呢？

　　蒋多多：知道一些，就知道他比较叛逆，其他就没有了。(记者：他也没参加高考。)他有没有参加高考我不知道，也没看过他的书。新概念比赛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因为我根本不想上大学。

　　人物周刊：和姐姐弟弟的关系怎样？

　　蒋多多：和姐姐交流也不太多，大我两岁。她可能因为见识多了，我上了高中之后就跟她很少有思想上的交流了。因为观点不一致，世界观不同。就像我要去荷泽，她不让我去，说我一个人出去很危险，但是我觉得长大了，而且早晚要迈入这个社会。和弟弟还是比较谈得来，他和我观点一致，比如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人物周刊：据说你的同学老师都说你是个怪人，你觉得呢？

　　蒋多多：我觉得自己不怪，哪有人觉得自己怪的？他们只是不理解我，我和他们在生活中根本交流不通，真正理解我的可以说没有。学习好的肯定不会理解我，我们班主任也不会理解我。他就会批评我。他打电话来说我把事情搞得太大了，说我没必要通过媒体。但是我就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才去打电话的，我只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人物周刊：平时看什么书呢？都是创作哪些题材？

　　蒋多多：我看书很少，基本上不看书，也没什么书，家里都是些教材。有一次去车站旁边的书店看书，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一本童话书还没看完，那个人就问我买不买，不买就走。我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黑暗和不公平的，都是从生活中提取出来，再整理一下，重新塑造。

　　《那片天》是反映校园生活的，都是周围的一些事情。反映那种不公平，比如老师对待学习成绩差的态度不好。

　　人物周刊：有想过做一个作家么？

　　蒋多多：我写作就是为了反映社会，对于出版根本就没什么考虑。如果是为了读者去写小说，是对文学的侮辱。写作不是我的全部，我的兴趣还有表演、服装设计、动漫设计和医生。

　　人物周刊：怎么会是医生？

　　蒋多多：可能和喜欢武侠有关，穴位啊什么。因为看到政治课的题上有一个关于中医的报道，说现在药很多，但是真正制成药品的不是中国人。明明是我们自己的资源，为什么让外国人赚钱？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吗？

　　蒋多多：要看放在什么位置，现在谈这个有点天方夜谭。

　　人物周刊：你知道现在这个事情有多大影响吗？

　　蒋多多：不知道，有多大啊？这里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平时不是挂号信或者录取通知书的话，根本不会送上门，要去几里地外的小店里拿。这之后，有个北京朝阳区的什么出版社说让我把稿子寄去看看，现在屋里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人在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