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结束之后,作文试题都毫无例外地引起巨大争议。作文在整个高考试题中,分数比例最大,又最接近中国考试传统,考察中文写作水平,自然国人尤为关注。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古代文学的“载道”与“言志”的源流。大体而言,前者重名教,后者重个体。他特别鄙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因为“道”载得太多太重了。古代科举也是如此,动辄就是“士之失位也”这样的题目。
高考作文延续了古人“文以载道”的传统。恢复高考这三十年里,作文题目日渐靠谱,但总体上并不能让大家满意。似乎每一个考生非得正气凛然、深明大义才能看得懂考题。稍微心术不正者,都无法领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组织期待。姑且先讲几桩案例,看看我们的作文题有多么让人抓狂。
被自杀型考题
1977年,刘学红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全文上了《人民日报》,她也考入北大新闻系。
1980年代初的作文,内容多是拨乱反正之类的主题。文末总不忘加个尾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云,到处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等。有个学生到了1988年写作文,还不忘加上“在伟大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云云。文革多年的折腾,使得当时的中学普遍缺乏好语文老师,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下,雷同的作文太多了。
1984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目,恰好就要求考生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写议论文。中学作文课几乎是很多同学的梦魇,许多人楞是靠背范文才能写。但要是按照这个真实情况写高考作文,恐怕太危险了,没人愿意拿前途来开这种玩笑,大家只好在作文里大肆吹嘘老师如何认真、作文课如何声情并茂云云。
1993年的考题是让学生写一篇广播稿。内容是帮同学补习功课该不该收钱。这简直是让学生对市场经济表态,其中还有对新闻舆论的理解,难度比较大。说实话吧,似乎人品有问题,说假话吧,又觉得太假,被老师看出来不好,棘手得很。
意识形态挂帅型
1983年的高考题用了漫画材料,“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挖”,成为“漫画作文题”的经典。
1987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是让大家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写一篇短文,给的材料是某小学办了游泳班。说实话,理论假如能够指导实践,那简直就是理论的失败。改革开放到1987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政策,都是先有实践再有总结之后才出台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没什么理论可以指导,到1992年才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大背景自然与学生的关系不大,但“实践与理论联系”这种问题是一个哲学命题,拿来考中文水平,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七八十年代的有些考题,语文课先考一遍,政治课再考一遍,对学生形成的是双重折磨。 与此类似的是1978年的安徽作文题,要求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改写成短文。抛开这个题目不看,改写的确是对中文水平的考察,但这篇材料却选得有点保守。1977年黑龙江的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政治挂帅的作文题,到了80年代后期才消失。
童话寓言型
启智型的童话寓言做高考题,让人觉得矫情。
按说18岁的人了,连《读者》这样有深度有意义的杂志都该抛弃了,可是高考作文经常拿一些小兔子大灰狼来出题考大家。童话和寓言虽然适合3到90岁人群阅读,但并不适合拿来做考题,因为这并不能履行考察学生中文水平的任务。
1995年,让学生写“麻雀与燕子”的对话,这让人觉得很矫情,好像下班回家给孩子编故事一样。近些年的高考生,童年看的都是日本、美国动画片之类的,对大灰狼和小兔子的故事早就厌倦了。结果2006年河北广西的考题还出来老鹰抓小羊的故事。
现在的中学生,平时都在看《南风》、《希望》这类杂志,里面早就讲述了各种人性的丑恶,他们的经历已经很丰富了,老拿童话或者寓言出来讲述虚构的东西,不显得太不与时俱进了么。出题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恒源祥的“羊羊羊”的广告普遍被人唾骂,就是因为太土。
铸造伟人型
高考作文究竟是考写作能力还是检查道德水准?2001年高考作文“诚信”,不少考生因为“立场没有站对”而跑题丢分
李宗盛的“你我皆凡人”,真是至理名言。是凡人,就会有私心,有不爽,会扯淡,会撒谎。虽说教育的目的与之相反,但也不必在高考中继续灌输。从小就被大人教导要诚实、要善良,到了18岁考试的时候还要去论述这个诚实善良,真让人气不打一处来。比如2001年全国作文试题“抛弃诚信”就是如此。还有今年两个省都是“诚实善良”,一点新意都没有。拜托一下出题老师,这是两千年前孟子的话题啊,即便是在科举时代,“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不知考过多少回了,难道就不怕考生押题么?如果非要显示自己智商不行的话,能换个不严肃的场合么?
类似的题目还暗示学生不要贪财,要有理想,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等等。1998年高考,题目是“战胜脆弱”,看了让人很抓狂。有当年的考生怒了:哥们儿就是个孬种,脆弱得很,平时拉个肚子都觉得自己患了胃癌要死了,就是战胜不了,这如何写呢?假如真这么写了,估计高考也完蛋鸟。这种励志类的题目不胜枚举,诸如坚强、信任、宽容等等。与其这样励志,不如让考生去写《大长今》的剧评。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植树节的树都活了下来,那么中国现在应该遍地是树,包括每家人的炕头和厕所。教育也是这样,如果中国教育是成功的,那么全国人民都该是甘地或者特蕾莎修女才对。我们的教育是伟人教育不是凡人教育,这很要命,因为凡人总是大多数,这会严重挫伤孩子的积极性。
不知所云型
有些高考作文题目太考验学生的想象力了。
有些题目,出题老师自己都未必能写。比如2004年上海的作文题,以“忙”为话题写一篇文章。看到这个,估计学生想杀人的心都有了,肯定在心里问候了几百遍相关人员的亲属。太过分了,古代科举考试,出的题虽然短,好歹还有个来源,有个出处。分析起来至少不会太离谱。2008年历史又惊人重演,上海的题是“他们”。这要搁在古代,秀才们要造反的,会上访说试题太偏。上海这两个题,太容易导致考生跑题了,不大公平。
比如2005年湖北的题目,谈谈对人生事物的看法。要是直言不讳,谈谈一下对高考作文题的看法,估计也会嗝屁掉,连专科院校都考不上。2006年天津的题目也是这样,愿景。这可是连战爷爷从台湾带来的新词,如果不了解时事,就会不知所云。还有直接把广告语搬到高考的,如2007年辽宁省的题目,“我能”。这也太雷人了吧。而且,这不是硬逼着考生抒发雄心壮志吗?可以想见,出来的作文又是八股满天飞。这些属于太过与时俱进的状况。
结语
1904年,晚清最后一次科举,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者孰为最急策?它最大的优点是,不涉及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这种试题的水平,如今就达不到。比如1956年的作文题是“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这是一个已经有答案的肯定句,没有任何可以发挥的空间。假如你说不幸福,很可能立刻被请出考场。
一言敝之,作文应该考察中文水平,不是考察道德水平与政治思想水平。作文里面应该剔除政治与道德的因素,让学生来纯净地展现自己的文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