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天津爆炸事故仍旧有信息不明之处。但事故激发的祈福与感动不可避免的导向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欲望。怎么做能够帮助到受事故影响的人，不同的人群分别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不知道；每一项工作需要多少资金，谁有能力来执行这些资金，依旧不知道。无论多少个不知道，都阻止不了逼捐群体又一次的盯上了富人，尤其是，像马云这样富可敌国的人怎么还没捐款。
曾经，我们有一种捐款叫行政逼捐，往往一地行政部门发文，号召大家捐款，而企业和名人也乐得配合，将捐钱通过媒体变成秀场。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普通人得到了新媒体的赋权，“行政逼捐”演变成模仿主流来解构慈善，倒逼他们视为主流的企业和名人出钱。
这样逼捐的功力相当了得，在一轮又一轮的企业捐款排行榜和名人捐款排行榜轰炸下，多少人不得不顺从舆论。而每一次逼捐的成功，都成为庶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胜利。在这场对主流成功复仇的慈善逼捐浪潮中，普通网民带着善良的愿望，以为帮助了灾民。
逼捐的网民为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战绩笑得合不拢嘴，真正的赢家笑而不语。一家企业高调认捐亿元，顺应逼捐浪潮的广告策划随后带来更丰盈的回馈。至于网络逼捐资金的最终去向和用途，大家似乎并不关心。
对任何一场灾难而言，有更多的民间互助永远值得期待，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捐款多多益善，捐款到位时间越快越好。但如果逼捐仅仅止于欣赏富人出血，而不关注最终的效果，其成果无疑是事倍功半。事实上，慈善更多地应该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事业，公众的关注点，本该落在平时的慈善机制，让他们眼中的富人们，视慈善为日常的责任，而不是刷存在感的“规定动作”。
以帮助弱势为名而发起的逼捐，不能真正帮助到弱势群体。逼捐群体日渐成为公关公司与官办慈善的左膀右臂，如此大的笑话，还是早早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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